《克里姆林宫盗宝案》[苏联] 尤·克拉洛夫

译者的话

引子

第一章 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

第二章 列昂尼德，我们不是罗特施尔德！

第三章 西特洛夫卡市场上的“首席部长”马霍夫

第四章 来自彼得格勒的“货物”

第五章 莫诺马赫的披肩和修士大司祭的好心肠上帝

第六章 无政府主义青年联盟主席谢苗“同志”

第七章 三名“油漆匠”；或在“天涯海角”见面

第八章 钻石窖

第九章 冬天室内有苍蝇——肯定有死人

第十章 尾声

译者的话

　　苏联作家尤里·克拉洛夫写的《克里姆林宫盗宝案》一书，曾荣获苏联作家协会全国竞赛奖和内务部苏联民警优秀文艺作品奖。该书在苏联被誉为历史惊险小说。

　　本书描述了一九一八年一月发生的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克里姆林宫里珍藏的国宝被盗的曲折侦破过程。当时十月革命刚刚成功，为巩固新政权，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法令，其中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法令”。该法令宣布教会同国家分离，教会财产归人民所有。这无疑是对沙皇统治人民的工具——被奉为国教的东正教的致命打击。教会迅即号召教徒与布尔什维克拼一死活，流血殉教。正在此时克里姆林宫里的东正教牧首法在圣器室收藏的一大批举世稀宝被盗。这更加激起了教徒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各种黑势力——在革命战火中趁机活跃起来的刑事犯罪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也倾巢而出，企图把珍宝盗为己有。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为了击退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疯狂进攻，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尽量把党内最优秀的人物派到肃反委员会去工作。他们思想坚定，忠于革命事业，不惜牺牲生命，来履行自己保卫干月革命成果的义务。书中主人公科萨切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个肃反工作者，他临危受命。多智善谋，利用黑势力之间的矛眉，将计就计，排除干扰，将破案工作推向前进。科萨切夫斯基经过大量仔细的调查，并充分发挥旧刑警的作用，终于逐次拨开疑云迷雾，查到了盗宝的刑事犯罪分子。但在前去逮捕归案之时，该犯已被人杀害，案子又堕入云雾之中，斗争更加复杂、尖锐……

　　该书虽然以侦破为线索，但全书却没有局限在一个案子上。作者通过对克里姆林宫盗案案侦破过程的描写向读者展现了苏联十月革命刚获成功后的艰苦岁月，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各种力量的较量。当读者读完这本书时，将会增长不少历史知识，受到教益和启迪。

　　由于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编辑对书中一些累赘的段落略有删节。

引子

　　一九一八年一月。就在这个月里，人民委员会［于一九四六年改为部长会议］在《消息报》上公布了“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法令”。

　　法令中规定。

　　1．教会同国家分离。

　　……

　　9．学校同教会分离。

　　……

　　12．任何教会和宗教团体都不再享有产业权。取缔其法人地位。

　　13．在俄罗斯境内的教会和宗教团体的全部财产归人民所有。

　　供礼拜敬神专用之建筑物及一应设施将按照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特别规定拨归相应的宗教团体无偿使用。

　　其后不久，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俄罗斯新闻》刊登了俄罗斯正教会［全世界东正教十五个自主教会之一］主教公会［为最高神职人员组成。有权决定教会重大事宜，任免各区大主教和主教，一九一七年后，牧首制恢复，主教公会成为牧首的咨询机构。归其指挥。——译者注］针对这个法令发出的呼吁书。

　　呼吁书上写道：东正教【自称信仰正统的基督教教义。一Ｏ五四年在基督教会原有的东西两派公开分裂，正教以东派为主体，故称东正教】的善男信女们！

　　亘古未闻的怪事在我们神圣的俄罗斯发生了。那些掌握着权力自称为人民委员的人们，是些异教徒，其中的一些人根本就不信仰任何宗教，却发布了被其称为“信仰自由”的法令，这实际上是公然迫害教徒的暴虐行为。

　　如果这道法令付诸实施，或是部分地付诸于实施，那么，全部奉献给上帝的教堂和神殿及其圣物和珍宝将从你们手中夺走；将从圣灵的神像上摘走金银宝饰，敬神的圣器将被铸成钱币或其他物品。到了那时，钟声沉寂，圣礼绝迹，就如同在莫斯科或者彼得堡已发生了的那样，将不再为死者举行教堂葬仪就把他埋入地下，在东正教的墓地上还将葬下随便什么人的尸骨……

　　东正教徒们，团结在自己的教会和牧师周围，所有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孩子，全部团结起来吧！结成联盟去保卫本来就属于你们的、世代相传下来的圣地和圣物……

　　请公开发表声明并用行动表明自己在追随上帝和最为圣明的吉洪牧首【１８６５－１９２５年】俄罗斯正教会第十一任牧首。牧首也称宗主教和总主教，系东正教最高首脑，地位相当于天主教的教皇。——译者注］

　　宁可流血殉教也不让敌人凌辱东正教……

第一章 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

　　一

　　当值班员向我报告汽车已来到时，我把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局长的电话记录又看了一遍：“……牧首法衣圣器室失窃物品清单一时还整理不出来，但是据负责守护法衣圣器室的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和格罗兹依省的米哈伊尔大主教讲，损失约几千万金卢布……反苏维埃分子散布谣言，说法衣圣器室收藏的东正教圣物被盗，有基督耶稣的长袍和圣母像上的一部分金银宝石的镶饰物。这招致情绪激愤的居民蜂拥而来，围住了法衣圣器室，很可能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和动用私刑，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所以我请求采取紧急措施……”

　　勿庸置疑，刑事侦察局局长本人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照他看来，此事应当由民警局的苏维埃主席处理。

　　“克里姆林宫警卫队已经封锁了法衣圣器室了吗？”我问值班员。

　　“我不知道，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同他们怎么也联系不上。”

　　“那么，杜博维茨基已经到达出事现场了吗？”

　　“同样也不知道。”

　　“那你知道些什么呢？”

　　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叹了口气，就把我扔过去的电话记录放进一个蓝色卷宗里。卷宗的封面上印着一行字：“莫斯科市市长办公室”。值班员的报告也好，卷宗也好，都转交给了我们，接受了一份不怎么样的财产……。

　　我命令把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情况用电话通知民警局苏维埃主席霍恰洛夫后，在阿尔秋欣陪同下出了门。

　　天色朦胧，但此起彼伏的钟声已响彻整意逼人的晨空，在召唤人们去做早弥撒。风儿带着钟声掠过特维尔广场的上空，掠过黑压压的光秃树林，掠过尚未拆除的街垒。

　　“咚……叮咚……叮咚叼咚……”

　　风卷裹着垃圾和夜里落下的雪片击打着结了一层冰的鹅卵石路面。

　　寒冷，忧郁使人不快。穿着军大衣在莫斯科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红色大楼前的大地旁站岗的士兵都要冻僵了。在特维尔广场对面的斯科别列夫［（１８４３－１８８２年），俄罗斯军队的将领，他继承了苏沃洛夫的训练军队方法。］铜像上结了一层冰，他高举着马刀凝视着士兵。

　　“要我帮一把吗？”阿尔秋欣问司机道。司机正在那儿摇动马达摇柄，已有十分钟了。

　　“用不着，我对付得了……”小伙子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又接着干。看样子没指望了：一只大黑猫斜睨着汽车，从容不迫地穿过了马路。

　　“你乱窜什么！”阿尔秋欣有点冒火了。

　　莫斯科苏醒了，一会儿这家，一会儿那家的窗户里透出灯光。满载着劈柴的有轨电车的小轮子发出轧轧的响声。一队赤卫队员经过将军铜像前“德累斯登”饭店走去，清扫工人慢吞吞地走上大街，聚在就近的一家住宅门前懒洋洋地聊天。从这座楼房的阳台上醒目地悬挂着一张极端无政府主义者的宣言书。

　　“清扫工们，大搞无政府主义吧！”它号召道，“看门的弟兄们，大搞无政府主义吧！”“囚徒们、扒手们、杀人犯们、妓女们！

　　生活在黑暗中的儿女们将成为光天化日下的英豪……大搞无政府主义吧！”

　　从那些将要成为“光天化日下的英豪”的清扫工那虚肿的脸上露出的表情看，与其说他们对无政府主义问题感兴趣，倒不如说更对喝上几口酒更有兴致。有几个惯于俯首听命的清扫工用铁锹懒洋洋地铲刮人行便道。

　　实在忍无可忍的司机变着花样儿的骂了一通。这阵痛骂好象降服了汽车发动机的反抗，马达呼噜呼噜地响了起来。

　　“可以走了，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司机说，“只是请您把烟掐灭，免得引起爆炸。这可不是一匹马——是机器。”

　　阿尔秋欣的个头很高，身材魁梧，肩上垮着一支短枪，他给我打开车门，“请吧，列昂尼德·鲍利索维奇。”

　　这位西伯利亚人的动作很得体，他毕竟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副官。

　　“穿过斯达列什尼阔夫大街，然后沿大德米特洛夫卡往前开吗？”司机问道。

　　“是的，”阿尔秋欣肯定回答道，“怎么能走特维尔广场呢？难道蹦过去，路面全都翻浆了。应当让庄稼汉来干，换下那些不爱劳动的小市民。庄稼汉们会一下子把路都铺好的。可这些人能干什么呢？连钢钎子都握不住……”

　　说实在的，克里姆林宫离得很近。然而，阿尔秋欣却认为，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外出办公事，那一定要乘坐小汽车，何况这部车子在十二月份就拨给我们了。

　　“请按喇叭。”他向司机命令道。

　　“为什么要按喇叭？”

　　“壮壮声势嘛，傻家伙！”

　　司机按响车上的电动喇叭，这时德米特洛夫卡大街上响起一阵喇叭声，以致站在某机关门口打瞌睡的哨兵猛地抬头四下张望，立即站得笔直，持枪立正。

　　“这才象我们的人！”阿尔秋欣满意地说。

　　红场上人很多，在伊维尔圣母小礼拜堂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信奉上帝的人们独自或成群结队地朝敏柯尔斯基大街和卡赞大教堂移动着。被炮弹打破的斯巴斯钟楼上的指针停留在三点三十五分上，对它来说时间已经停止了……

　　安装在克里姆林宫城墙上的探照灯全都关闭了。展开双翅在高空飞翔的双头鹰，落在钟楼上，它在啼听教堂的钟声，不怀好意地睨视着高大墓碑上的纸花、花圈和黑红缎带，这里安葬着去年十月死去的人们。据说，每逢夜晚，有些不安分的魂灵就在广场上游荡。吓唬那些畏敬神明的居民……

　　汽车的前灯照亮了领着两个孩子站在墓地旁的老太婆，几个女人和一个持枪的赤卫队员。城墙上有一条红色标语，上面写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者永垂不朽！”字迹已模糊不清了。

　　我们来到了斯巴斯钟楼。在挂着小红旗的旗杆旁边，在基督耶酥圣像下面点着一盏神灯。阿尔秋欣赶忙摘掉头上的帽子。在胸前划着十字。司机以责备的眼光望着他。

　　“同志，上帝是不存在的！”

　　“你不说，我也明白。”阿尔秋欣严厉地说道，继续在胸前划着十字……

　　二

　　克里姆林宫警卫部队的战士们从教堂广场把伊万雷帝教堂、钟楼和费拉列托夫妇配殿包围了起来。自动聚拢来的人群用粗野的话骂娘，他们一边向卫队士兵逼近，一边用挂在皮带上的小锤，尖头木棍和铁棒子进行威吓。

　　包围圈稀松不严，如果没有一辆灰色装甲车压阵的话，人群冲破它是不成问题的。这辆装甲车不很惹人注目地停在钟王那宏伟的基座旁，两挺机关枪也还顶用，只要机关枪稍微一摆动，人流立即向后退缩，在士兵警卫线的前边露出一块宽阔的空地，空地上的雪也被踩结实了。这些自动聚集的人们并不知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武器库里连一条机枪子弹带都没有，更不知道装甲车上的机枪早在十月起义时被士官生们毁坏了……

　　从站在装甲车旁边的人群中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局长杜博维茨基，革命前他是个律师，另一个是后脑勺上扣着

　　顶海龙皮帽的胖子，美术史教授卡尔塔绍夫，通常杜博维茨基总是邀请他担任法定鉴定人。

　　“早上好，科萨切夫斯基先生，”卡尔塔绍夫若无其事地同我打招呼。

　　教授属于那种在他人不快中依然能为自己寻求欢乐的人。狂怒的人群、士兵、装甲车，当然还有耸人听闻的盗窃案，而明天所有的报纸都会大肆渲染这桩案子，这一切都使他开心。

　　杜博维茨基则与他截然相反，他的举止得体，表现出痛心的样子，这符合他的官员身份。他握住我的手同我问好。从杜博维茨基那焕发的面容，精心修饰的鬓角和俏皮的山羊胡子，可以看出，他不仅睡眠充足，而且有足够的时间注意自己的仪表。他身上散发着一股名贵的香水味——这是每一个上层人物必用的奢侈品。

　　我问了一下，长袍和金银衣饰是否确实被窃。

　　“哦，没有，”卡尔塔绍夫诙调地叹了口气说，“东正教徒们没有破产！只是精制的匣子被盗走了，而圣物却扔下了……”

　　我同卡尔塔绍夫谈妥了，请他列出最珍贵的物品清单，我又问社博维茨基是否勘察过法衣圣器室里的作案现场。

　　“还没有去过，想先等您来，”他解释说，“不过，我们的人已经在那儿工作了。顺便我向您提一个要求，列昂尼德·鲍利索维奇，请您同警卫队交涉一下……”

　　“交涉什么？”

　　“关于士兵……装甲车……说实在的，这种军事气氛没有必要，它只会使那些本来就激愤的教徒更加狂怒了。”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不正是你本人请求采取措施对付这些教徒的吗？”

　　“那时我还不知道，匪徒们没有动长袍和衣饰。而现在，弄清楚了……”

　　“难道还没有对他们，”我用头指指人群说，“讲清楚这个情况吗？”

　　“当然讲过了。警卫队副官已经宣布，圣物受到保护。”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不相信，”杜博维茨基说道。他上豫了一下，又接着说，“警卫队副官在他们中间没有威信。”

　　“那么，请允许我打听一下，谁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呢？’

　　“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杜博维茨基带谦意地说，“我已经同他谈过了……”

　　“那又怎么样呢？”

　　“荣幸的是，我把他说服了。他可能会使人们安静下来……他是可以信赖的……”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指望的只有机关枪，维塔利·奥列格维奇。”

　　杜博维茨基机灵地躲开了扔过来的石块，耸了耸双肩。

　　“悉从尊便。”

　　从我背后突然钻出来一个穿着黄狼皮大衣和戴夹鼻眼睛的人。他毅然地说道：“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我做为《俄罗斯新闻》的采访记者，”他递过来记者证，“想对您提一个问题……”

　　“如果允许的话．还是让我先提一个问题，你是怎样穿过警戒线的呢？”

　　穿皮大衣的人受宠若惊地咧嘴笑了。

　　“我向您直说，这并不太难，只要机敏一些……”

　　“那就请你再显露一下自己的机敏，照原路返回，这会更容易一些。”

　　“我表示抗议！科萨切夫斯基先生。”

　　“这是很自然的。”

　　“请允许……”可是，阿尔秋欣己亲自把他交给了临近的一个战士。

　　4杜博维茨基以不赞同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场面，皱起了眉头。

　　“太冒失了，列昂尼德·鲍利索维奇。不管怎么说，他终归是《俄罗斯新闻》的记者，代表着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当然罗，关于这家报纸的“纯洁特性”是可以争论一番的。但这又有什么用呢？要知道、杜博维茨基不仅把《俄罗斯新闻》，而且把他自己也列入超出党派之争的知识界。革命前的律师认为，目前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应当把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并引导他们……可是引向何方．杜博维茨基却不大清楚：引向世界性的基督教组织，引向共产主义，还是引向由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授掌权的君主立宪制。

　　一九一七年夏天，临时政府当权时他被任命为刑事侦察局局长。而现在因把刑侦工作搞的一团糟，而结束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问题，我们以后再谈，维塔利·奥列格维奇，而现在，请费心给我介绍一下案情。”

　　“对，对，那当然了，”他连忙说道，“全部犯罪活动暂时还没有搞清楚，不过……”

　　据杜博维茨基说，昨天下午法衣圣器室的执事，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在值班侍者，承包工和两名工匠的陪同下前往法衣圣器室，大门上的封条，锁头完好无损。

　　可是，当执事走近放在门旁的一个散了架的框子时，这正是要修理的框子，发现了玻璃碎片。他向壁龛奔去，置在壁龛外面的厚玻璃被打的粉碎，壁龛是空的。这时，值班侍者也喊叫道，第一和第二小室中间的门被毁坏了。

　　经查，原先装着十字架、香炉和镶宝石的圣母小像的八角形玻璃柜空了。盗贼把橡木框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层小格和靠墙放着的玻璃柜、铁皮箱内以及五斗橱内的物品洗劫一空，五斗橱里装着乌斯宾大教堂的珍宝，其中也有东正教的遗宝。

　　“为什么不在昨天，而是今天才把有关被盗的情况向苏维埃政权报告呢？”

　　杜博维茨基无言对答。

　　“修士大司祭，”他说，“是在早晨四点钟左右往我家灯电话报案的。我到了这里之后，才知道了被盗情况和时间。”

　　“你讯问过修士大司祭吗？”

　　“没有，我认为，这不大会适。”

　　“那么，你认为侦破盗窃案合适吗？”

　　“看您说的，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从值班侍者，承包工和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克贝尔那儿取了口供。我看，这足够了。”

　　“最后去法衣圣器室的是哪些人，在什么时间？”

　　“这很难答复您。”

　　“修士大司祭在这儿吗？”我问道。

　　“当然在，列昂尼德·鲍里索维承 我觉得，从他哪儿再了解不到什么情况了，盗窃案发生后他很不安。”

　　我派阿尔秋欣去找修士大司祭。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他。修士大司祭同一位年老的修士站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他身材很高，体格匀称，长的很漂亮，有点儿象画中人。他那蓝色的眼睛严峻而又平静地凝视着远处，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为什么今天您才把被窃的事报告民警局呢？”我问道。

　　“这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如同世俗社会一样，在教会的教阶体制［指东正教神职人员的等级和教务管理的体系和制度。不同等级的神职人员在举行圣事时具有不同等级的“神权”，在教务管理上也是如此。］里也存在着从属关系。”他沉着并令人信服地解释道，“因此，在我获知被窃情况后，我认为，有责任首先向大主教报告，并遵照他的指示行事。”

　　“就是说，是他不同意您立刻向我们报告的了？”

　　“您过急地下结论，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显而易见，大主教并没有表示不同意。发现被窃时他不在这里，他到兹维尼戈罗德去了。我紧急打发信差到他那儿去。我一接到至圣的主教大人的指示，立即就给杜博维茨基先生打了电话。

　　“您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去查看法衣圣器室？”我觉得，他有些发窘。不过，可能，这仅是我的感觉而已。

　　“过多的去那儿查看，我认为，没有必要。”

　　“看来您错了。”

　　“我准备在上帝和僧侣代表大会面前承担自己的过错。”

　　看来，季米特里相信上帝和主教公会是不会对他兴师问罪的。顺便说一句。如果我处于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会宽恕的，因为查看法衣圣器室未必就能防止被盗。同时对自己的职守掉以轻心，这也完全不象季米特里的所作所为。

　　“您怀疑是谁干的呢？”

　　“我的教职不允许我去怀疑任何人。”

　　“失窃物品的清单列好了吗？”

　　“看来，列出来了。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克贝尔正在做这件事。”

　　“您完全相信他吗？”

　　“克贝尔在法衣圣器窒的首饰加工广里已经干了二十多年。除此……”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就停住了，两眼向上看。

　　一个人双脚蹬着粗花纹的墙壁，顺着排水管往下滑动。挂满了冰柱的铸铁皮吱咯作响，一些碎铁块在下脱落……

　　“这是怎么回事。”

　　“这好象是沃尔任宁，”杜博维茨基不大肯定地回答道。

　　“沃尔任宁是谁？”

　　“一个水兵……他是我们的侦察员、”

　　在离地面还有二米多高的时候，沃尔任宁两手悬空跳了下来，穿着毛袜子的双脚轻轻地落在地上，看来，皮靴子放在法衣圣器室里了。他走到我们跟前，咧嘴一笑，露出了金牙。他开玩笑似地作了自我介绍：“革命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光荣和骄傲，尼古拉·谢沃斯季亚诺维奇·沃尔任宁。”

　　杜博维茨甚不悦地摇了摇头。

　　“哎，为什么要顺管子滑下来？有楼梯嘛……这可不太好。”

　　“做个实验，杜博维茨基同志。”

　　“做什么实验？”

　　“验证一下，看看那些盗窃法衣圣器室的家伙是否有可能使用缩帆带［拉紧或放松船帆的绳子］。”

　　“原来是这样！”

　　“稍歇一会儿，我再爬上去。”

　　“你会把脖子摔断的，”我说“我劝你不要去冒险，碰运气。”

　　他对我挤了挤眼，用手掌抿平被汗水浸湿的额发。

　　“运气——可象个好心的女人！”

　　“那要看对谁啦……”

　　“当然是对海员。她永久地爱上了我，我同她相爱可不是头一年了。好了，我们上边见！”

　　杜博维茨基目送着水兵，闷闷不乐地说，“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您瞧，我们就是同这样的干部一道工作啊！”

　　我同意他这个未说完，但有所指的评语。当我参加解除第二舰队的无政府主义水兵的武装的战斗时，曾在彼得堡见过类似的“水兵兄弟”。不过，杜博维茨基不能指望我对他的同情，即使他的看法是对的，我仍然不能消除自已对他的反感。

　　沃尔任宁象猫似的灵巧地顺着排水管往上爬。看来运气确实和他有缘分……

　　我转身对季米特里说：“您是否陪同我们去察看一下，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如果有必要的语……说实话，我还要去教会事务管理处一趟，那里在等我……”

　　“那我就不打搅您啦，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修士大司祭走后，杜博维茨基惊异地问，“您早就认识司祭大人吗？”

　　“至少有二十年了。他在中学任教时，我在那儿念书。他的俗名叫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舒金。”

　　“翘鼻子的水兵真的爬上去了！”传来了阿尔秋欣的喊叫声，“真是只好猫！”

　　我们仰着脸朝上看去，沃宁任宁的身影显得很小，他朝着我们挥了挥手，钻进了楼角处的窗口。

　　“狗崽子，”我暗骂道，然后说，“你很走运呀，维塔利·奥列格维奇，给你派来了一个多么能干的小伙子。”

　　“那还用说，那还用说。”他赞同道。

　　三

　　我们从散了架的柜子旁走过，柜子放在墙根下，用蒲包裹着。在昏暗的大厅里散发着一股霉烂的气味、土腥味、灯油味和什么东西烧焦了的气味，黑乎乎的石头墙壁上满是烟灰，脚下的碎玻璃咯吱作响，地板上全是玻璃碎片。在离长方形的神龛不远的地方堆放着一团绳子和帆布，还有一些烟头，锤子，被砸扁的镀金酒杯和一个瓶子里面装着半瓶子液体。

　　“看来，匪盗们是在这儿包扎被窃物品的。”杜博维茨基指出道。

　　“我总是非常钦佩你的洞察力，维塔利·奥列格维奇。”

　　他的脸胀红了，不知所措地掏出了烟合，可又把它放了回去：在法衣圣器室里禁止吸烟。

　　“你爱吸烟？香烟和香水一样都是高级商品，我好久没有吸烟了……”

　　离窗户不远的地方堆着一堆揉皱了的锦缎被褥，天鹅绒和丝绸被子。法衣圣器室执事的助手，一个头戴褪了色的法冠的麻脸修道士赶忙把灯送了过来，其实没有灯光也能看得清。这里有：绣满了风信子图案的高级僧正的长袍，前胸上还装饰着写有古代经文的天鹅绒绣衣；用金线绣制的方巾［用来复盖祭坛上的棺柩模型的布］；几乎有一人高的头部开口的古希腊袈裟；东正教主教的法衣以及圣职证书。

　　过去在宗教学校考试时，我被这些宗教服饰折腾得晕头转向。主考人是个诡计多端的瘦老头子，他不停地打着嗝，出于某种想法，或许只因生性恶毒，一定要使我考不及格。

　　“法衣表明什么，它是神甫穿的吗？”他活象个问号似的，弯下腰，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当士兵们嘲弄救世主耶稣的时候，”我胡扯道，“他们给他披上一件头部留个小孔的衣服，把脑袋露出来。后来为景仰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教会认定那件衣服是圣物，它提醒教士们，在他们履行圣职时，它是代表上帝的，在处理一切事务时——代表着真理。”

　　“教士穿上法衣的时候应当说些什么？”

　　“赞美歌的歌词是：主啊！圣明的主是真理的化身，圣明的主给人间带来欢乐。”

　　老头子不满意地打了一个嗝，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主教的法衣表阴什么？”

　　“根据西梅翁·索伦斯基的解释，那件法衣表明上帝的力量是万能的……”

　　老头子整得我汗如雨下，然而他给了我最高分。

　　不久，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舒金弃俗从僧，改姓季米特里。他很擅于把此类深奥的大道理灌入不大开化的宗教学校学生的头脑里……

　　有趣的是那个恶毒的老头子若是见到了这堆东西，会说些什么呢？

　　麻脸修道士吃力地跪在地上，从衣服堆里扯出一件缝着项巾的锦缎法衣，表明它是大主教穿的。他用手掌托平锦缎的皱折，又吃力地站了起来。

　　“这是全俄第一位，最圣明的约夫大主教的法衣，”他说，“弄得这么脏了，渎神的人……金花被撕掉，花边也扯了，珍珠全摘光……”

　　“一共有十二颗大珍珠，每颗的重量都在十到十六克拉。”一个人用颤抖的声音轻声说道。

　　说话的这个人又矮又瘦，在瘦削的双肩上却长着一个不相称的大脑袋。他站在修士的身后。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他是怎样走到这儿来的。这使人纳闷，因为这里每走一步都会发出碎玻璃的响声。

　　“请问尊性大名？”杜博维茨基问道。

　　“克贝尔·费道尔·卡尔洛维奇。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拖地的斗篷。这副扮相使他象一个奇异的黑蘑菇。他戴着眼镜，面孔浮肿，两腮往下搭拉，两眼微微流露出痴呆的神色。我向他失窃物品的清单是否列出来了。他说清单已列出并将副本交给了卡尔塔绍夫。

　　“原件在你手里吗？”

　　“不在，”克贝尔说，“让刑事侦察局的人员拿走了。”

　　“他们现在哪里？”

　　“在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加工厂。”

　　“请你到那里稍等我们一下，我们马上就去。”

　　如同出现时一样，他又悄然无声地消失了。

　　“一个怪人，”杜博维茨基说道。一直沉默不语的阿尔秋欣突然插嘴道：“怪倒不怪，就是缺点儿心眼。在我的记忆里，象这样有点傻气的人都到边远地区开恳荒地去了。费道尔也不例外，只不过，这个人腿脚灵巧。”

　　我们穿过大厅，一路上听到的是碎玻璃的咔嚓声。

　　我们对拐角处的那扇窗子察看了好一阵子。铁栅栏被锯断了，金属护窗板连同大钉子都被拔了出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钟王的顶端和坐落在十二圣徒教堂斜对面的东教会事务管理处的大楼。

　　阿尔秋欣从地上拣起一段被锯断了的栅栏铁棍，上面还绑着绳子，这是一条两股拧在一起的大麻绳，挺结实。看来，那个锯断铁栅栏的人为了不掉下去，就用这条绳子拴住自己。而钉子是被他用长方木棍撬掉的，木棍扔在地上。他们用帆布包好珍宝后，再用绳子吊放下去。从岗哨的方向看不到这扇窗户。

　　“锯痕由下而上，”杜博维茨基仔细察看栅栏后，不容置辩地说。然而，做出类似的结论完全没有必要有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学历，甚止象我这样一个连杰米多夫高等政治学校都没念完的人，也能看出这一点。

　　“你们那里，除了沃尔任宁外，还有谁参加侦破这桩盗窃案？”

　　他报出了检察员博林和侦察员帕维尔·苏霍夫的名字。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博林是罗戈日斯科一西蒙诺夫斯基区的检察员，是位有经验的干部，早在上个世纪末他就在刑侦部门供职了。看来，他倾向于保皇党人，但这并不影响他忠实地为临时政府，后来又为苏维埃政权工作。因此当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清洗旧警察局人员时，把他留下了。至于那个帕维尔·苏霍夫，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位小伙子：布尔什维克，不久前当过工人。战争期间他在莫斯科指挥过一支队伍，同蒂尔曼斯工厂的赤卫队并肩战斗在库林斯基广场上。

　　就一个年轻人来说，苏霍夫显得有些严肃和腼腆，我喜欢他那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知识的渴望。他对一切都感兴趣：法律、养马、哲学、细木工活、神学和印花布的生产。他对书籍的崇敬就象信徒对圣像的崇敬。他在旧中学里读过五年或六年书，是十月革命后进入警察关的最有文化的干部之一。

　　“选择得不错。”

　　杜博维茨基很得意。他拿着那段“锯痕自下而上”的栅栏铁棍，颤抖着双手，小心用手帕去擦它。手帕散发出浓烈的香水味，阿尔秋欣打了个喷嚏。

　　“祝您健康［俄国民间习俗，对打喷嚏的人祝身体健康，犹如我国习惯说，“长命百岁！”——译者注］！”杜博维茨基迁就了文化低的革命群众的习俗，有礼貌地表示祝愿。

　　“谢谢，”阿尔秋欣也颇有礼貌地回敬道，然后用两个手指头很文明地　了一下鼻子。他从前线回来后，在托博尔斯克的皇宫里站了三个月的岗，并“透彻地研究了宫廷礼节”，他很看重那些“细小而含蓄”的礼仪。

　　“嗜血成性的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和他的皇后亚历山大·费多洛芙娜也是注重礼节的。”他婉转地说，然后用军大衣的釉头擦了擦鼻子。

　　“你想去珠宝加工厂吗？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杜博维茨基问道。

　　“一定要去，还要同你手下的人谈一谈。可能，除了锯痕这条线索外，他们还发现了什么……”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皱起了眉头，没有吭声。麻脸修道士领我们去加工厂。

　　正在桌旁切牛油的沃尔任宁懒洋洋地站了起来。

　　“不想吃点什么吗？”他嘴里的金牙闪着光。看来，他为自己的金牙自豪，绝不放过炫耀的机会。

　　“不想吃东西，我们正在办案子，”阿尔秋欣郑重其事地说，“你用贵重的黄金镶牙，你，翘鼻子的水兵，得省些钱取老婆。我们不需要镶金牙，那是旧制度的残余，解放的人们要把它连根铲除。”

　　沃尔任宁没料到会遭受如此的抨击。

　　“你这个蠢货，扛枪的大兵，去你的吧！”他骂道，“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镶金牙是为革命立了功而得到的奖赏，用它代替在血腥的激战中被敌人打落的牙齿。这是用征收来的黄金做的，不是为了摆阔气，是为了吃饭！”

　　正在忙于做记录的苏霍夫笑了，证实道：“他没撒谎。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也这样对我讲过。”

　　加工厂只占用了一间房，并不宽敞，尽管杂乱，不过还是挺舒适的。枝形吊灯，窗户上挂着窗帘，还有软椅子。墙上装着壁灯，在壁灯的前面是装满蓝矾和硝酸溶液的空心玻璃球。这里还放着一张木工台，正前方开着一个半圆形的缺口。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加工珠宝首饰的工具和设备：轧制金钱的拉丝板、金属尺、小铲子、钵子、卡尺和凿冲花纹用的钢棒。在另一张桌子上，就是沃尔任宁占用的那张桌子，放着一台象车床似的小机器，上面带有一个圆刷子，还有流体静力天平和液体比重计，对面墙下摆着一排低矮的橡木柜子。

　　那些矮柜子引起了我的注意，里面装满了土。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为宝石准备的，”有人贴着我的耳边悄声说道。我转过身子——是克贝尔站在我的背后。不知他从哪儿又钻了出来：也许是同开水壶里的蒸汽一起冒出来的；或许是从阿尔秋欣正在仔细打量的那个橱子里爬出来的。珠宝匠那个又重又大的脑袋在细脖子上轻轻地摇晃着，脖子实在难以承受它的重量，看上去他是付出了很大劲儿，才使得脑袋保持垂直。

　　“你在杂技团干过吗？”

　　“没有，”他说，“我没有在杂技团干过。我父亲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玉器琢磨加工厂里干活，后来在俄国的珠宝作坊里干活。而我一直当珠宝匠，没有在杂技团干过。”

　　“那么这些箱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克贝尔取出一块泥，用指头把它碾碎。

　　“您和我都是要死的，住何人都不免一死。然而，钻石却是永有的，”他说道，不是对着我说，而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交谈者对话。“我有幸见到过‘萨恩西’，用它装饰过大胆的查理①头盔。查理死后，一名士兵把‘萨恩西’从头盔上抠下来，一个荷兰盾的价钱把它卖给了一个牧师。那个牧师不识货，他又以半个荷兰盾的价钱把宝石卖给了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后来这颗宝石落到了葡萄牙国王安东的宝库里。享利四世和玛利亚·麦的奇②都占有过它……在沙皇弄到它之前，曾被收藏在贝尔利斯基公爵夫人的首饰匣里，批发商让·弗里德林的铁柜子里和工厂主杰米多夫的手中……这颗宝石经历过了上百个主人。这些主人的骨头早已烂掉，而‘萨恩西’至少有四百五十年了，它却仍然象刚诞生时一样，那么诱人、光彩夺目……”

　　【 ①大胆的查理：（1433——1477年）１４６７－１４７７年勃艮第爵．他曾企图把勃民第变成一个王国，与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争雄，在南锡附近与瑞士人作战时阵亡。大胆的查理死后，勃艮第国家即告瓦解。——译者注。】

　　【 ②玛利亚：（1573一1042年）法国女王，享利四世的妻子，享利四世死后（１６１０年），因路易十三年幼她便出而摄政。玛利亚·麦的奇的执政时代是中央政权衰落的时期。——译者注。】

　　克贝尔咧开没有血色的嘴唇笑了。看来使克贝尔异常满意的是，宝石的寿命大大长于人类的寿命。

　　“我们是在谈这只箱子，”我提醒了一句。

　　“对啦，我们是在谈箱子。”他同意道。“而我却在对您说宝石是永生的，这是真理、然而，某些宝石会老化和得病。不过，这不是指钻石而言。红宝石、绿玉、蛋白石、蓝宝石会失去本身的光泽。为了使绿松石恢复青春，就把它放进热肥皂水里或者让鹅把它吞下去。而巴西黄玉则要裹在面包里烤一下才行。不过，大多数宝石要用潮湿的泥土来治病。”这时，我象是弄懂了点什么。“泥土，”克贝尔继续说，“可以使宝石返老还童。呶，请看！”他把一块扁豆那么大的深红色椭圆形宝石举到我的面前，“请欣赏一下它的光泽和色彩。这是巴来红宝石，法国珠宝匠对这种宝石评价很高，它在罗马教皇的皇冠上占据荣耀的位置。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仅有三块这样的宝石。这块是用来装饰阿德里安主教的手杖的。三个月前宝石得了‘老年虚弱症’。我把它埋在土里，你瞧，就在这儿，埋在这一层里。我在土里还掺上了粉末，这种粉末是父亲留给我的，于是它又变年青了……”

　　“法衣圣器室被盗的时候，宝石就在这只箱子里吗？”

　　“是的，当然啦！”

　　“宝石没有丢吗？”

　　“没有。任何人都没动过箱子，也没刨过土。”

　　“盗贼中没有珠宝行业的内行，”倾听我们谈话的博林插了一句。

　　话虽不多，但已说明了……

　　“被窃的宝石大约值多少钱？”我问克贝尔。

　　不知他是在笑，还是在咳嗽。

　　“美，那是上帝赐给的，不能用金钱计算。请问，圣灵的圣餐、天空、星辰和太阳值多少钱呢？它们是无价的。”

　　“太阳、星辰和圣灵的圣餐不能陈列在珠宝商店的橱窗里，”我说，“珠宝商人对被窃的宝石肯付多少钱呢？”

　　“八百万，一千万，也可能会是一干二百万卢布，”克贝尔冷冷地说，“我不知道……”

　　当杜博维茨基得知有关“锯痕自下而上”的发现已写入现场勘察记录中时，就认为自己的使命已完成。他借口有急事

　　同苏霍夫和沃尔任宁一道走了，克贝尔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搞不清是走了，还是在空气中溶化了。

　　阿尔秋欣伏在工作台上喝茶。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茶。张开毛烘烘的粗大手指，大声地嚼着糖块。

　　“请问，你先要研究全部记录吗？”博林讥讽地问我。

　　“不，不用，首先我要同你谈谈。”

　　“悉听尊便。”博林冷笑了一声，斑白的小胡子向前噘着。他和杜博维茨基一样注意修饰自己的小胡子、他们同样注重自己的仪表。不过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仅到此为止。博林是没落贵族的后裔，看来，吃过不少的苦头和屈辱。与杜博维茨基不同的是，这位易动肝火的先生懂得发火的代价。

　　“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你报告，暂时还没有值得夸口的发现。”他说，“记录搞了一大堆，却用处不大。”

　　“罪犯没有留下痕迹吗？”

　　“不，我不敢断言。留下的痕迹足够十个强盗的。比如，我发现了手印。沃尔任宁先生关于栅栏上的绳结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那种绳结是水兵们专用的，被称为‘帆绳眼’。因此，可以断定．在盗贼中间，至少有一个人是懂航海的。仅就上述这些情况，你能下达什么命令呢？我们缺少一套刑事犯登记卡片。原来的卡片早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就被群众销毁了。我们的耳目也取消了。杜博维茨基认为，使用耳目对俄国的民主来说是耻辱……最后，请注意到临时政府宣布特赦后的莫斯科局势。我们不仅来不及逮捕刑事犯罪分子，甚至无法登记他们的罪行。我们无能为力。在革命前，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扒手，那么，他准不会参与抢劫活动；那一个是溜门撬锁犯，是专去住宅盗窃的专家。可是现在，扒手成了强盗，溜门撬锁犯干起了海盗……”

　　我让他把话说完，然后从衣袋里掏出表看了看。

　　“现在该听听我的了。你，尊敬的彼得·彼得洛维奇，一共说了十五分钟，”我用指甲敲着表蒙子，“整整十五分钟，几乎没讲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请听我说……”博林刚一张嘴，就被我打断了：“不，你先别说；彼得·彼得洛维奇！我深感遗憾，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你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要向自己的上级，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汇报情况。再有，请你注意，从现在起你将在我领导下工作，因为侦破工作已由我来负责。而我珍惜时间，不听你那些与侦破工作毫无关系的想法。”

　　一阵沉默。阿尔秋欣把茶碟放在桌子上。博林的面色苍白，然后又泛起一阵红晕。

　　“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抽烟，”我允许道，“听说，烟可以安神。”

　　我感觉到，这位旧警察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克制住自己。然而，他还是忍住了，这是多年磨练的结果。旧制度善于培养自己的官吏，甚至克伦斯基政府也未能使他们解体……

　　“是吗？”

　　博林从桌子上拿起一只用美洲绿木板制成的小匣子，里面衬着灰色压花锦缎，外面镶着象牙。在淡绿色的匣子盖上画着一个满面笑容的裸体女郎，一个又白又胖，象战前的小白面包似的爱情之神，正拉弓向她瞄准。女人的大腿修长而匀称，她的一只手屈于风俗遮盖着胸部，而另一只手在突起的岩石上支撑着。

　　“我希望这会给你，柯萨切夫斯基先生，提供些实质性的东西，不是吗？”

　　小匣子，确切地说，这是侦察人员在法衣圣器室里被打碎的窗子下面的雪堆里发现的碎片，它未被列入失窃物品的清单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此轻浮的画象竟然是法衣圣器室收藏的物品。

　　“你有何高见呢？”

　　“首先应当找到它的主人。象牙镶嵌技术极为出色，上面还有物主的徽记。”

　　“那么，这件事就由你来办理。”我看了看表。法衣圣器室执事的助手对我说，吉洪主教想见我。让俄国东正教的首脑人物等我可是有点失礼。

　　然而，同吉洪的会见却未能实现……

　　四

　　莫斯科的主教办事处的官员站在我写字台前几步远的地方。

　　“至圣的主教大人让秘书打来电话说，他对不能前来克里姆林宫深表歉意。但是，他很高兴明天能在他的特罗伊茨住地见到你。如有事转告，敬请吩咐。”

　　“请转告主教大人，我接受他的歉意，”我说，“还请转告他：民警局苏维埃大楼接待来访者的时间是从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哨兵会送他进来的。”

　　官员不知所措地看了我一眼。

　　“请弄点墨水来，瓶子里干了。”

　　“你要红色的吗？”他满有把握地问我，看来，他以为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们只喜欢红色。

　　“黑色的，它代表君主的颜色。再拿几张纸来。”

　　这次谈话是在那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进行的。我在那里一边等着主教的到来，一边就法衣圣器室被窃之事给苏维埃主席雷恰洛夫写调查报告。

　　这个房间与普通的办公室毫无差别。笨重的文具和在旧俄时必备的摆设——“宝鉴”占去办公桌的一个。“宝鉴”是一个三棱镜，上面贴着做为永久法律和法令的著名的彼得大帝的敕令。

　　“……如果人们都不守法，或者如同玩纸牌，愿出哪一张就出哪一张，那么，即使把法律写在纸上也是白费。世间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然而，某些现象尚存。一切邪恶将受到真理的惩罚。”

　　“宝鉴”上的那张写着法令的纸已经发黄，从二月革命起没有再换新的。

　　驼背仆人送来了墨水，倒进墨水瓶里。他确信，我不再需要其他东西后，就退出了房间，小心翼翼地在身后关上了门。

　　无论是调查报告，还是提纲，我过去都没写过。我搞过宣传，坐过牢，在集会上做过演讲，打过枪，可是写报告……尽管在我面前摆着克贝尔和卡尔塔绍夫的报告样本，我仍然是提心吊胆地去迎接这种陌生的工作。

　　“兹向您报告……”头一句话似乎还行，往下就越写越糟。我被那些烦人的“这方面”“那方面”“上述”“下述”之类的用语弄昏了头脑。我一连撕了好几张纸，而调查报告仍没写出来。

　　已经是下午一点了。我连早饭还没有吃，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正在倍尝创作之苦时，接到了雷恰洛夫的电话，他要我两点钟去见他。这表明，不是在两点半，也不是在三点，要在两点整，准时去见他。

　　有时，我觉得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整个生活就是为了反驳那句谚语：俄国人的每一个小时都要长一些。在他的概念里，这一个小时同德国人或者英国人的毫无差别，也同样由六十分钟组成。

　　一般来说，绰号总是暗示着一个人的某种不寻常的特征。雷恰洛夫以绰号“帐房先生”而出名，这是指他过分认真、守时和严于律己。

　　我们是在一九○四年认识的。当时他领导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而我和中学的同学们常去拜访他。不过我们交往从密还是在流放期间。

　　我参加了一九○五年十二月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武装起义，在斯托雷平反动派气焰嚣张之时，被控告有罪，有可能被处以绞刑。但是我很走运。两个证人在法庭上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而另外一个最危险的证人，则在出庭的前天晚上死。总而言之，我只被判处流放。

　　判决使审讯员大失所望。他审问了我三个多月，当然，他指望重判。那是个胖子，患有多血症，家庭里正闹不合，上司对他又有成见。而他又遭受到新的挫折……

　　“别难过，”我安慰他，“听说，在托波尔辛那流放的犯人象苍蝇似地死去。”

　　“您是不会死的，”他忧伤地说，“年青又健康，面色白里透红。您干吗不在那儿定居呢？那里是省会，知识分子又多，还有戒酒协会和中学……我本人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都清楚。如果您想知道的话，那可是西伯利亚的彼得堡。”

　　没有把我留在“西伯利亚的彼得堡”，而是打发到萨马尔斯克村去了。不过，我觉得那里的确是不坏。在多年的流浪生活之后，当监号变成了从事秘密工作的住所时，流放就变成了休息。我住在阿尔秋欣的父亲家里，帕尔芬季·萨佐诺维奇是位严肃而认真的男子汉。老阿尔秋欣开着一家手工作坊，他同儿子们和女婿们一起生产省里最好的车轮钢箍，以厚实耐用著称的雪橇滑铁和　轭——这些东西被称为“阿尔秋欣牌”产品。我也在这间作坊里干过活，那正是雷恰洛夫同新的流放伙伴一起来到萨马尔斯克村的时候。

　　当然，我马上把他拉到自己的住处。那是在早晨，而到晚上，当然我干完了活去看他时，房间已经变成了雷恰洛夫式的了；一件多余的东西也没剩下，只留下了必不可少的物品。墙上用图钉按着一张时间表（依我看，这些图钉是雷恰洛夫从莫斯科带来的，在萨马尔斯克村的店铺里买不到）。

　　“这是日程表，”他解释道，“为了不沉沦下去，应当立即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流放期间特别需要管束自己。”

　　“管束自己”是雷恰洛夫喜欢使用的一个词。

　　“正象你见到的，这上面一切都作了规定，”他说。确实，墙上的那张纸把一天的时间都预先安排好了：有做早操，吃早饭和在作坊里劳动的时间；有学习外语和政治经济学的时间；有同流放的同志交往联系的时间。最令我震惊的是，睡眠时间不是六个小时，或者说多一些——七个小时，而是六小时三十分钟。这三十分钟把我降服了。

　　“我给自己规定的睡眠时间不是六小时三十分钟，而是六小时三十五分钟。”我一木正经地开着玩笑。

　　“不，”他严肃地回答道，“多余的五分钟毫无用处，这已足够了。”

　　我毫不怀疑，这张划得整整齐齐的作息表迟早要作废，如果不是一两天，顶多也只能坚持一个星期。可是我想错了。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半年时间里，雷恰洛夫只有一次没有遵守作息时间。这事发生在二十岁的无政府主义者，美人儿罗扎·什捷伦准备从萨马尔斯克村出逃时。逃跑计划，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雷恰洛夫拟定的，他事先把意料之中和意料外的消况都估计到了。在我提前离开托波尔辛那时，我从他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

　　然而，十月革命后，雷恰洛夫更令我钦佩。他担任莫斯科市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后，坚守自己立下的规矩，毫不让步。当时国有化、没收、私有的固定财产转归公有、酗酒闹事、集会、游行、抢劫、盗窃和凶杀满卷着莫斯科。区苏维埃抱怨犯罪行为在增加，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公用征收部门要求把那些破坏商业法的店铺收归国家管理；住宅苏维埃坚决要求民警局尽快地把正在罢工的国家公务人员从公共住宅中轰出去；清洁工联合会申请发给武器……下指示、打电话、收发公文、长得犹如冬夜般的委托书、搜捕、例会、会议……

　　在市苏维埃的顶层阁楼里，原总督私印的餐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划着格子的大纸——民警局苏维埃主床的作息时间表。要求、指示、例会和各种会议犹如撞在花岗岩峭壁上的狂涛恶浪冲击在这张纸上，向四处散去。

　　雷恰洛夫在莫斯科是唯一善于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巧妙地支配自己时间的人。他用某种神奇的办法去完成一个民警局苏维埃主席必须要做的一切事情。

　　妒嫉，当然，是不好的，可是我妒嫉雷恰洛夫。

　　我重又看了一遍写好的调查报告。我觉得开头部分似乎还不错。我签了名，并写上了日期。

　　列·鲍·柯萨切夫斯基写给莫斯科市民警与苏维埃主席的调查报告（摘录）

　　……从附上的那张由珠宝匠克贝尔开列的清单中可以看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失窃的物品，如果不把胸前佩戴的袖珍十字架，珍珠和宝石计算在内的话，共有一百九十一件。损失总值——三千万金卢布。

　　许多圣像上的金银饰片、金质或银质祭杯、教堂主教们佩戴在胸前的镶宝石的圣母像、牧首手杖上的蛇形把手、手提香炉和沙皇的各种贡品都被窃走。

　　六顶牧首法冠，四件主教法衣和沙皇棺木罩布上的装饰物也被摘走。从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盖棺布上拆下了八极十字架，上面镶着拜占廷帝国时代的小巧精致的金质圣像和缀着珍珠的绿色天鹅绒镶边。

　　鉴于乌斯宾大礼拜堂的许多宝物转移到牧首法衣圣器室保存，因而也遭到损失。其中有盛放基督耶稣和圣女玛利亚圣像上的金银装饰的约柜［东正教教堂存放法器用的］。

　　专家们一致认为，每一件被窃物品几乎都具有巨大的历史、艺术和经济价值。但我认为，有必要把下列稀世珍宝，尤其是经刑事侦事局法定鉴定人、美术史教授卡尔塔绍夫和法衣圣器室珠宝匠克贝尔指认的那些珍宝重点介绍一下：

　　１．十二世纪的福音书金书。

　　金书　约重一普特［一普特等于１６·３８公斤］。正面绘有基督受难图，另一面——十二弟子像。在基督的头顶上有一颗尖形钻石。图像是用钻石镶成的，书的各个角上也都镶满了宝石。书的正面和底面上是压印出来的复杂的装饰图案。

　　２．用整块秘鲁深绿宝石雕的镶金柜的椭圆形圣母小挂像。

　　绿宝石重四十九克拉。圣母的肖像雕在一块完整的绿宝石上。绿宝石被琢磨成凹形，宛如一个小碟子。在宝石的凸面上绘出了圣母升天的图像。

　　３．十五世纪的形似一座教堂的圣餐保藏器。

　　此物属斯宾大礼拜寺所有。教堂的圆底是用福音会会员和圣徒们的身驱组成。这些驱体都是用黄金铸成。在保藏器顶端有一个镶着四颗蓝宝石的金质等边十字架。

　　４．尼康牧首的法冠（王冠）

　　众所周知，尼康认为“神权高于王权”，他把神权比做太阳，而王权仅仅是依靠太阳才能发光的月亮。他被尊称为“圣帝”。因此他的法冠无论是形状．还是豪华的装饰上都酷似沙皇的王冠。

　　法冠是用黄金制成，装演着拜占庭时代的十字架和珍珠坠儿。

　　底部是一个金箍，上面用金银丝制成各种图案。在圆箍的中央，绿色珐琅底上，一颗椭圆形大粒蓝宝石压在银色图案和金质八极十字架的上面。

　　在法冠的中心线上有一块绘着花纹的金牌，上面有三颗黑珍珠（这是为了纪念尼康的三个孩子。尼康是在三个孩子死后才同妻子一道接受了入教仪式），金牌的四周装饰着五颗大钻石。

　　装饰在尼康法冠上的十字架也是金的。这个十字架被固定在一个镀珐琅釉质弧形支架上。在十字架的正中是一颗硕大的灰色圆珍珠。

　　５　包金约柜（保存古戒条专用柜）

　　约柜呈圆角形，镶着白色和天蓝色的珐琅釉。

　　在约柜的四面有十六个凸起的椭圆形金框，金框四边镶着锡兰水生蓝宝石、风信子石、东方黄玉和稀有的石榴石。

　　三层阿拉伯缠丝玛瑙雕成的人物形象众多的浮雕几乎占满了柜盖。卡尔塔绍夫认为，这些浮雕是五至六世纪的基督教艺术中最杰出和罕见的瑰宝之一。约柜四壁是金质的袖珍圣像。还是这位卡尔塔绍夫认为，这十六幅袖珍圣像与浮雕不同的仅在于它们是十一世纪的。

　　６．镶在宝石上的金圣母像，红宝石缟玛瑙祭杯，彼得大帝佩戴过的十字架，罗曼诺夫王朝的创始人、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父亲菲拉烈特牧首拐杖上的镶绿松石的金把手。

　　上述珍宝都已列入失窃物品清单中。

　　有关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大粒宝石的情况记在对珠宝匠克贝尔的审讯记录里。现把记录摘要附上。

　　莫斯科市刑事侦察局一级侦察员苏霍夫

　　审讯牧首法衣圣器室珠宝匠费·卡·克贝尔公民的记录

　　克贝尔公民在获悉这起案件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后，向世界无产阶级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宣誓，他讲的句句是真话。

　　苏霍夫（以下简称苏）：在牧首法衣圣器室失窃物品清单里记载着许多宝石和珍珠的名称，如“约翰·兹拉托乌斯特”、“三少年”、“圣母泪”、“苦行僧”等等。为什么它们都有名称并分别列入清单呢？

　　克贝尔（以下简称克）：这是很久以来的习惯做法，那些美丽异常、体积硕大、品质最优良的宝石都要给一个名称或别名。

　　苏：你说过，你能辨认出在法衣圣器室里保藏的重量在十克拉以上的每一块宝石。

　　克：是的，我是说过。

　　苏；体积同样大小的宝石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克：其区别犹如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性格、外貌、身材、气质和神情都各自不同。在世界上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在世上也找不出两块完全一样的钻石，绿宝石或红宝石。你总是能认出自己的熟人，而我能认出经过我手的宝石。

　　苏；这是开玩笑。

　　克：说实话，你错了。我的还是严肃的，也只有这样讲。非洲金刚石与印度金刚石相比，表层光泽发黄；而印度的同南美的相比——光彩又各不同。即使重量完全相等的金刚石，又是在同一地点找到的，彼此也不完全一样。它们各有千秋。如果把它们放进黑屋子里，就会闪光，一颗能持续发光四十分钟，而另一颗——整整一个小时；一颗能为玉器琢磨匠争得荣誉，而另一颗则使其蒙受耻辱。琢磨工匠的技艺，琢磨时用的原料和式样能完全相同吗？一颗钻石，可以琢磨成阿姆斯特丹的蔷薇、玫瑰，或被制成原型标本以及其他物体。请相信我说的话，没有，也不可能有两项一模一样的宝石。

　　苏：法衣圣器室里有名称的宝石都是什么样的？请您讲一讲。

　　克：印度教徒划分钻石如同划分人一样，分等级、最高等级；婆罗门——象水一样洁净的无色宝石；然后是武士——表层带有红色的钻石；其次——浅绿色、灰色……但是大红色，颜色如同鸽子血的钻石甚至比“婆罗门”还名贵。印度教徒认为，有这种颜色的钻石是幸运儿，他永远得到皇上的欢心，他会获得统治人民的权力，而不必担心灾难的降临。颜色均匀的红金刚石是极为罕见的。“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就是这种金钢石，确切地说，是钻石，因为已经过琢磨加工和抛光。

　　宝石越大宝石上的光泽闪变就越少。但这对“约翰·兹拉托乌斯特”是不适用的，它的重量有一百一十六又四分之一克拉，但它的光泽闪变甚至胜过一颗重量不到百分之二克拉的小钻石。

　　“约翰·兹拉托乌斯特”上下两端呈八角形，为三棱柱体。在俄国再也找不到类似的钻石……

　　苏：请谈谈“三少年”。

　　克：这是三粒黑色象形珍珠。其中一粒重二十九又四分之一克拉，另一粒——二十四克拉，第三粒——二十三又五分之四克拉。

　　获得黑珍珠比找到玫瑰色或灰色珍珠的机会少六十倍，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苏：你刚才说“象形珍珠”，是什么意思？

　　克：象形珍珠是指珍珠的形体很象人或动物躯体上的某一部分以及花的形状。尼康牧首法冠上的两粒象形珍珠很象人头，而最大的那粒则象埃及的三角形十字架，也就是说很象字母“Ｔ”的样子。

　　苏：“苦行僧”是菲拉列特手杖上的宝石吧？

　　克：是的，这是菲拉列特牧首拐杖把手上的宝石。

　　苏：清单上写明，这是一颗蓝宝石。

　　克：对的，是蓝宝石。在它的表面可以看见带有珍珠般闪烁的小星，这是蓝宝石中最为贵重的一种，被称为阿斯杰利克斯或称什捷尔撒波菲尔。这颗蓝宝石重三十六点五克拉。它上面没有一点儿缺陷，一般来说，刚玉——是蓝红宝石所固有的缺陷。

　　苏：“苦行僧”是属于哪种颜色？

　　克：它的颜色不是单一的，有多种颜色。如果在白天从上住下看，是深蓝色，色调柔和；从侧面看，光线从侧面照射过来，它就成了绿色；夜间在灯光下——几乎是黑色。

　　苏：“圣母泪”也是钻石吗？

　　克：它是一颗纯净如水的无色钻石，镶在十二世纪的福音书金书　上，重量不下三十一克拉。

　　苏：它是怎样磨成的？

　　克：当代的金刚石琢磨方法还是路易·贝尔格姆在十五世纪中叶创造的，而福音书金书　的装饰是一九一二年完成的。那时在金刚石的晶体上只磨成了上帝赐给的上部四个棱角——尖椎形，下部还掩藏在框子里，没有动过。

　　苏：为什么那颗重量为三十八克拉的红宝石在清单中被称为“特级公爵”呢？

　　克：“特级公爵”不是红宝石，而是缟玛瑙红宝石—一它具有红白两种颜色。“特级公爵”被磨成了两头圆中间较粗的球体。它的样子象鸡蛋，一头粗，而另一头尖一些。球体的上部呈白色，下部为红色。它被起名叫“特级公爵”是因为它曾属于某位梅尼什阔夫公爵所有。卡尔塔绍夫教授讲过，梅尼什阔夫很喜欢冠冕堂皇的封号。他曾被命名为圣罗马公爵和俄罗斯公爵、伊约尔公爵、杜伯洛夫诺伯爵、戈尔卡赫和波提那的伯爵、最高统帅、大元帅、红旗海军上将……他的佩剑上的宝石与他的每一个封号相对称。缟玛瑙红宝石好象是标志红旗海军上将的封号。梅尼什阔夫被流放后，他的佩剑也失踪了。后来公爵佩剑上的缟玛瑙秒红宝石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手里，这位女皇又把它送给了波将金。遵照波将金的指令，缟玛瑙红宝石被镶嵌在香炉上。这个香炉和沙皇达官贵人的其它用品一起从十八世纪后期就被放进法衣圣器室。

　　苏：在某处是否存有法衣圣器室失窃的宝石和珍珠的画片或照片？

　　克：没有。不过，如果刑事侦查局的先生们想要看的话，那可以看看我搜集的仿造宝石，它包括了收藏在牧首法衣圣器室和乌斯宾大礼拜堂法衣圣器室里的全部特大宝石。

　　记录无误。克贝尔（签字）

第二章 列昂尼德，我们不是罗特施尔德！

　　［罗特斯尔德是革命前的金融界巨头，后进入国际金融界。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

　　一

　　大理石的楼梯很宽敞，镀金栏杆上包着红色丝绒套子，警卫室的一位年青红军战士在楼梯口对我的通行证查看了好一阵子。年青人的皮带上挂着一串自制炸弹。我们直到十月革命前不久才能在古容工厂里生产这种炸弹。

　　在扔出“古容”之前，先得点燃火柴形状的引伙线，因而红军战士都在左袖头上缝了一块特制的涂着硫磺的小木牌。检查我的通行证的那位小伙子棉袄袖头上没有这种小木牌。

　　“爆竹可点不着啦！”

　　这并没有难倒他，在把通行证还给我后，他说：“干吗要点着它呢？就是不点它也能把脑袋砸碎，这可是生铁铸的！”

　　原总督院内的卫生和井然的秩序使我震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个半月前从这里的窗口探出机关枪，底楼变成了小医院、饭堂和武器供应站，镶木地板上乱扔着烟头，木板和废子弹壳。只有一幅被扯成碎片的油面还能使人回想起不久前的情况。这幅画描绘的是亚力山大三世接见地方自治代表团的情景。

　　“你总是迟到吗？”雷恰洛夫瞅了顺挂在墙上的钟，指针指着二点零六分。

　　“你的钟快了五分钟。”

　　“只快四分钟。”他准确地说道。

　　“好吧，就算是四分钟。只晚了两分钟不能算迟到。”

　　他笑了笑。

　　“你总是让我听你的，对吗？请坐。我只能同你谈半个小时。”

　　雷恰洛夫通常听汇报最多不超十五分钟，他认为，这就足够阐明任何问题的实质、而这一次却给我半个小时，这不仅说明，他多么重视所发生的案件，而且也表明我们的谈话不局限于我的汇报。

　　“吉洪牧首接见你了吗？”

　　“没有。”

　　“看来，他们还没有想好怎样更好地利用这起盗窃案件向我们发难……我希望，不要发生冲突，办得到吗？”

　　“还没有付诸武力。”

　　“那很好，”雷恰洛夫说，“而现在……在我看你的报告和记录时，你来看看这个，这是对那份主教公会呼吁书的有趣补充……”

　　“补充”是指在《俄罗斯新闻》上登载的鲍里斯·萨温科夫写自彼得堡的一封公开信和贵族联合会理事会写给吉洪牧首的致敬信。“冷清的街道，冰凉的雪片……”萨温科夫写道，“满目荒凉．雾露沉沉。赤卫队员同德国军官……德国人巳不再是战俘，他们——是‘同志’了……昨天我们是沙皇的奴隶，而今天我们是列宁的奴隶。明天将是威廉的奴隶。”

　　＿贵族联合会理事会避免了激烈的措辞，可是透过字里行间仍清楚地表达了主要意图。“俄国的贵族，秉承先祖的遗训，永远同创立伟大的、统一的、神圣的俄罗斯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不能，也绝不会同那些对敌人的人侵和淫威漠视不见的人走同一条路。”致敬信的作者竭尽全力说服吉洪牧首：“我们同阁下一道期望着俄国人民能在上帝的帮助下，响应您的号召……出于热爱濒于灭亡的祖国而振起，并在自身找到力量去复兴祖国和建立在基督教保护下的独特的社会制度”。同主教公会的呼吁书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个相当严整的反革命观念。

　　它声称，掌握着政权的人在践踏东正教，糟踏人民的圣物。而这一切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他们自己是道地的异教徒。他们是日耳曼人的间谍，现在日耳曼人觉得在彼得堡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为了拯救俄国必须把受教会保护的全体人民联合起来。教会将引导俄国的东正教徒们去从事反对外部敌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企图把俄国奉献给目已的主子——德国人，使它永远受奴役。斗争，也只有斗争才能拯救濒于灭亡的祖国，拯救自由和东正教的圣物。

　　教会——保皇党——社会革命党，他们在对付苏维埃政权上表现惊人的一致，并时刻准备携手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盗窃牧首法衣圣器室就不仅仅是一桩刑事案件，而且是一起政治案件。是的，雷恰洛夫不会无故占用这么多时间同我谈话：法衣圣器室盗窃案值得这样做。

　　他全神贯注地听我讲。有时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做些记号。在我讲完后，他问道：“你怎么看，会在俄国销赃吗？”

　　“很有可能，回炉熔成金锭和银锭，卖掉小块宝石也不太困难，至于大块宝石……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我怀疑有人敢去买尼康法冠上的独一无二的红宝石、黑珍珠，或者比如说，菲拉列特手杖上的巨型蓝宝石。这些珍宝都是家喻户晓的。不过，这也不敢担保，一切都取决于宝物落在谁的手里。无论是哪种可能，都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防止被窃物品流到国外。我争取今天向各省市刑事侦查机关通报案情。”

　　“不是争取，而是必须，”雷恰洛夫说，“要利用电报。我去商量一下，争取能破例地发布一道政府通告：通报发生盗窃案和失窃物品的简要清单。至于不要流到国外和动员居民帮助寻找的问题，我们明天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会议上讨论。我巳拟出决议草案的草稿。第一点，”他继续道：“请全体公民协助寻找和送归失窃的珍宝；第二点，根据被找到的珍宝的价值，奖金可达五十万卢布……”

　　奖金的数目显然同失窃珍宝的实际价值不相称。

　　“拿出一百万吧！”我建议道。

　　雷恰洛夫皱起了眉头。他一贯反对挥霍，早在一九一六年在他负责党的出纳工作时，他发放经费时，就是这副面孔，以致许多地下工作者只要能在别处搞到经费，就绝不去找会计。

　　“列昂尼德，我们不是罗特施尔德！”

　　“我知道。”

　　“也不是里亚布申斯基！”［革命前纺织业大资本家，到一九一三年资本达二千万卢布。反对十月革命。——译者注］

　　“我明白。”

　　“是谁给了你和我挥霍人民钱财的权力？”他用询问的目光把全室环视了一遍，好象要找到那位滥用权力的不负责任的公民。“是谁？”

　　“没有任何人。不过失窃物品的价值要超过三干万金卢布。”

　　“反正工人不会来领赏金。”

　　“如果不是工人呢？”

　　“六十万。”雷恰洛夫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数字。

　　“卢布每天都在贬值。”

　　“那好吧，八十万，八十万！再多一个戈比也不成。”

　　不管怎么说，这一次我坚持己见获胜了。

　　“不过请注意，”雷恰洛夫说，“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我可不会坚持这个发疯的数目。现在再来谈谈草案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由外事人民委员通报世界各国有关国宝被窃情况，并请求给予协助，在国境线上截获。”

　　显而易见，写上第三点仅为了自慰而已，珍宝一旦出了国境，它们就不再属于俄国的了。雷恰洛夫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道：“对资产阶级不抱期望。他们无时不在冥想，如何对付我们，还谈什么协助呢？他们迫不急待地盼望着德国的进攻……”

　　“你认为德国人已拿定主意了吗？”

　　“十分可能。需要军队。列昂尼德，军队！”

　　“暂缓复员已不行了。”

　　“我说的是新型的军队，革命的军队。”

　　他那又高又瘦的身躯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好罗，明天要发生的事，到了明天就知道了，而现在……究竟是谁盗窃了法衣圣器室呢？你是怎么考虑的？”

　　他一边听我讲，一边在纸上画了两道斜线，在一边写上：首饰匣．在另一边写上；刑事犯，并打上了一个问号。

　　“那么，有两种说法，而你能排除有第三种说法吗？”

　　“第三种是什么？”

　　“先别着急，”雷恰洛夫说，“让我们先看看事实。”

　　“先看看事实。”他平时在学习小组会上总爱用这句话开始发言，他把各种材料强行灌入听者的脑子里，通过分析得出一个不容置辩的结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结论是……”

　　“第一个事实，”雷恰洛夫说：“盗窃案发生在信仰自由的法令发表之后。因此，因盗窃而受损失的不再是教会，而是劳动者的俄国，被窃的是人民的财产。这是事实吧？”

　　“完全正确。”

　　“第二个事实：牧首法衣圣器室是由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负责照看的，他好象是位尽职的人。可是他竟然两个星期没有到那儿去，而当发生盗窃后，修士大司祭根本不急于向当局报告。请愿的人们都知道了被盗的事，甚至听信了教会圣物被窃的谣传，要动用暴力，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当你赶到了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新闻》的记者已经在那儿了。随便说一句，你错过了时机，没有询问他，不妨向问他，是谁告诉他这里出了事……现在，再看第三个事实，你还记得多布龙拉沃夫大司祭的声明吗？”

　　“是关于战壕的事吗？”

　　“是的，关于教会蹲够了战壕，应当走出战壕了。瞧，他们可真走出来了……由于‘教会和祖国’受到了威胁，教徒们从莫斯科的各个教堂来到红场，举行了全民祈祷，结成保卫圣物的同盟会……而你是在教堂附近逮捕了俄国民众同盟［革命前反动黑帮组织］的盟员之后，才对我交给你的那份材料深信不疑……”

　　“这一切都很清楚。”

　　“现在利用一切机会反对我们：利用每一次疏忽，每一件意外事故。从政治观点看，在这种时候圣物被窃对教会是有利的。”

　　“那是毫无疑问的。”

　　雷恰洛夫用一道粗线把人字形斜线的下端连在一起，成了一个三角形。

　　“这就是说，你的意思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盗窃案吗？”

　　“是的。第三种说法——盗窃是出于政治目的。”

　　“这令人怀疑。”我说。

　　雷恰洛夫惊异地瞅了我一眼，他不习惯自己的部下对他提出的看法得出出乎他意外的结论。

　　“与你不同，我很了解季米特里。他不会干这种事……”

　　雷恰洛夫两手一摊说：“战争总归是战争。不管怎么样，这一假设还是应当验证一下的。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对此我表示同意。

　　“不能指望杜博维茨基吧？”他问道。

　　“杜博维茨基起不了任何作用。不过更糟的是：刑侦局无论在西特洛夫卡，还是在苏哈列夫卡，都没有可靠的据点。不管多么不可理解，但我总认为，对刑事罪犯的确认是最困难的。只得主要采用围捕或者挨家挨户搜查的办法。”

　　“唉，遗憾的是，我们放过了那起案件。”雷恰洛夫说，“真是追悔莫及。如果当初认真对待，就不会造成目前这种局面。那可是从自己手里滑过去的……”

　　雷恰洛夫是指去年春天的那件事，当时在莫斯科流传着由一群特赦刑事犯散发的呼吁书。“扒手和强盗弟兄们！”呼吁书上写道，“现在我们象被狗追捕的野兽一样活着，只能靠武力给自己搞点吃的或者饿死。因为，‘清白的人’和吃饱肚子的人不让我们从事正当的劳动……弟兄们，我们应当在一起商讨一下自己的前途和疾苦，应当找到出路，建立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报纸，我们应当告别这种犯罪和被追捕的日子了。”呼吁书最后倡议在哈里迈耶夫习艺所举行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五月初举行的，除了特赦的刑事犯们，还有各党派和协会、联盟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大会。雷恰洛夫也出席了。用他的话说，那里群聚了形形色色的人们，毫无疑问，同这些人打交道是很值得的。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由于数不清的大事，布尔什维克们日夜操劳，使雷恰洛夫未能立即处理这件事，而后来已为时过晚了……

　　特赦分子没能办成自己的报纸，只有少数人过上了清白的日子。可是，近六月时，在西特洛夫卡市场成立了一个“无党派者协会”不久，又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应当对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给予充分的认识，在大会后的几个月里，它不仅在西特洛夫卡扎下了根，而且在苏哈列夫卡、格拉切夫卡，上马斯洛夫卡和下马斯洛夫卡都扎了根。特别在阿尔先季耶夫胡同的事件发生后，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就更大了。当时莫斯科市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成员拉什科夫站出来庇护四个盗窃犯免受私刑，结果他自己连同四个盗窃犯一道被狂怒的群众处死。在埋葬拉什科夫时，当时至少有两百名过去的（下仅是过去的）刑事犯参加了拉什科夫的葬礼，在数不法的花圈中有一个极为豪华的大花圈特别惹人注目。这是西特洛夫卡市场上的捉拿不到的万能的土匪头子送来的。在黑红两色的经带上用金字写着：“献给为在俄国争取刑事特赦的民主权而斗争的勇士、永不垂朽的拉什科夫兄弟！”匪首本人当然没有参加追悼会，而由谢廖扎·博克代替他发表了感情充沛的讲话。博克指出死者在争取社会平等的神圣事业中的丰功伟绩之后，预言将会出现新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在实现这一革命后，“流氓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下将用自己长满茧子的双手，不仅拧断资产阶级，也要拧断小资产者的喉咙。”

　　“我们那时放过了西特洛夫卡一案，确实令人遗憾。”雷恰择夫说，“不过已毫无办法了。你很久没有见到我们的老朋友萝扎·什捷论了吧？有人告诉我，她正在流氓无产者和其他社会游民中从事宣传活动。”

　　我在十几天以前见到过什捷伦。当时在莫斯科市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内部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提案，要求取消监狱，他们建议把监狱改为博物馆，介绍沙皇专制下被压迫的历史，同时也撤销警察局。她是陪着联盟宣传部的负责人来拜访我们的，这位负责人个子很矮，长着一双天真的眼睛，他叫波尔·克罗波特金。他显得有点不大好意思，因为要解释的是人人皆知的肤浅道理。他简单地对我说，在采取这类行动后，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威信会增长。而萝扎声称，联盟将以自已的一个革命者的良心为全部前囚犯担保，并对他们负责。

　　开始我向他们介绍了刑侦局发出的通报内容，表明犯罪现象有明显的增长。波尔·克罗波特金难过地耸了耸肩说：“难道你总是以‘宫员’的身份看到这些具体的事，而不能从更高的高度去看问题吗？”

　　“实质上呢？”萝扎两眼炯炯发光，雷恰洛夫倒是挺喜欢这对眼睛。

　　“实质上”显而易见，是不同意。我说，出于对有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尊敬，不能严厉地谴责这个提案，至少，这是一个轻率的提案。

　　“你知道，在勃良斯克市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刑事犯吗？”萝扎转为进攻。

　　“知道。现在那儿的老百姓都不敢上街了。”

　　波尔·克罗波特金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满意的回答，他痛心地点着头。可是萝扎显然恼怒了。

　　“这是最后的答复呜？”她以其特有的气质内遣。

　　“晦！”我叹了一口气，并礼貌地补充了一句：“尽管对你抱有好感，可我不能为之效劳。”

　　我们就这么告别了……

　　雷恰洛夫听我讲述时，不住地轻声发笑。当我说完后，他问道：“你为什么没把这些事告诉我呢？”

　　“因为在你的日程表上没有安排。”

　　“这是实话，”他同意我的说法，然后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在这段时间里，每天都要把侦破情况告知我。”

　　看来，他还留有几分钟的机动时间。他预祝我取得成功并劝我去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小食堂里吃点东西（“你一定

　　还有事没办完。大概，午饭还没有吃，对吧？”）。

　　二

　　苏霍夫往民警局苏维埃打电话找我，此时我正在说服民警工会的代表，指出，目前要求施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提高民警的工资，至少是不适时宜的。

　　“有新消息，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苏霍夫急促地说。听口气，我明白他告诉我的消息是重要的。

　　原来对苏哈列夫卡市场进行搜查时，拘捕了一个销赃贩子，也就是倒卖赃物的家伙。在他那儿找到了宝石，与牧首法衣圣器室失落的宝石极相似。诚然，倒卖赃物的家伙拒绝说出他是从谁那儿和在什么地方买下了这些东西。沃尔任宁正在审问他，苏霍夫认为，在审讯中沃尔任宁会取到口供。他甚至认为，在没收的宝物中有“圣母泪”和“约翰·兹拉托乌斯特。”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用放大镜看，”他的声音还象年青人那样清脆，“全都准确无误．”

　　“什么准确无误？”

　　“棱角。”

　　“什么棱角？”

　　“普通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就是那种样子，还记得审问克贝尔的记录吗？”

　　“怎么，你数棱角了吗？”

　　“是的，”帕维尔肯定地回答道，“我数了两遍，珍珠也在这儿，非常坚硬，象核桃似的……”

　　“那么，我们谈妥了？”当时我刚把话筒挂上，摇了把柄，工会代表立即自信地问我。这是一个紧追不舍的年青人，在临时政府时期是警察罢工的组织人之一，他不习惯空手而归。

　　我命令民警局苏维埃的值班员派一辆汽车来。

　　“谈妥什么啦？”

　　“关于满足广大民警的民主要求。”

　　“关于这一点，不错，是谈妥了。一旦‘广大民警’肃清了匪徒科托夫、科舍利科夫、米什卡·丘马、萨胡、科祖里、杰维亚特卡·斯梅尔基以及其他猖极的反革命分子后，全部要求都将得到满足。”

　　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讥刺挖苦吗？现在不是克伦斯基时代了！”

　　“对的，确实不是克伦斯基时代了，”我赞同道，“对怠工者和恶意煽动者我们是决不客气。如果有人试图组织罢工，即使是在莫斯科市的一个委员部内组织罢工，那么，将立即予以逮捕并送交革命法庭。你都听清楚了吧？”

　　他没有回答我，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现在全都明白了。当他默默地和恭敬地把我送到汽车前时．我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在刑侦局的值班室里烟雾腾腾，电话铃响个不停。

　　在一排很宽的木栅栏后面，挤满了例行搜捕时被拘捕的人。有的骂，有的哭，有的人捶胸顿足；也有的人用梳子伴奏，想唱上一段；后排的一些人起劲地打着扑克。一个上了年纪的民警，敞着怀，用手帕擦着满是汗水的面颊，他想整顿好秩序，但是徒劳。

　　“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他不停地重复道，“不要瞎吵了！你们是在民警局，不是参加舞会，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

　　可是，“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根本不予理睬。

　　两名从刑侦局来的纠察队队员蹲在墙角擦重机枪。我找到了苏霍夫。

　　“我等你等了好长时间，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他说完就笑了。他笑的开朗温存，不仅双唇在笑，眼睛也在笑，笑时面颊泛起红星。我从来不会这么笑。可惜的是，人的笑——那是对其童年的回忆。然而，我不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就如同不愿想起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不过，那时他还不是修士大司祭……

　　“怎么，这些人是从苏哈列夫卡抓来的吗？”

　　“不，对那些已经筛过了。这是从斯马连斯克抓来的，刚刚送到。”

　　“沃尔任宁的工作进展得如何？”

　　“不大顺利……”帕维尔吞吞吐吐地说。我明白了，“苏哈列夫卡的核桃”比他们俩预想的坚硬得多。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后，苏霍夫从铁柜里拿出一个沾满油秽污腻的小布袋，解开紧紧系着的带子，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在桌上。

　　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放在脏桌布上，宝石给人的印象很一般；无非是些玻璃制品之类的东西。

　　有名的，克贝尔曾为其写过散文诗的“约翰·兹拉托乌斯特”也未能引起人们的惊叹，一颗红色钻石滚到笔筒的阴影处，那儿的桌布被染上一块墨迹，因而红钻石更显得平庸无奇了。

　　“这是‘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吗？”我疑惑地问，并用铅笔头戳了戳宝石。看样子，帕维尔不喜欢我对钻石这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谨慎地从我手中取走了铅笔。

　　“你为什么认定这是‘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呢？”

　　“怎么，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把所有的棱角都数了两遍。”

　　“棱角就是棱角，而……”

　　“你看，多么夺目的光泽。”

　　苏霍夫小心翼翼地，好象怕压碎或碰伤宝石似的，用两个手指捏起钻石，把它举到灯光处。

　　“看到了吧？”确实，这颗寻常的小玻璃块突然光彩夺目，闪闪发光，一道红光顺着手向四面射去。

　　“亲眼见到了吧，而你却怀疑，”他得意地说，就象拿起来时那样，又小心翼翼地把钻石放回原处。

　　红宝石安放在笔筒的阴影处，那块染了墨迹的桌布上。不过现在，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它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玻璃块了。现在它已被视为“鸽子血”色的钻石了。它的光焰没有熄灭，只是弱了一些，不象刚才那么灿烂夺目。

　　“科萨切夫斯基同志，约翰·兹托乌斯特是个什么人呢？”苏霍夫问道。

　　“教会的创始人，君士坦丁堡的圣明的大主教。”

　　“我问的不是这个。这我也知道，我们在上宗教课时学过。”

　　“你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呶，一般说……”

　　看样子，苏霍夫是想弄清兹拉托乌斯特的社会出身及其政治立场。

　　“他出身在富裕之家，可是，他的观点在四世纪是够进步的。”我郑重其事地说。

　　“进步的？”他感到惊异。

　　“完全正确。比如说，他认为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他反对奴隶制，抨击富人和贵族。他在布道时说，所有的人生来彼此本无差异，穷困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苏霍夫迷惑不解。看来，宗教课教员在介绍约翰·兹托乌斯特时，认为讲这些内容是多余的。

　　“这就是说，兹拉托乌斯特号召人们起来革命，是吗？”

　　“不，他离这一步还很远。”我忍不住笑了。“这位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仅仅是丘慈善家和自由主义者。他试图说服富人同穷人有福同享。‘许多人指责我攻击富人，’他说，‘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公平地对待穷人呢？我不是怪罪富人，而是怪罪那些贪暴的家伙。’无论如何不能拿他同布尔什维克相提并论……”

　　苏霍夫笑了起来。

　　“同立宪民主党倒挺相近，对吧？”

　　“很相近。”

　　“真有趣，”苏霍夫说完，又接着问：“你要放大镜吗？”

　　看来，他确信我会象他那样数棱角。

　　“我想，最好去请教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我们先研究一下情况，然后再去拜访他。沃尔在宁正在审问那个倒卖赃物的贩子，你以前认识那个人吗？”

　　“不太熟悉。他叫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普什科夫，在苏哈列夫卡开了一爿旧货铺子，经营呢料大衣，外衣和裤子。”

　　“从前收购过珠宝吗？”

　　“收购过。十二月，卡什卡·穆霍莫尔把库兹煌茨卡的格林贝格首饰商店的柜台洗劫一空，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头一次同他打交道。搜查时没收了九只金戒指。所以，今天凭着老交情去看望了他……他把宝石藏在这只小袋子里……”

　　“他怎么说的？”

　　“他总是说：从一个陌生人手里买下的。”

　　“不过，象这样的珍宝，不是每天都有人出售。他描述了‘陌生人’的外貌吗？”

　　苏霍夫冷笑了一声。他一边把宝石装进口袋，一边说：“怎么会不描述呢？莫斯科太大；要找到那个人，犹如大海捞针。那是个老手，用谷壳骗不了老家雀。”

　　“他的关系都搞清了吗？我指的是主顾。”

　　“普什科夫的关系数不清，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能干的小伙子’从莫斯科的各个角落把货物送到他手里。他大批收购赃物，是个大财主。据说，如果不是贪财，那么，他早就不要自己的小铺子，买下一家赚钱的大商店。”

　　“米什卡·穆霍莫尔还在押吗？”我问。

　　“已经放了。考虑到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只关了他一个月。”

　　“他在莫斯科吗？”

　　“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们越来越碰运气干工作：这儿捅一下，那儿碰一碰，碰上了就算……”

　　“你总该搞清楚，穆霍莫尔现在在哪儿。”

　　沃尔任宁的办公室就在旁边。这位勇猛的水兵愁眉苦脸。他看见我后．指着坐在他对面的秃头的人说：“看看吧，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正在审问：‘提到过的’那位公民。”

　　“我们不妨碍你吧？”

　　沃尔任宁没有吭声，而那位“提到过的”公民却满脸堆笑。

　　“有什么可妨碍的？有什么秘密呢？一切都不必隐瞒。凭良心干活。俗话说；天使安淇儿只去纯朴圣洁之邦，绝不去藏污纳秽之地。”

　　“一直在兜圈子吗？”苏霍夫问水兵。

　　“是的，应当把他妈扔到绞车盘上去，”沃尔任宁骂道，“要是一九一七年在喀琅施塔得，他落到我的手里……”

　　“说谁在兜圈子？”销赃贩子好奇地问道。

　　“你在兜圈子。”

　　他极为惊讶地把我们逐个打量了一遍，然后双手一拍。

　　“提到过的”这个人装成一个规矩的老百姓，象是头一次进民警局，弄不明白想要他干什么。他清白正直地生活着，诚实地劳动，靠自己的汗水挣得口粮，就是这样！你们搜查、逮捕、押送，然后是审问……那么他也要问问，这是为了什么？要按上一个什么罪名呢？若是旧制度下的警察，那也无话好讲，可这是自己的人呀！甚至可以说，是亲人哪！这些疑惑汇成一股汹涌的语言激流。

　　“革命的水兵同志，”普什科夫不自然地说道，“如果您对我忠于人民政权有怀疑，就请您用自己的工农之手严厉地惩处我。亲爱的水兵同志，请您惩罚好了，要毫不怜悯地惩处，就象捻死一只传染疾病的苍蝇、虱子或者其他的病菌。让我受枪毙之苦，也比我听您那侮辱人格的语言强的多。请相信——不，我坦白地把一切全对您讲了．没有任何隐瞒。有罪就是有罪，没有罪，也不能编造。”

　　“是在等你讲实话，”沃尔任宁站了起来。

　　“好！好哇！”普什科夫似乎高兴地喊叫起来，他摇晃着手头，用奸诈的目光看着我们。“又是暗示，太冤枉人了。这是为什么呀？我不认识那个衣衫槛楼的人，就是刑警先生说的那个送来宝石的人。我真不认识他。我头一次见他就给自己惹了祸。现在可把我折磨死了，我背上了通向峨尔峨他［在耶路撒冷附近，基督被钉死的地方。］的沉重的十字架……”

　　“你要背上！你想踩着别人的尸体爬上峨尔峨他，你是个社会异己分子，普什科夫！如果深挖的话——是个反革命分子。”

　　“革命的水兵同志！”

　　“好哇，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不认识他，”销赃贩子呜咽着，“您凭什么总是骂我，攻击我呢？请您打听一下，难道我这个孤儿出身的人，是反革命分子？”

　　水兵跟普什科夫足足周旋了两个多小时，嗓子已经嘶哑了，他叹了一口气，目光淡漠。

　　“你这个‘孤儿’居然有片店铺。”

　　普什科夫用一块花哨的大手帕擦了擦眼泪。

　　“店铺吗？”他挺直了腰，他的头正好顶住吊得过低的灯泡，秃头四周罩上了一圈光轮。“店铺吗？请给我纸和墨水，革命的水兵同志！”他果断地要求道。

　　“干什么用？”

　　“写呈子，革命的水兵同志！”

　　“什么呈子？”

　　“我愿意放弃全部私有财产，让当局关闭我的店铺，同时也封上由铺子供养的那六张年幼孤儿的小嘴。去关闭吧！我不想再听你们侮辱人格的训斥，请这些公民做证。我要纸和墨水！”

　　水兵的面色变得苍白。

　　“你想嘲弄人吗？”

　　“我要纸和墨水！”普什科夫尖声喊叫。

　　再加上这一滴水，杯子里的水就溢了出来。沃尔住宁的嘴突然抽搐起来，露出了金牙托，而手伸向装着毛瑟枪的木盒盖。

　　“我把你这个坏蛋……”

　　普什科夫吓得缩着脑袋，随时准备钻到桌子底下去。苏霍夫急忙跑到水兵跟前。

　　“住手！你怎么了？疯了吗？”

　　“我把你这个坏蛋……”

　　“要冷静，要控制自己。”我不客气地说。

　　“什么？”沃尔任宁重重地吐了一口气，那双浑浊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

　　“要控制自己！”我重复了一句。

　　“我要打死这个坏蛋，”水兵轻声说道，“我要亲手枪毙他。”

　　“好了，好了，”苏霍夫接着他的肩头，“不要发神经了。”

　　普什科夫诚惶诚恐地注视着这个场面。当知道一切都过去了，用手帕擦去后脑勺上的汗水。他真吓坏了，没料到会惹得水兵发了疯。

　　“要明白，孩子们是有可能成为孤儿的。”当卫兵要把销赃贩子押下去的时候，我对他说。他恶狠狠地龇着牙。

　　“对于你们来说，是虱子，还是人，反正都一样。”

　　看来，普什科夫是属干那种喜欢把最后一句话留给自己的人。

　　“不能让沃尔任宁再审讯下去了，”我思忖道，“爬烟囱和审讯——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三

　　克贝尔在阿尔巴特区的一条胡同里租下了一套住宅。这是一栋砖砌的二层楼房，楼的前面有一处院落，窗户上安着铁栅栏。看样子，珠宝匠还没有养成完全相信民警的习惯。

　　在包着黄皮革的房门上醒目地挂着一个木牌：“克贝尔·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

　　苏霍夫使劲拉了拉铃绳，我们听见了铃的响声和狗吠声，接着走来了一个有很重的外国口音的女人，她不停地盘问我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会见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目的是什么？主人给我们开了门，又重复问一遍上面的问题。

　　“先生们，十分抱歉，让你们久等了，请你们原谅……汉斯，别叫了！你太没有礼貌了，汉斯！难道我没有教给你应当怎样欢迎客人吗？”克贝尔对那条黑狮子狗说，它冲着苏霍夫叫个不停。珠宝匠一只手抓着狮子狗的脖套，另一只手在狗的耳后挠着，“请进来，先生们。汉斯不咬人，”他说，你不会咬人的吧，汉斯？不咬吧？汉斯只是爱唠叨，它是个唠叨鬼，不喜欢气味……”克贝尔笑了，“请进来，先生们。”

　　苏霍夫瞅了瞅自己的靴子，不大好意思地说：“不喜欢柏油味吧？”

　　“不，不，它喜欢柏油味，只是不喜欢血腥味和武器……”

　　苏霍夫把龇着牙的狗推到一边。

　　“不是我有血腥味，而时代散发着血腥味。至于武器……没有武器可不成。因此还得让这条小狗习惯武器的味道。人们对武器巳经习惯了。”

　　“它会习惯的，”克贝尔担保道，然后俯下身子，说。“喂，汉斯，够了，别叫了！先生们不会杀你的。这是心地善良的先生。想吃糖吗？”他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糖，小心地把它放在狗鼻子上。狮子狗灵巧地把糖抛起来，然后把糖咬住。“真是个机灵鬼。现在可得去睡了，汉斯。”

　　克贝尔同狗谈话的语调可不象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同我谈话时那样毫无表情，声音又嘶哑，而是温柔奉承，就好象大人在孩子面前请求原谅似的。

　　我在半昏暗的长廊的尽头看见了一个女人。她长得象珠宝匠，身材瘦小，而脑袋却大的出奇。看来，隔着门同我们谈话的就是她。

　　“马蒂尔达！”克贝尔喊了一声。

　　女人小心翼翼地，甚至惊恐地走到他跟前。

　　“请先生们脱去外衣，然后请他们到客厅去。我马上就来。”

　　女人向“先生们”行了个屈膝礼。她那沉重的脑袋向前冲了一下，然后犹如钟摆似的在削瘦的肩膀上晃动。

　　“我叫马蒂尔达·卡尔洛芙娜，”她笑了，露出几个稀疏的黄牙。“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是我亲爱的哥哥。”

　　“非常高兴同您认识。”帕维尔颇为礼貌地说，他无法适应这种环境，觉得不自在。

　　“各位先生们请宽衣！”

　　她想帮助苏霍夫脱下短大衣，可是他却惊慌张张地自己脱了下来，而后又小心地蹭去皮靴上的泥。

　　她把我们领进一间大屋子，天花板极高，几乎没有什么家具，顺着光秃秃的墙摆着一排矮玻璃柜。在厚玻璃下面，天鹅绒衬垫上摆着一些大得出奇的钻石、红宝石、绿宝石和蓝宝石。

　　“是假的吗？”我问道，在一个柜子前停下了脚步。

　　“是的，全是假宝石。”她肯定地回答。“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花了多年功夫，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制成的。假如这些石头都是真宝石，那我们就成了欧洲和美洲最富有的人了。就是罗特施尔德家族与我们相比也成了……怎么说的？成了乞丐。是的，是地道的乞丐，他们在我们面前将成为穷人。而现在，我们在他们面前是穷人，因为这全是假货，玻璃制成的。请坐！”

　　我坐下了，可是帕维尔却没有坐下，他被玻璃柜吸引住了。克贝尔的妹妹很高兴。

　　“哦，您很喜欢这些假宝石！”

　　“真不错，太漂亮了！”苏霍夫说。

　　“是的，是的，很漂亮，”马蒂尔达。卡尔洛芙娜摇晃着脑袋说，“它们同真的一模一样。费奥尔多·卡尔洛维奇会制出非常好的仿造品。她打开了装在玻璃柜里的电灯。假宝石立刻射出万道光彩。“请您也来欣赏一下这些玩意儿，好吗？”她对我说。这一天我太累了，实在舍不得离开这松软而又舒适的沙发椅。我还是站了起来，朝他们俩走去。

　　“在这儿的是世界上最漂亮和最大的钻石，”她一边说，一边用木教鞭敲打着柜面玻璃。‘蒙兀儿王朝’、‘非洲之星’、“金币’、‘尼扎姆’、‘司徒亚特’、‘土邦王公’、‘科希奴尔’、‘奥尔洛夫伯爵’、‘托斯坎大公’、‘萨恩西’……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传记。”

　　“同人一样吗？”苏霍夫问遣。

　　“是的，是的，同人一样。当今是怎么说的？社会——出身。”

　　帕维尔笑了起来。

　　“还能有钻石资产阶级、钻石无产者，以及钻石无政府主义分子吗？”

　　“是的，是的，”马蒂尔达·卡尔洛芙娜笑着说，“费奥尔多·卡尔洛维奇把有关每一块钻石的社会出身都写了下来，准备出版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可是突然爆发了战争和革命……”

　　“那么，比如说，这是谁呢？”苏霍夫用手指着玻璃下面的一块钻石问道。

　　“这个小玩意儿有两个名字。它叫‘摄政王’或者叫‘庇特’。”

　　“那么，它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者？”苏霍夫开玩笑地问。

　　“‘皮特’是一位显要的贵族。”马蒂尔达·卡尔洛芙娜郑重地说，甚至是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属于贵族血统吗？”

　　“是的，它有贵族血统．是贵族。但是它是被一个奴隶找到的。他很愿意把这个大玩意儿交给自己的主人……”

　　“那么，是迫不得已才交出来的吗？”

　　“不是的，奴隶把这个玩意儿藏了起来。”

　　“含在嘴里，是吧？”

　　“不对，在矿场上嘴巴要受到检查，不能把东西藏在嘴里。他把它藏在腿里了。”

　　“藏在腿里？”

　　“是的，是的。他在腿上割了一个口子。然后把钻石藏在伤口里。这是一个狡猾的奴隶，他同一个水手谈妥了，让水手把它带走。为此，许诺给水手一半，就是把卖掉钻石后拿到现款分给他一半。水手同意了。然而，水手比奴隶更狡猾，他懂得全部要比一半多，水手杀害了奴隶。夺走了钻石，然后把尸体扔进了大海。”

　　“那么，后来呢？”苏霍夫感兴趣地问道。

　　“后来水手以一千英镑的价格将钻石卖给了庇特总督。水手以为一千英镑巳是很大的数目了，可是珠宝匠对他讲。就这种钻石来说，那是太少了。水手闷闷不乐，他原来就是个酒鬼，而现在喝得更多了。他整天借酒浇愁。钱花光后，他又去见庇特，庇特下令将他轰了出去。这时，水手从自己的同事那儿借了点钱，买了一大瓶罗木烈酒，一下子喝光。他骂庇特是头猪，欺骗了他。后来，他太忧郁了，就用绳子上吊了。庇特是个聪明人，对宝石也很懂行，他把从倒霉的水手那里买下的钻石以三百七十五万法郎的价格卖给了法兰西的摄政王奥尔连斯基公爵。当法兰西爆发革命时，钻石“摄政王”和国王的其它宝物一道被窃走。当时法兰西人没功夫欣赏钻石，他们只欣赏断头台。后来，警察局找到了钻石。当时的法国政府财政很困难，于是就拿钻石在国外当抵押品。拿破仑皇帝将它赎了回来，不过他当时还不是皇帝，他当时还是执政官。拿破仑作战时，“摄政王”就在他的佩剑上闪烁发光，拿破仑打过许多仗。拿破仑认为，这颗钻石给他带来了好运。但是，在滑铁卢战役里拿破仑遭到惨败。钻石“摄政王”也落到了勇敢的普鲁士人手里。现在它在德皇威廉手里。

　　珠宝启蒙教育好象是克贝尔一家的家庭嗜好，苏霍夫听了入迷。

　　“马蒂尔达·卡尔洛芙娜，”我不客气地打断了女主人的述说，“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宝石放在哪里呢？”

　　她没有见怪。

　　“噢，请，请！我说的太多了。非常抱歉！请到这边来。”

　　她把我们领到靠近窗户的那个玻璃柜跟前，掀起蒙在上面的罩子。

　　“这些玩意儿是罗马教皇法冠上的宝石，而这些——就是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收藏品。”

　　“这是‘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吗？”帕维尔俯在玻璃柜上，眼睛紧紧盯住一颗红宝石。

　　“是的。”

　　“那颗是‘圣母泪’？”我问她。

　　“就是这一颗。”

　　当我打算再提一个问题时，克贝尔已经站在我们的身边了。他换了衣服，脱去了睡衣，穿着一套深颜色的常礼服。

　　“汉斯睡着了。”

　　“您使我们放心了。”

　　克贝尔从我的声音里感到了讥讽，良久地审视着我。

　　“您不喜欢狗吧， 科萨切夫斯基先生？”

　　“不，为什么不喜欢呢？不过，我习惯于对人抱有好感。”

　　“对人，是吗？”他惊异道。

　　“完全正确。至少是对某些人……”

　　“当然罗，当然罗……爱他人应当象爱自己一样。耶酥就是这样教诲我们大家的，”克贝尔平心静气地说道，“当然罗，这是主的圣训，应当去爱人们，”他重复了一遍了，叹了一口气。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实现这条圣训——对他是件很重要，却很难办到的事，几乎是力不从心。

　　克贝尔打开装着假宝石的玻璃柜上的锁。柜里的假宝石是仿照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宝石制成的。他掀起了玻璃柜的盖子。

　　“我把这些假宝石全都送给你们。如果你们的侦探找到了被窃的宝石，可用它们去做比较。”

　　“是的，是的，”马蒂尔达·卡尔洛芙娜竭力支持道，“这些玩意儿与真的一模一样。”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部分被窃的宝石。”苏霍夫的这句话说的很有力。

　　珠宝匠的眼睛瞪得很大，他吃力地喘着气，以致使我担心他经受不住这一打击。看来，马蒂尔达·卡尔洛芙娜也很担心，她赶忙把哥哥扶坐在沙发椅上。

　　苏霍夫得意地从马裤口袋里取出自己那个小布袋。

　　克贝尔企图解开布袋上的带子，可他力不从心！手不使唤。

　　“马蒂尔达，你干吗站着？弄开，马蒂尔达！”

　　我从克贝尔手里接过小布袋．解开带子，把“约翰·拉托乌斯特”放在珠宝匠被汗水浸湿的掌心上。

　　克贝尔的手痉挛地握成拳头，他想伸开指，但办不到。

　　总算伸开了手指，他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久久地审视着钻石，歪着那个大脑袋。在掌心里轻轻地惦量着宝石：一下，两下……

　　“你要到自己的工作间仔细看看这些东西吗？”马蒂尔达·卡尔洛芙娜打破了沉默。

　　“不，我用不着去工作间看这些东西，给把铝棒拿来。”

　　当妹妹把白色的金属棒拿来时，他用棒尖在宝石上划过，上面出现了一条细小的白道。

　　“你看见了吧？”

　　“是的，是的。”她点着头。

　　“你把它拿走。”他把宝石和金属棒递给了她。

　　不论是我，还是苏霍夫，说心里话，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克贝尔对我们说。

　　“什么‘不是’？”帕维尔问道。

　　“不是。这不是‘约翰·兹拉托乌斯特。”

　　“那么，这颗钻石叫什么呢？”

　　“这不是钻石，先生们。不是，不是钻石。”

　　“哪是什么呢？”

　　“是假的，冒充的。”

　　“这根本不可能！”

　　“我不知道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但是这不是钻石。我还稍微懂得如何区分假货和钻石。”

　　“请您再看一看，”苏霍夫完全象个孩子似地请求他。

　　“如果你们愿意，我就再看一遍。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莫斯科市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列·鲍·科萨切夫斯基同牧首法衣圣器室珠宝匠费·卡·克贝尔的谈话记录（摘要）

　　科萨切夫斯基（以下简称科）：你断定给你看过的那四颗钻石和一粒珍珠确实是假的吗？

　　克贝尔（以下简称克）：是的。

　　科：怎么区分真假宝石？

　　克：如果宝石没有被钻嵌，这就不太复杂。我先不该被称为西米尔玻璃的那种玩意儿，也就是那种镀上了金属的玻璃，或者是镶着红膜和汞合金的波希米亚假钻石。因为这种假宝石本身就把自己揭穿了。

　　科：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克：假宝石是用铅硼玻璃做成的。因此它比钻石重一些。每个人都能测出没有钻嵌的宝石的比重。此外，假宝石要比金刚石软的多，石英、黄玉和刚玉都能在它上面留下擦痕。”

　　科：但是你既没有采用第一种方法，也没有采用第二种方法来检验。

　　克：这是实话。我本人就制做假宝石，在这种事上我有足够的经验，我没有必要求助于比重和擦痕。

　　科：你是想说，你用眼睛来断定吗？

　　克：不仅仅靠眼睛。你可以把钻石握在手心里一个或两个小时，但它不会带走你身上内一点热量。它仍然象原来那么凉。而假宝石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假宝石不拒绝别人给它的热量，它从你的手上得到了热、就变暖了。而我就是把这些宝石握在手心里……”

　　科：可你还用过一种棒……

　　克：是的，我使用过铅棒。如果用铅棒或镁棒划过钻石，在钻石上不会留下痕迹，而在假宝石上要留下。你带来的假宝石，做得很不错，在看见擦痕之前，我一直确信无疑。

　　科：法衣圣器室失窃的钻石与这些伪造品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克：这四个伪造品全都是失窃宝石的复制品。

　　科：也许这只是巧合吧？

　　克：不可能。

　　科：为什么？

　　克：那块模仿“约翰·兹拉托乌斯特”的假宝石与失窃的钻石一模一样。不仅精确地摹仿了宝石的上半部，即顶部，而且也精确地摹仿了它的下半部，即底部。“圣母泪”也是这样，仿照了锥体的斜面特性；格奥尔吉胜利号的圣像金饰上的两颗钻石也极为相似。

　　科：你对珍珠只字未提。那也是仿制品吧？

　　克：是的，它是用蛋白石玻璃制成的，再从里面镀上珍珠粉液。至于“约翰·兹拉托乌斯特”……

　　科：我们还要再谈到它的，先谈谈珍珠。这是某粒有名的珍珠的仿制品吗？

　　克：可能。

　　科：你说不准吗？

　　克：这个，依我看，是“女朝圣者”的仿制品。

　　科：在失窃物品清单上没有这样一位珍珠。

　　克：它不是牧首法衣圣器室的财产。

　　科：然而，是存放在法衣圣器室里的吗？

　　克：不是。

　　科：珠宝匠们都知道它吗？

　　克：所有的人都认识它。

　　科：这是一粒什么样的珍珠，它属于谁的呢？

　　克：非常圆的珍珠是极为罕见的，而正如你所见“女朝圣者”却很圆，如果把它放在光滑的纸上，在轻微的振动下，会滚动起来，宛如一滴水银。由此给它起了个名字“女朝圣者”，这是说它忽东忽西．行踪难测，很象一个朝圣的女人。它约二十八克拉重。一八一七年希腊人佐西玛在意大利的利优诺市从一位去过印度的船长手里买下了它，后来它被卖给了尤苏波夫公爵……“女朝圣者”是尤苏波夫的家藏珍宝。

　　科：你见过“女朝圣者”吗？

　　克：见过。

　　科：什么时候？

　　克：那就早了，在一九○三年。让我给它配上一个新匣子。我没有接受这个活儿。

　　科：它现在归谁所有？

　　克：我不知道。

　　科：可以找谁去打听呢？

　　克：我不知道。

　　科：那好吧，我们先不谈“女朝圣者”……好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钻石的仿制品就其本身的成份来讲，全都一样吗？

　　克：差不多。

　　科：应当怎样理解你说的“差不多”呢？

　　克：我已经说过了，仿制品是用铅硼玻璃制成的，由这种成份制成的玻璃其光学特征是相似的。制造这种玻璃需要水晶石、钾、硼砂、氧化铅……不过在某些仿制品里还要加上其它的成份：白砷、硝石……每一个制做仿制品的珠宝匠都有自己的秘方，他绝不告诉别人。所以布尔根奥恩交易所里的法国仿制品要比萨瓦利和伦德莱的人工宝石好得多。

　　科：这种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

　　克：首先是光泽的不同。钻石只有上部的棱角闪烁出金刚石的亮光，而下部金属光泽。在仿制品中很难制造出这样的闪光，即使成功了，也是微乎其微的。此外，差异还在于透明度和易溶度。

　　科：你能就给你看过的那些假宝石说些什么吗？

　　克：这是一些做得很出色的假宝石，它们具有了钻石的亮光。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制作不出这种人工宝石的。

　　科：那么谁能呢？

　　克：战前法国的科尔蒂耶能制造出与此相似的假宝石。它们的比重接近金刚石的比重，用莫司硬度计去测量，它们能达到石英的硬度。此外，科尔蒂耶的假宝石还以杰出的光泽而超群。

　　科：科尔蒂耶的假宝石在俄国卖过吗？

　　克：卖过，可以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梯比利斯买到它们。科尔蒂耶特别擅长仿制绿宝石和红宝石。

　　科：那么说。不能排除这出于科尔蒂耶之手。

　　克：不，这些假宝石不是出自科尔蒂耶之手，是别人造的。它们比法国人的假宝石要重一些。此外，科尔蒂耶是个诚实的大工匠，他很珍惜自己的声誉。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科尔蒂耶从未见到过，也不可能见到过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宝石。他不知道它们。

　　科：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没有书面记述吗？

　　克：当然有。不过在公布的材料中缺少宝石的插图，而对它们的描述又有许多误差。法衣圣器室的宝石都镶上了框子，仿造者只能见到宝石的上半部分，即顶部，根本无法看到底部，甚至无法判断任何一颗宝石的高度。

　　科：你是想说，制造假宝石的人亲眼看见过没有镶嵌起来的钻石？

　　克：是这样。

　　科：他是否可能知道你收藏的假宝石呢？

　　克：很少有人知道我的收藏，而我也不让任何一个珠宝匠来看我的收藏。还有，你不是看过我的假宝石了吗？‘圣母泪’的下半部我只做得近似而已。

　　科：是的。不过，如果不是出自科尔蒂耶之手，那又会是谁呢？

　　克：我不知道。

　　科：你是一位专家，而你能断定这不是一般的仿制品。这就是说，你应当有某种推测、怀疑……

　　克：我不怀疑任何人。至于推测……我可以给你讲一件事，不过，同法衣圣器室没有关系……

　　科：对此请允许我自己来判断。

　　克：这事发生在去年五月份。你认识商人阿尔斯塔温吗？

　　科：听说过这个人。

　　克：是这样的，他的儿子，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一次邀请了珠宝匠帕夫洛夫到他家去，并给他看了一颗很大的蓝钻石。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请帕夫洛夫仔细查看一下并证明它是真货。当时。卖钻石的人就在场。珠宝匠仔细地看了宝石后说，这是举世闻名的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诺列’。帕夫洛夫还说，这是诺列家族的传家宝，因此他怀疑钻石的主人会心甘情愿地将它脱手……然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不是个很正直的商人，他不怕惹麻烦，就买下了这颗钻石。可是，这不是一颗真钻石。

　　科：珠宝匠弄错了吗？

　　克：很可能。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却告他行骗。他断定珠宝匠很需要用钱，而这颗假宝石是帕夫洛夫的朋友制造的。看样子，正是这位朋友把仿造品卖给了阿尔斯塔温。

　　利：你见到过那个仿造品吗？

　　克：见到过，是颗很漂亮的人工宝石，如同你给我带来的那些假宝石一样。我觉得，它们出自同一高手。

　　科：旧警察局查清是谁仿造的吗？

　　克：没有。

　　科：帕夫洛夫住在莫斯科吗？

　　克：他死了。在追查他的时候，他服毒自杀了。

　　科：那么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呢？

　　克：对他的情况我一无所知。

　　费·克贝尔（签字）

　　莫斯科市民警局苏维埃主席列·鲍·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亲阅

　　刑事侦查局的探员在牧首法衣圣器室窗下雪堆里找到了一片首饰匣的断板，为寻找这只镶着象牙的木质首饰匣的主人，我遵照您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和行动，现报告如下：

　　1。绘有主人徽号的首饰匣木板已交给莫斯科市戈罗茨科伊区食品供应委员会办公室办事员斯·格·别克托夫公民鉴定。别克托夫公民是徽号纹章方面的权威，他的鉴定是可靠的。革命前别克托夫公民系五等文官，曾在彼得堡专门管理贵族爵位和称号的最高枢密院办公厅任干事，并且参加了对俄国徽号纹章图册的注释研究工作。

　　2．我非正式地查问过许多人。通过查问获知，首饰匣的产地首先取决于主人的身份。上述情况已写入附录。

　　请您批准付给别克托夫公民四十卢布的奖励酬金。

　　莫斯科刑事侦察局

　　监察员 彼·博林

　　（附件）

　　◆鉴定书

　　我，斯·格·别克托夫仟细地检查并研究了莫斯科刑侦局监察员博林公民提供的绘在象牙板上的徽记。

　　这枚徽记有两色，并绘有法兰西式的盾牌。盾牌由四部分组成。第一和第四部分（左上角和右下角——呈斜对角线）：在银白色衬底上画着一只深红色的狮豹，它右爪握着一支锋利的蓝色长宝剑，左爪——椭圆形盾牌，也为蓝色。

　　第二和第四部分：在深红色的衬底上绘着两个带齿墙的银白色圆塔，齿墙将两座圆塔连接在一起，正中央是城门。塔身的窗户、门和砖缝都涂成了深红色。

　　盾牌的上部装饰着骑士的头盔，这是新日耳曼男爵加冕用的王冠：头盔的箍上有十二个用珍珠堆成的锯齿。头盔上的花纹装饰呈叶状，从头盔上方沿盾牌的侧边下垂。在徽记下方的银白色底上写有拉丁文座右铭；“水滴石穿”。

　　这个徽记属于发端于十五世纪的梅斯梅尔男爵家族。出生于韦斯特法尔的西蒙·梅斯梅尔被认为是这个家族的创始人。

　　弗朗茨·梅斯梅尔男爵于一七九六年来到俄国供职，任近卫军军官。他的后代信奉了东正教。弗朗茨·梅斯梅尔的孩子、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梅斯梅尔，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勇敢的将军。梅斯梅尔家族已载入莫斯科省知名贵族家谱汇编的第五章。

　　斯·别克托夫

　　◆查询结果

　　梅斯梅尔家族现今在俄国的后代有：已故的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梅斯梅尔的兄弟；后备役少将，格里戈里·彼得洛维奇·梅斯梅尔；他的儿子们：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和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还有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梅斯梅尔男爵的女儿，奥莉加·亚历山大洛芙娜，她的婆家姓乌瓦洛夫。

　　◇格里戈里·彼得洛维奇·梅斯梅尔男爵

　　生于一八四五年。在皇帝陛下的贵胄军官学校受过教育。参加了一八七七年——一八七八年间的俄土战争和日俄战争。曾获得圣明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勋章、白鹰勋章、圣殉难者勋章和四等无敌乔治勋章以及其它的奖章。于一九一三年以御前近卫军皇家第四步兵营军官的身份退休。家族领地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境内。现住在莫斯科市舍列梅捷夫胡同，租赁一等文宫博布里谢夫的寡妇的寓所。

　　◇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男爵

　　生于一八八○年。在下格洛茨市阿拉克切耶夫伯爵武备中学和尼古拉耶夫骑兵军宫学校受过教育。在御前近卫军骠骑兵团任团副官。不知何故于一九一二年退休后，不久即脱俗出家。现今是瓦拉穆的波列奥布拉修道院的修士。

　　法名——阿法纳西。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男爵

　　生于一八八二年。先在以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名字命名的下格洛茨贵族学院，后在以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名字命名的彼得堡交通公路工程学院学习．不过没有毕业，就又转入了帕夫洛夫军事学校，毕业后编入近卫军。曾参加过白俄战争和日耳曼战争，三次负伤，获得了圣殉难者勋章、三等和四等无敌乔治勋章、四等圣符拉基米尔基辅大公花结勋章、二等圣斯坦尼斯拉夫佩剑勋章（所获奖品包括金质兵器）。于一九一六年负伤后，在基辅曾以上校军衔担任鲁缅采夫一扎都纳依斯基伯爵元帅灵枢的名誉守灵官，一九一七年一月在宫廷事务部皇家勋章局主持工作。二月革命后，任皇庄卫戍部队副司令。现今职业不明，估计在彼得堡有住所。

　　◇奥莉加·亚历山大洛芙娜·乌瓦洛娃，已故的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梅斯梅尔的女儿。

　　生于一八八四年。受过家庭教育和进过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一九○五年同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乌瓦洛夫结婚。乌瓦洛夫在革命前曾任伊尔库斯克省的检察官，而后又任托波尔斯克省副省长。乌瓦洛夫一家的现今住址尚不清。

　　从格·彼·梅斯梅尔家的原来的侍女提供的情况看，镶着象牙的绿木首饰匣是归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所有。

　　上面说到的这只匣子是在日耳曼战争前不久，在命名日那天，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男爵已故去的妻子送给男爵的礼物。

　　博布里谢娃家的守门人和扫院人在审问时证实，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男爵去年曾几次来莫斯科看望父亲。

　　莫斯科刑事侦察局

　　监察员 彼·博林

第三章 西特洛夫卡市场上的“首席部长”马霍夫

　　一

　　勘察了被窃的法衣圣器室。同雷恰洛夫讨论了几种说法，从大胆的查理头盔上摘下的钻石“萨恩西”；沃尔任宁对秃头的销赃贩子的审讯；宝石原来是膺品；克贝尔的证词；监察员博林深夜跑到旅店来找我……

　　一天内办了这些事不太多吗？

　　阿尔秋欣还在睡觉，他就是喜欢睡觉。当我们住在撒马尔斯克村的时候；老阿尔秋欣，那个勤劳而正直的庄稼汉，每天早上扯着他的脚把他从火炕上拉下来。对我和雷恰洛夫说；“菲利亚从小就是这样，只盼随着年龄的增长能改就好了。”然而，帕尔芬季·萨佐诺维奇的指望落空了，菲利蒙还是爱睡觉。去年秋天我们俩人在托波尔斯克重新相遇时，我以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的身份去检查关押皇室成员的地方，这使我确信，菲利蒙仍和从前一样爱睡觉。

　　“菲利蒙·帕尔芬季耶维奇！喂，菲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

　　他纹丝不动，不过鼾声倒是停了。过了一会儿他的嘴角露出了笑容。看来，他做了一个好梦：或许梦见了留在撒马尔斯克村的未婚妻；或许梦见了在皇帝那儿赢了整个俄国的棋友（尼古拉经常到值班室同卫队的士兵们一起下棋）；或许梦见了在我们动身去彼得格勒之前，在叶尔马克纪念像前举行的群众大会……

　　于是，我没有叫醒阿尔秋欣，穿好衣服，然后下楼去买报纸。我关心的是，舆论如何评论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一事。

　　在过分讲究礼节的“民族”饭店的前厅里，一片清晨的繁忙景象。在贴着戏剧海报的三合板广告栏前站着我们同一层楼的邻居，某家美国报社的记者。这是个又高又瘦的年青人，扎着黄色的皮绑腿，穿着方格马裤，故意卖弄地系着一条子弹带（不知哪位水兵送给他的）。美国人在描画海报上的俄文字母，这些黄色的、绿色的和红色的单字放肆地跳着康康舞，它号召所有的公民一定要出席“未来派的盛会”。

　　“布尔什维克吗？”美国人谨慎地、很吃力地用俄语问我，并用手指戳着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宇。

　　“不是。”

　　“社会革命党人吗？”

　　“是位诗人。”

　　“诗……人……”看样子他不知道这个俄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在便条上做了一个记号。“这位呢？”记者的手指头向下移动，指着布洛克的名字。

　　“诗人。”

　　“那这位呢？”

　　“也是诗人。”

　　美国人疑惑地瞅着我：俄国一这真是个奇怪的国家！布尔什维克、盂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而现在，又出了一个新党派——诗人……

　　我来到旅馆看门人身边，在他身旁围着一群“莫斯科市人力车劳动合作社”的半大孩子们，他们正在打开散发着浓重的油墨气味的一捆捆报纸。在我付钱买报的时候，美国人又来到我跟前。这次使他感兴趣的是贴在那个三合板广告栏上的“家长联合会”就当局对罢工教师采取的措施所发出的联合决议书。决议书是这样开头的：“听到各地机关解雇莫斯科市立学校的全体教员和让他们从所占用的校方住宅中搬迁出去的消息后，‘家长联合会’代表会议找不到语言谴责这种宪兵式的无耻举动……”不过。就象在文中所见，还是找到了言词，并且相当多……

　　“区管理局”，“家长联合会”洒下了痛心的泪水，“把管理学校的权力交给了看门人，而不是我们这些家长们，不言而喻，我们比看门人更有权……”

　　美国人用手指着“看门人”一词问：“这是什么意思？”

　　他似乎毫不怀疑我会为他服务一整天。应当摆脱这位过于求知好学的记者先生了。

　　“看门人，”我客客气气地给他解释，“请注意：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是看门人，也不是每一个看门人都是诗人，但唯一的是要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流氓流无产阶级。就请您这样写下吧！”

　　“噢，噢！”美国人兴奋地叹了一口气，不过，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动笔写……

　　当我带着一卷报纸走进房间的时候，阿尔秋欣从床上跳了起来，发呆似地环视着房间。

　　“彼得·彼得洛维奇到哪儿去了？”

　　“博林，我那可爱的朋友，昨天夜里一点半就走了，而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当他梳洗时，我浏览着报纸。版面上层是有关同德国人谈判的文章，以及来自乌克兰前线，顿河前线和奥伦堡前线的彼此矛盾的片断消息。许多文章写的是正在增长的粮食危机。《消息报》刊登了莫斯科市苏维埃关于登记和配给家具的决定，关于没收的房产交清洁工人联合会负责管理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住在这些住宅里的住户要象过去一样向原房主缴纳房租。

　　《俄罗斯晨报》，一如既往，登满了广告：“一位携带子女的迷人的青年小姐寻找伴侣。”巴黎的“鲁塞尔”商店对年青的共和国的公民们发出了警告：“你们的肚子太大了，你们太胖，皮肤松弛，人变丑了……”它忠告大家：“请尽快使用世界上最好的‘鲁塞尔’式的男子弹性腰带！以恢复你们健美的体形！”

　　消费者协会订购了美国皮鞋；沃尔皮扬住在米亚斯尼茨基大街，可用在国外被称为“新砷凡纳明［即九一四梅毒治剂］”的药剂，医治那些饱受梅毒之苦的人们，使其重温天伦之乐。有关刑事犯罪的新闻占了很大一块版面。但是所有的报刊杂志对法衣圣器室被窃一事都只字未提。

　　阿尔秋欣巳洗梳完毕，刮过了脸。他那红扑扑的面孔现出宁静和安乐的神情。对如何组织监视梅斯梅尔家的住宅，普斯科夫的口供是否属实，选派哪个干部去彼得格勒出差和从销赃贩子手中没收来的假宝石出自何人之手等事情，阿尔秋欣一点儿也不操心。

　　“菲利蒙·帕尔芬季耶维奇，你今天梦见什么啦？你在梦里笑得那么开心，简直连我也受到了感染。”

　　“没什么……”阿尔秋欣哼哼哧哧地说，又问我道：“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在牙上要盖戳子吗？”

　　“在什么牙上？”

　　“在金牙上……在水兵镶的金牙上。”

　　“不，不盖戳。”

　　“太可惜了，”阿尔秋欣说，但他立即自我安慰道：“反正都一样，假如我能镶上金牙，尽管没盖戳子，在我回到撒马尔斯克村后，所有的姑娘都会跑过来围住我。金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还真稀罕！”

　　看，他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看来与圣经上说的相反，住在天堂里的亚当也有某些不能满足的欲望，并随之而来的是灾难，这都由夏娃而引起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天堂就是天堂，而生活就是生活……不过，报纸为什么没有刊载关于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呢？

　　当我例行向雷恰洛夫汇报工作时才得到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原来是责任编辑们服从了一个毫不妥协的意见。提出这个意见的正是这位民警局苏维埃主席本人。

　　“让他们先沉默一两天再说，”雷恰洛夫对我说，“而我们暂且在没有外界的干扰了弄清一些问题。”接着他尖刻地问我；“显而易见，你没有审讯《俄罗斯新闻》报的记者吧？”

　　我向他汇报了销赃贩子、假宝石、克贝尔的陈述以及博林的工作情况。

　　“至于那个记者，我今天就去找他。”

　　“不用了，”雷恰洛夫说道，“今天早晨我为了一个案子到《俄罗斯新闻》报社去了一趟。原来他在东正教事务管理处办公室有个老朋友，是一名官员。这名官员用电话把被窃一事告诉了记者。我核对过了，他没有扯谎。”

　　他阅读了传问克贝尔的报告和夜里博林送给我的那份文件。

　　“博林这个人好象没什么问题，是吗？”

　　“没什么，还算听话。”

　　雷恰洛夫详细地问我关于假宝石的情况，我打算寻找仿造人的想法，以及是否采取措施查实伪装盗窃的说法。然而，他最关注的是梅斯梅尔家族的情况。瓦西里·梅斯梅尔参与了法衣圣器室的盗窃活动是吻合雷恰洛夫的推论。它的实质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化，势必要把特权阶级的代表人物视为刑事犯罪分子。

　　从本质上讲，这种推理不会引起异议。但我还是不相信，十月革命后每一个公爵必定要成为强盗，伯爵变成扒手，被剥夺了产权的工厂主变成收买赃物的贩子。

　　我怀疑瓦西里·梅斯梅尔参与了盗窃案，如果设想他是盗匪中的一员，那么，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随身带着一个首饰匣呢？为了给刑侦工作带来一些方便吗？此外，守门人和清扫工证实，瓦西里，梅斯梅尔离开莫斯科不晚于一月八号，而法衣圣器室的被窃据推断是发生在十五号以后。这就得出了一个他不在现场的结论，尽管还有某些可疑之处。倘若不是考虑到某些情况，我甚至会认为首饰匣是从梅斯梅尔那儿偷来的，并故意扔在盗窃现场以迷惑民警局的侦破人员。……

　　不过，有关瓦西里·梅斯梅尔的哥哥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男爵——瓦拉姆修道院的修士的材料令我困惑不解。如果出家人阿法纳西是在俄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其他修道院里祈祷赎罪的话，也不会引起我的注意。然而。瓦西里·梅斯梅尔恰恰是选择了瓦拉姆修道院。这不由引起了我的各种想法。向题是，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六年，这座距彼得堡不远的大修道院的首席神甫不是别人，正是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从一九一六年起由他照管东正教的法衣圣器室……对此情况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我从托波尔斯克流放地逃出后，有几个月被迫隐藏在瓦拉姆修道院的领地内。

　　当然，这也许是很平常的巧合，不过也不能排除有问题，不管怎么样，我没有权利不注意这个事实。

　　“彼得格勒民警局将负责对梅斯梅尔兄弟几个的工作吗？”雷恰洛夫问道。

　　“不。我想派自己人去办这件事，彼得格勒方面会帮助他们的。我巳经通过直线电话同彼得格勒刑侦局长谈过了。”

　　“派谁去呢？是博林吗？”

　　“苏霍夫。他今天动身。我委派演林查找假宝石的制造者。”

　　“我相信你不会让他闲逛的。”雷恰洛夫笑道，“就这样吧，开头似乎还顺利。”

　　二

　　用不着督促博林干工作，他很尽职。虽然他不象雷恰洛夫订出日程表，但也能及时完成任务。在我详细地给去彼得格勒的苏霍夫作过指示后，就去看望这位老探员。这时他告诉我一个新消息。在档案馆里没有查到假宝石“诺列”诈瞒案的案卷，可是博林找到了一位前警察和已故珠宝商巴夫洛甫的妻子。这位前警察曾向在“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里干活的赫沃西科夫打听过此事。

　　原来，克贝尔知道的整个情况都是道听途说来的，完全搞错了。

　　假宝石的购买者不是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而是他的父亲，在莫斯科极有名望的人所共知的商人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尔斯塔温，他从一九一七年年中就移居芬兰了。

　　米哈依尔从那时起开始经商，在我国加入了制作钉子和铁丝的卡特尔［资本主义垄断形式之一］。在一次投机活动中破了产，于是向父亲要钱。彼得·阿尔斯塔温拒绝帮助自己的亲骨肉。尽管米哈依尔曾以自杀要挟过自己的父亲，可是父亲却连一个戈比也不给他。过了一段时间，小阿尔斯塔温带着一个黑头发，右眉上方有一道刀痕的青年人去见父亲。

　　黑头发青年人是荷兰的黄金行家，他到俄国来是为了经办商号。他建议老阿尔斯塔温买下他“偶然搞到的”光彩夺目的蓝钻石。看来，阿尔斯塔温产生了某种怀疑，拒绝了这个建议。可是商人终归还是上当受骗了……

　　会见“荷兰人”一周后，在《交易所公报》——一家可靠而有声望的报纸上刊出了一条短讯，报道举世闻名的钻石“诺列”——在阿姆斯特丹被窃。这时，老阿尔斯塔温不再怀疑让他买下的正是这颗钻石。购买赃物——这当然是件不体面的事，甚至要负刑事责任，不过，如此“出类拔萃”的钻石在莫斯科还从无人握有过。彼得·阿尔斯塔温喜欢一切“出类拔萃”的东西：如“出类拔萃”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们在他的私邸里胡吹一通，又如“出类拔萃”的鲟鱼，这些鱼放在盘子上同尺子一道端上来，这是为了让客人们用尺子量鱼，从而确信，他们以前在任何地方都从未吃过与此相类似的鱼……

　　简而言之，商人让儿子去找这位“荷兰人”，可是米哈依尔却说，外国人已经把这颗“偶然寻到的”宝石卖给了珠宝商人巴甫洛夫。巴甫洛夫证实说。是的，钻石确实在他手里。为了把它弄到手，他花了四万卢布。他是否会让出宝石呢？巴甫洛夫同意把钻石转卖给阿尔斯塔温。珠宝商要价六万卢布，阿尔斯塔温回价四万五，最后他们以五万的价格达成了交易。但是，后来发现宝石是假的，巴甫洛夫以诈骗嫌疑罪被捕……

　　虽然没有查到不利于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的直接罪证，赫沃西科夫仍认为，这场诈骗把戏的组织者正是他，而不是巴甫洛夫。不管怎么说，他在父亲买下钻石后，立即付清欠债二万二千卢布。而且他也不能对赫沃西科夫解释清楚，他突然从哪儿弄到了钱。旧警察认为，“荷兰人”和米哈依尔都从这次诈骗活动中捞到了钱，而巴甫洛夫仅得到了零头。据赫沃西科夫分析，登在《交易所公报》上的那条短讯也是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做了手脚，因为他在记者中有不少熟人。然而，他无法拿出证据证实这一切。于是，在巴甫洛夫自杀后，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还有一笔帐也应记在阿尔斯塔温的头上。

　　战争开始前不久，当米哈依尔还在实科中学饱受寒窗之苦时。曾企图把一批假宝石冒充名贵钻石卖给一名官员。这桩事被阿尔斯塔温的父亲制止住了，对这位精明的实科中学学生来说只受到了一点儿惊吓。

　　“看来，科萨切夫斯基先生，值得在这个年青人身上下点功夫。”博林结束道。“他象是以某种方式参加了这起盗窃活动，有可能是间接的。”

　　从销赃贩子那儿没收来的假钻石确实仿制的同法衣圣器室的宝石极相似。正如克贝尔分析的，其仿造者见到过，甚至不止一次见到过，而且摆弄过失窃的宝石。博林搜集到的情报使颇有名望的商人的儿子成了嫌疑分子。

　　“你那位赫沃西科夫靠得住吗？”

　　“如果不去考虑他当过旧警察的话……”博林郑重其事地说，“那还是可以信赖的。我有幸同他一起共事十年。赫沃西科夫是个有经验的官员。如果允许的话，以我之见，他在刑侦局比在‘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里干活更有用。”

　　“‘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同样需要有经验的人，”我表示了异议，“不过，我可以考虑一下赫沃西科夫的事。如果他真没学好镀锡技术，确实有必要让他来干刑侦工作。至于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赫沃西科夫认为，伪造的“诺列”是出自他之手吗？”

　　“不，赫沃西科夫不是这样想的。仿制出这样惟妙惟肖的假宝石需要对化学有相当的造诣，米哈依尔对科学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他不是干这种行当的人。他的老爷子揪住他的耳朵……想让他成器……制造假宝石的是马霍夫店里的一个人。”

　　“马霍夫？——”

　　“人们都是这么称呼马霍夫在西特洛夫卡集市上的老巢。一九一五年的春天，著名的惯犯福尔梅尔从服苦役的地方逃跑了，我们得到情报，他隐藏在莫斯科的某个地方，很可能是在西特洛夫卡。那时我们仔细搜查了所有的乌七八糟的地方。不用说，我们也看望了那位马霍夫。结果并没有找到福尔梅尔，可是在搜查旅馆时发现了一只盛放着制造假宝石用的化学药剂和数十颗上等假宝石的箱子。”

　　“不用说，没有找到制造者吧？”

　　“没有。再说我们也不是为了去找他，制造假宝石本身并不违法。”

　　“关于‘荷兰人’了解到什么情况呢？”

　　“几乎一无所知。”博林说。

　　有关“荷兰人”的材料确实是太少了，只知道“荷兰人”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一道来找巴甫洛夫时，珠宝商人的妻子见过他一面。巴夫洛娃的印象是，“荷兰人”同米哈依尔彼此早就相识。此外，巴夫洛娃还说，听他俩与丈夫的谈话；脸上有块疤的那个年青人对珠宝行业很精通，她丈夫甚至同他探讨过把某块宝石琢磨成什么样式。因而，博林才推断出假宝石的制造者是“荷兰人”，而“荷兰人”通过马霍夫察看过牧首法衣圣器室里被窃的那些珍宝，并做了复制品。现在这些假宝石已借普什科夫之流销赃贩子之手，冒充法衣圣器室里的真宝石，卖给了幻想轻易发大财的财迷们。

　　“你把瓦西里·梅斯梅尔完全排除了吗？”

　　博林沉默了片刻，接着回答道：

　　“怎么对你说呢……赫沃西科夫说，梅斯梅尔家同阿尔斯塔温家早已结为世交。当然，仅从这一点还得不出结论。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很难相信什么。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有坚定的信心，甚至说，难以预料我自已明天是否就要去“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干活。”

　　“那儿不缺人，”我说，“而且，你也不会镀锡。不过你有什么理由要离开呢？”

　　“这还用问吗？贵族，旧警察……”

　　看来，当时我在法衣圣器室里的作法有些过分了。

　　“请允许我向你在说，这是徒劳的。”我说，“我们很重视尽职的人，而你，依我看，是一位工作认真的人。”

　　他低下了头。

　　“过奖了。”

　　“我期望，你的知识和经验有助于同莫斯科地区的罪犯作斗争。”

　　“太过奖了。”

　　“过奖”之类的词犹如一道密实的篱笆墙把我同博林隔开了。不过，在任何一道篱笆墙上都留有小门……

　　“随便问一句，彼得·彼得洛维奇，”我第一次用名字和父名称呼地，“我对一切都好奇，你为什么选择了刑警这个行业呢？”

　　他用惊异和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

　　“这是见不得人的工作吗？”

　　“去你的吧！我作为前政治犯可以证明，这种工作要求一个人具有许多特长，其中包括智慧。说实话，在第三厅［指俄国一八六二年设立的政治密探机构。——译者注。］的范围内我很少碰到聪明人……”

　　“我与这个部门毫无关系。”

　　“那当然了。我只是顺便提提，不过，据我所知，刑警局并不把贵族放在眼里。如果我的问题引起了你的不快……”

　　“没有，为什么会引起不快呢？”

　　博林神气地摸弄着胡子，眼里闪过一丝笑意。

　　“这是智力游戏！”

　　“什么意思？”

　　他避而不答，突然兴致勃勃地问我：“你从来没玩过侦探捉强盗的游戏吧？”

　　“玩过。说实话，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还在上中学之前……”

　　“那就是说，你的保护神保护了你，而我的保护神却玩忽职守……”

　　“那么，民警局苏维埃应当感谢你的保护，是吗？”

　　“那还能去感谢谁呢？按着他的旨意，我的童年拖长了好多年。我在中学里玩过侦探抓强盗的游戏。不过，快到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不是一般的侦探了，而是法国侦缉队长维多克［巴黎侦缉队“瑟尔泰”第一任队长，全名欧仁·费郎斯瓦·维多克。——译者注。］了。我模仿他，先当了罪犯，三次从服苦役的地方逃跑，而后表示愿意为拿破仑一世的政府效力。‘只有罪犯才能制服犯罪行为’，我曾这样说过，并同十二名流放犯一道（他们是我的助手）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在巴黎抓到了上千名杀人犯，撬门入室的强盗和扒手……”

　　“真是官运亨通呀！”我说。

　　“那当然啦！官运一直不错。到了七年级，当我的朋友们在死记硬背拉丁文动词变性法的时候，我已经在扮演伦敦侦缉队队长约翰·菲尔丁式的人物了。他是一个盲人侦探，能根据声音辨认出伦敦三千名惯犯中的每一个人。后来，我又扮演过艾伦·平克顿【于１８１９年在格林斯哥诞生，于１８４２年来到美国。在１８５０年创建了全国性的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十九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许多欧洲人把“平克顿”当作是美国警察的名字。——译者注】我在美国创立了侦探事务所，选定了一双瞪得大大的眼睛作为它的标记，座右铭是；‘常备不懈’。我那时捉到了许多罪犯，甚至揭露了谋害林肯总统的阴谋……”—一博林不说了。皱起了眉头。他好象对自己的坦率直言感到后悔。此时犹如坚冰的官腔已融化，剩下的是回忆……

　　“中学毕业后你又扮演过谁，彼得·彼得洛维奇？”我问道，“是贝蒂隆［１８７９年，是法国警察厅侦查部门的助理公务员，后为现代犯罪对策学安放了奠基石。——译者注］还是福雪［１７５９－１８３０年，拿破仑一世帝国和路易十八统治时期的庞大警察间谍机关的首脑人物，是个阴谋家和钻营者。——译者注］？”

　　“你猜不到，”他摇了摇头说，“中学毕业后，我装扮了一个不受贿的诚实警宫。这是愚蠢的举动，是吗？”

　　“或许是这样，”我表示同意，“不过这个举动倒是独树一帜。就我所知，无论是维多克，还是平克顿，都不干这种事。我想，你干这种事还不感到厌烦吧？”

　　他苦笑了一下。

　　“你不必担心。当一个诚实的警官要比在‘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里好得多。可见，是保护神，是对侦缉工作的嗜好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把我推上了干这一行。如果可以的话，请问……”

　　“我们都赤诚相见。”

　　“是的。什么使你成了一个革命者呢？是对掌权者的仇恨，对功名的追求没有得到满足，还是生来就喜欢搞慈善事业呢？”

　　“这三点都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呢？”

　　“也是对历史的嗜好。”

　　“是对侦缉史吗？”

　　“不，是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史。当我理解了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后，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要促使其灭亡的愿望，这样我就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正如你所见到的，我的幻想与你的不同，不是‘不切实际’的，而是应当实现，而且已经实现了。”

　　“‘别看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成为天下的主人’，是这样吗？”

　　“完全正确，彼得·彼得洛维奇。而这是合乎规律的，是公正和合乎情理的。”

　　“合乎情理……”博林重复了一句，“请多多原谅，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他又神气地抚弄着自己的胡子。“现在全都浮在上面的那些肮脏泡沫，在你看来也是合乎情理的吗？”

　　“苏维埃政权诞生在俄国土地上只有三个月零几天。为什么忘了这一点呢？泡沫终归是泡沫，首先浪大时，必然会有泡沫，其次……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古代的人们断言阿芙洛迪特［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译者注。］正是在泡沫中诞生的……”

　　他没有反驳，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就要熄灭的烟卷。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最奇怪的是，我同你，看来，要协手共事了。”

　　“我不怀疑。”

　　“在法衣圣器室里的那次谈话之后，我根本不相信能做到这一点。而现在……”

　　“现在，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让我们再回到案子上来。”我说。

　　“是的，是的，当然了，案子——高于一切。”

　　雷恰洛夫非常满意的是博林非常理解“自觉遵守纪律”的重要性。顺便说一句，纪律对雷恰洛夫来说，简直是一种本能。

　　依照雷恰洛夫的指示，我暂时解脱了在民警局苏维埃的工作，转到刑侦部门，杜博维茨基为我安排了办公室。

　　他对我的到来并不感到十分高兴。但他尽量装出满意的样子，不断地来看望我。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只好对他说，对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深受感动，但无权领受。这些话使他清醒了。

　　根据我的命令，纠察队组织了几次搜捕，阿尔秋欣和沃尔任宁也参加了这些行动。如果说，他们俩人还没交上朋友，那么，已彼此熟悉了。在一次搜捕后，阿尔秋欣得意地给我拿来了三块假宝石，是法衣圣器室里收藏的宝石的仿制品：菲拉列特牧首拐杖把手上的“苦行僧”，缟玛瑙红宝石“特级公爵”和钻石“第一个叫安德列的人”。搜查前，一个被拘留者把这些假宝石扔在值班室的地板上，究竟是谁扔的还没有查清。克贝尔肯定了我的初步判断，这些假宝石在制造手法上与前者相同，毫无疑问，出自一人之手。给人一种印象，好象这位不知名的大工匠正在大批生产人造宝石，指望以此发财。然而，这位大工匠是谁呢？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即逮捕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赫沃西科夫已经把他的住址告诉了我们；还必须逮捕来自西特洛夫卡的老头子马霍夫；四下搜查，审讯被捕者，必要时进行当面对质。不过，最简单的办法未必是最聪明的办法。对上面提到过的那个普什科夫的无结果审讯已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只好把他放了。简单的做法往往得不到真实的口供。如果我们逮捕了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如果在他的住所里我们什么也搜查不到，那么我们得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而商人的儿子会立即意识到。我们除了抽象的推测外，任何证据也没有，即无人证，也无物证。这又怎能迫使他供认呢？所以，我倾向采用别的办法：对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的住所进行长期监视，如果有可能，对他本人也要监视起来。我认为，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迟早要与“荷兰人”和马霍夫见面。

　　对付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马霍夫则更困难一些。无法在西特洛夫卡集市上设立监视哨，接近马霍夫也很难。马霍夫被视为西特洛夫卡集市上的二号人物。

　　“是的，”赫沃西科夫对我说，他由博林推荐重返刑侦部门工作。“我敢说，这个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够你对付的。我清楚这一点。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有自己的耳目，比我们的要能干。我们曾几次想打入他的内部，可是没有成功。他是个狡猾的销赃犯，能使鬼推磨……”

　　赫沃西科夫在旧警察局忠心耿耿地干了三十年，他长着一对酒鬼似的红肿眼睛。他对犯罪世界了如指掌，阅历很广，工作热情也很高，用阿尔秋欣的话说，“在新政权下不能盘腿闲坐。”他不愿意到“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干活。现在他要使出浑身解数协助我们侦破法衣圣器室的盗窃案。

　　“正如所说，没有资金，寸步难行，”赫沃西科夫得意地对我说，“无论是做公平的买卖，还是去犯罪，都一无例外。溜门撬锁需要各种工具；拦路抢劫——需要武器。这些东西到哪儿去弄呢？西特洛夫卡的商人们就有这些玩意儿。那些人既搞现钱交易，也可以赊帐。偷来的东西又怎样销赃呢？同样得去找他们，尽管只出一半的价钱，可要比旧货市场可靠得多。于是钱就朝着他们那儿流去，有时象小溪，有时就象涨水的大河……”

　　他说，西特洛夫卡的资产阶级分子都很阔绰，据警察局的情报，这些人的收入曾达到过一年可赚一万到一万五千卢布。最富有的人甚至雇用经理和推销员，他们把主人的商品（撬棍、万能钥匙和职业赌棍用的纸牌）推销给外省的地痞流氓。有些人，其中包括马霍夫，在其他城市开设了地下办事处，店铺和分支收购点。

　　西特洛夫卡的资产阶级分子养肥了刑事犯中的上层人物，在犯罪世界颇有影响。西特洛夫卡集市上的大头目经常关心自己的“工商业者”，在没有同“希瓦自由城［希瓦是乌兹别克的一座古城，曾是过去希瓦汗国的首都。希瓦汗国是十六世纪时出现在阿姆河下游的中亚细亚封建国家。马霍夫自称是“一国之王”。——译者注。］的头号商人马霍夫谈妥前，他是从不做任何决定的。

　　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一马霍夫在五十年前是一个普通的扒手，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犯罪生涯。当时他有一个滑稽可笑的绰号——莫尔科夫卡（胡萝卜）。后来干过投机买卖，并与侦缉队暗中勾结，买卖越干越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已当上了“苦役”酒馆的老板，斯维尼胡同里的黑窝子和制造纸牌的地下工厂的头子。数十名销赃犯和卖私酒贩子为他效劳。马霍夫的酒馆成了西特洛夫卡集市上独树一帜的交易和行政中心。西特洛夫卡集市好象已成了俄国犯罪世界的指挥部。这时，马霍夫已不再怕警察局了，而是警家局怕他。

　　同赫沃西科夫的谈话给我的印象是，他直到现在还惧怕马霍夫。总而言之，他也好，博林也好，除了建议我等待时机外，再没有提出其他好主意。如果说，对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或者梅斯梅尔“等待时机”尚可获得什么的话，那么，对马霍夫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监视他，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没法去监视他。必须在西特洛夫卡集市上建立一些关系。这时，我突然想起可以利用在集市上落户的“无党派者协会”或者“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

　　可是从何下手呢？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最初一段时期我们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关系还是彼此相容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把自己军火库中的武器分发给黑卫军［黑色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色，黑卫军即其武装力量。——译者注。］，那么，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关系就冷落了下来，而到了一九一八年一月份，在相互关系中已经出现了相当尖锐的矛盾。诚然，联盟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公开声明中强调了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奉公守法。譬如说，列昂·乔尔内在同一家报社的记者谈话时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支持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的政策都符合人民的利益。但令人遗憾的是，布尔什维克在进行根本社会改革时，表现了令人不能理解的迟缓和拖延。因而这才迫使无政府主义者“促进”他们一下。

　　“实际上，矛盾很深，也是原则性的”——这不是别人，正是克鲁泡特金［１８４２－１９２１，公爵，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７２年他在旅居国外时参加了巴枯宁所建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译者注。］亲口说的。老头子早就不搞实际活动，与联盟断了联系，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才可能说出心里话。他在人数众多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声明无政府主义现在和未来将同任何一种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同沙皇，同布尔什维克……无政府者既然反对任何政权，那么就不会，也不可能对我们有所例外。

　　无政府主义者无视中央征用委员会的一切法令（联盟装做承认它的存在），强行侵占商店，把食品和布匹分发给老百姓，征用私人住宅、汽车和仓库。他们把贵族和地主的庄园及其全部财产都捐赠给了自己的公社。因此没有他们的参与，屠格涅夫的庄园不会被洗劫一空。毫无疑义，这一切全部出于一个善良的愿望——“促进”行动迟缓的执政党布尔什维克。

　　当我们提出抗议时，他们恭恭敬敬地听取，并保证无政府主义者不谋求政权，最后还困惑不解地耸耸双肩。

　　我把打算吸收无政府主义分子寻找牧首法衣圣器室失窃珍宝的想法向雷恰洛夫做了汇报，他持怀疑态度。可是当我把巴里事件讲给他听之后，他笑了。

　　“看来，这是个办法，或许会搞成。试试好了。”

　　据我估计，巴里事件完全可能成为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暂时合作的基础。这起事件在莫斯科引起过很大反响，而在无政府主义分子中则引起一片惊慌不安。克鲁泡特金就此案给我打过电话，他希望在释放狱中国犯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私人关系。克鲁泡特金只字不提巴里事件。但是我很清楚，这正是突然看重我这个普通人的奥秘所在。巴里事件象根鱼刺一样便在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咙里，没有我的帮助或者是雷恰洛夫的帮助，无政府主义者就无法拔出这根刺。

　　这是一桩大丑闻。著名的莫斯科工业家巴里是一个饮酒作乐的家伙．八天前他被绑架。这事发生在深夜十二点左右，当时巴里酒足饭饱后正同令人倾倒的女歌手一道走出“莫斯科自由俱乐部，——前“莫扎伊卡”剧院。在台阶旁停着一辆“代姆列尔”牌小轿车。巴里还没有来得及抬腿，两个健壮的小伙子就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塞进汽车。当女歌手明白过来她该干什么时候，是晕倒在地还是喊人救援，汽车已疾驰而去……

　　绑架犹如在美国电影里看到的：使用氯仿［一种麻醉剂。——译者注。］、戴假面具，不言而喻，还蒙上眼睛。

　　巴里被带到某个别墅里，一个“脸色苍白、目光紧张的小伙子”用左轮手枪对准他，递过来一张纸，上面盖着“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莫斯科地下小组”的图章，在一格里写着被绑架者的名字，而在另一格里写着赎金的数目：八十万卢布。巴里掏出钱包，里边仅有五十卢布。“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们狂怒了，但还是收下了这笔钱。然后他们让他写一张两天为期的欠条，共欠四十九万九千九百五十卢布（巴里讨价还价定为三十万）。在欠条上还有这么几行字：“在我获释之际，我做为共和国公民和一个正人君子立下誓言，并已正式警告我，如果拒付和延误交付欠款，将对我和我的全家人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直至使用威力巨大的炸弹。”

　　巴里表现出令人羡慕的镇静，这天夜里他照旧在情人家里过夜。可是，再挺不住了，第二天清晨巴里全家逃出，搬进刑侦局……

　　杜博维茨基着急了，他还没有碰到过如此果断的行动。

　　“你们，怎么啦，是打算在这儿过夜吗？”他问那位热爱生命的一家之主。

　　“是的，”巴里干脆地回答道。

　　“可是明天你们总还得回家呀！”

　　“回家吗？挨炸弹？”巴里反问道，“不，你错了，明天我们也不离开这儿。”

　　“你们打算在这儿住多久，一周还是一个月呢？”

　　“你什么时候抓到强盗，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去。”

　　“假若我们抓不到罪犯呢？”

　　巴里对刑侦局局长的宣言没有在意。他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这时搬运工已把皮箱和行李搬进来。

　　世上杜博维茨基最怕争吵。他决定不能让受到死亡威胁的一家人露宿街头，于是把巴里全家安置在二楼宽敞走廊的尽头处。这里摆上了吊床，桌子和沙发。这使那些搞侦缉的战士们，尤其是住在营房的纠察队的年青战士们过得舒适一些了：这儿有从“莫斯科自由俱乐部”餐厅弄来的食品，而在第一天晚上为庆祝自己的搬迁还备有香槟酒。

　　喜欢热闹的沃尔住宁对巴里十分关切和同情。他喜欢巴里的处境，也喜欢他如此泰然的态度，他住在刑侦局里犹如在自己家里一样。沃尔任宁一有闲空就登上“餐厅”同乔迁的主人聊上一阵子，顺便也同漂亮的侍女闭扯一会儿。我不知道沃尔任宁的殷勤献得如何，用阿尔秋欣那挖苦的话说，他象一只土鹅似的在姑娘面前摆来摆去，不过，找到劫持犯的功绩却属于沃尔任宁。

　　杜博维茨基正准备同这些吵吵闹闹的房客讲和，但不料就在沃尔任宁查明汽车是温达沃至雷宾斯克的铁路管理委员会的之后第四天，就抓住了罪犯。

　　这个犯罪集团共有七个人，首领是一名牙科医生的儿子，一个超龄的中学生，因学习成绩太差被莫斯科第二中学除名。他就是那辆汽车的司机。

　　这桩案子纯属刑事案件，因为绑架巴里的这伙人不属于任何无政府主义组织。但是在搜查其首领的住宅时。刑警偶然注意到了一个留着额发的青年人的照片。这副面孔很熟悉。刑警从墙上摘下了照片，在背面的硬纸板上写着：“我们不再毫无意义地重复那句‘尊重法律’的老话，我们要说：“藐视法律，摆脱一切约束！’‘服从法律’是怯懦和卑鄙的语言，我们要取代的：‘否定一切法律，与其相对抗！”

　　谢尼亚，要永远、随时记住克鲁泡特金说的话？！

　　这个中学生叫谢尼亚，而照片上的青年人不是别人，正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费多尔·格雷兹洛夫——“社会革命的无私无畏的好汉”。照片背面是他亲笔写的克鲁泡特金文章中的摘句。

　　尽管刑警暂时还未彻底查明格雷兹洛夫是否直接参与了策划绑架商人一案，而谢尼亚也避免回答那些敏感的问题，但案件牵连到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如果报纸转载了调查材料，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便会处于非常困窘的境地。他们很懂得这一点。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能否在马霍夫这件事上协助我们呢？

　　我把博林和赫沃西科夫叫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们如何评价无政府主义分子在西特洛夫卡的影响。

　　博林借口近年来很少接触“希瓦自由城”，因此说得含糊其辞。不过，他觉得对“无党派者协会”和“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在那儿的影响不应忽视，仅管这两个组织不超过一百五十人。赫沃西科夫说，“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的成员彼此抱得很紧，所以集市上的大头目和马霍夫都尽量同他们搞好关系，况且联盟也还没有给他们增添麻烦。

　　赫沃西科夫走后，博林问我，是不是想吸收无政府主义分子去寻找牧首法衣是器室丢失的珍宝。

　　“为什么不能呢？”我说，“有了帆就要利用风。”

　　“不过，首先应当把帆做好……”

　　“我们要把它缝制好的。”

　　“请问，用什么缝制呢？”

　　“很显然，用帆布。”

　　就在当天我给萝扎·什捷伦打了个电话并约定了见面时间。不过，“缝制风帆”一事只好推迟了，因为彼得格勒通报说，瓦西里·梅斯梅尔已经启程来莫斯科来了。

　　莫斯科刑侦局侦察员帕·沃·苏霍夫赴彼得格勒的出差报告

　　我在出差期间对案件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下：

　　1．梅斯梅尔·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

　　由于我在彼得格勒停留时间较短，因此不能亲自去瓦拉姆修道院。但是在彼得格勒民警局同志的帮助下，我已同维博尔克省谢尔多博利县苏维埃取得了联系。

　　从谢尔多博利县民警局和赤卫队总部获悉：奥·格·梅斯梅尔公民，法名阿法纳西，于一九一二年进入修道院。一九一七年初，受苦行戒律大礼后，就隐居在“先驱者约翰骑士团隐僧修道院”。

　　在整个期间内，奥·格·梅斯梅尔（阿法纳西）公民没有离开过修道院，然而却与许多人进行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从所附名单上看出，阿法纳西公民的收信人中有他的父亲、弟弟、表姐、姐夫，以及瓦拉姆——普列奥布拉仁斯基修道院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正是由这位季米特里照管的。

　　有几位收信人曾单独拜访过阿法纳西公民．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当湖面结冰可以通过时，阿法纳西公民的表姐奥尔加·乌瓦洛娃和弟弟瓦西里·梅斯梅尔公民都曾来过这个小岛。

　　阿法纳西不喜欢与人交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只在迫不得已时，才与教会同行联系。他尽量避免接触来自谢尔多博利和彼得格勒的朝圣者。没有发现越规行为。

　　2．梅斯梅尔·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

　　我在彼得格勒时，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公民在英格兰大街从布加列夫处租下了两间一套带家俱的房子。住在这儿的多半是旧军官和前国家官吏，有几套房子往着自由职业者。梅斯梅尔于去年十二月从基罗奇大街搬迁到这儿。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之前他曾任皇庄警卫部队副司令。但是，由于警卫部队“士兵苏维埃”对他持不信任态度，他辞去了这个职务。从此他就在彼得堡军区司令部炮兵管理局供职，他是个君主主义者。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既反对临时政府，也反对苏维埃政权，但不介入武装冲突。在科尔尼洛夫发动反革命叛乱时，他持消极态度。他在军区司令部里是一个勤勉而有文化的军官。他因公务曾到埃斯特良省和托波尔斯克省短期出差，也到过莫斯科。

　　从彼得堡军区司令部炮兵管理局军官的花名册上查到：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最后一次从莫斯科返回是在今年的一月六日。我对舒克林娜公民的询问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情况。舒克林娜出身于彼得堡省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被布加列夫家雇为清扫工，每周三次收拾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公民的房间。舒克林娜对我说，她确切地记得梅斯梅尔住在莫斯科的时间。因为是她帮助他把东西装进皮箱的。他回来后，又是她收拾了房间并把穿脏了的衬衣交给了洗衣女工。

　　她说，梅斯梅尔是在圣诞节那天离开的，而回到彼得格勒的时间是一月六日傍晚。

　　舒克林娜详细地描述了那个首饰匣，（首饰匣掉下来的一块壁板被我们在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窗下的雪堆里发现了）。在梅斯梅尔的房间里这个首饰匣总是放在大衣柜的上层隔板上，里面放着相片，信件和别的公文。梅斯梅尔公民很珍惜这个匣子，不准清扫工碰它，自己亲手擦灰尘。

　　当梅斯梅尔去莫斯科时，首饰匣也就不见了。她认为首饰匣是他随身带走了，尽管以前他一般是把它留在房间里的。舒克林娜进一步证实说，在梅斯梅尔离开这里的前一小时首饰匣还放在大衣柜里，而到了傍晚它已不在原处了。梅斯梅尔离去后，舒克林娜发现，原来放在首饰匣里的东西放进了一只黄色公文包，藏在写字台中间的抽屉里。梅斯梅尔从莫斯科回来时，没有带回那个首饰匣。

　　梅斯梅尔只在这所住宅里过夜。他一般早晨八点离去，直到夜里才返回。他平时都在哪儿，晚上都干些什么，我还尚未查清。他很少在自已家里接待客人。

　　他很少收到信件，看过之后立即烧掉。如果他给别人写信，看来，都是由他亲手发出；与同楼的邻居也毫无往来。

　　彼得格勒刑侦局局长与莫斯科市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通话记录

　　莫斯科（以下简称莫）：我是民警局苏维埃主席雷恰洛夫同志。

　　彼得格勒（以下简称彼）：我想把你所感兴趣的那个人离开的消息告诉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莫：我听明白了。

　　彼：你感兴趣的那个人四小时前乘火车去莫斯科了。

　　莫：你可以告诉我车次和车厢号吗？

　　彼：可以。一次列车，二等三车厢，六号包房。

　　莫：谁跟随着他？

　　彼：你派到彼得格勒出差的刑警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跟着他。他们俩就在一个车厢里，紧挨着五号包房。在迎接他时请注意：他带有武器。

　　莫：感谢你的通报。对他途中改变预定路线的可能性做了准备吗？

　　彼：做了准备。到达一个中转站，就给科萨切夫斯基发电报，告知抵达或改变路线。还有什么问题吗？

　　莫：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这里流传说德国人又要采取军事行动。不过，没有收到来自彼得格勒的任何官方消息，应视这种说法为煽动性的语言吗？

　　彼：很遗憾，这些说法部分符合实际。我从组编工农红军全俄委员会得到的情报，德军指挥部今天发出通知，从二月五日起按原水平恢复军事行动。你在近几个小时内就能收到关于这方面的官方消息。

　　莫：协议规定，应在进攻前一周发出通告。看来，你把日期搞错了，是二月十号吧？

　　彼：不，我没弄错。德国人撕毁了协议，违背了有关规定。德国人的突击部队将在后天，二月五日开始行动。还有问题吗？

　　莫：没有。谢谢。

　　电报

　　莫斯科“民族饭店”第三百四十五号房间。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科萨切夫斯基先生亲启。

　　你等待的货物正包装完毕，在彼得格勒办事处的协助下按指定地点发出。提货单副本请凭收条交我和你在彼得格勒办事处的代理人。我们白天抵达莫斯科。如有迟误和变化，我将立即用电报或电话通知。

　　最后请备好仓库和运输工具。

　　忠于你的苏霍夫

第四章 来自彼得格勒的“货物”

　　一

　　在雷恰洛夫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会议，决定不在车站上逮捕梅斯梅尔。我们的侦察员要在站台上“收下”苏霍夫交付的“货物”，然后暗中跟踪瓦西里·梅斯梅尔。估计梅斯梅尔会从车站上直接去见他的父亲，因此我决定监视一等文官博布里谢夫的寡妇的房子，老头子就住在她家里。这个任务交给了阿尔秋欣和沃尔任宁。阿尔秋欣装扮成闲逛的二流子，监视大门。如果瓦西里·梅斯梅尔想利用院子的后门，那么，势必会被沃尔任宁发觉，他装扮成清扫工的在乡下的亲戚，被雇来劈木柴。

　　为了等待“包装好了和已发出的货物”，我同沃尔任宁一起察看了尼古拉耶夫车站后，更觉得“入库”和“运输工具”是件棘手的事。

　　卡兰切夫卡一直是莫斯科市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下车的人们一走出站台，就会听到嘈杂刺耳的喧闹声。车轮在路面上发出隆隆响声，电车叮当响个不停，马在嘶鸣，出租汽车的喇叭声，搬运工、车夫和出租房屋的经理人在高声喊叫着，还有莫斯科女摊贩们在声嘶力竭地招揽生意。

　　大车上装满了劈柴，平板车载着皮箱和行李袋，手推车上装满口袋。女人们穿着宽大的天鹅绒大衣，农民戴着风帽，女摊贩系着各种颜色的头巾．一片喧闹声和叫喊声。这就是战前广场上的景象。战争和两次革命的风暴在这人群的海面上掀起更大的恶浪，把难民、退伍军人、投机商和赦免的刑事犯卷到了这里。广场上装饰着红花结和旗子，在从前的帝国大厦的正面墙上挂着巨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一个头戴高筒礼帽，脚穿钉着马蹄铁掌的铮亮短腰皮鞋的资本家爬在地上，一名赤着脚的工人气势凶凶地骑在资本家的背上，在工人的脚　处画了一对星状马刺，下面写着：“无产者，稳稳地骑在马上吧！”

　　士兵们一边说着俏皮话，一边狂笑着爬到电车顶上：坐在电车顶上逛大街是退伍军人最热衷的游戏，叫做坐“旋转木马”，电车式的旋转木马绕着莫斯科转……

　　我们一大早就赶到了卡兰切夫卡，然而这里已热闹非凡。卡兰切夫卡在沸腾，人群川流不息，乱成一团，许多人叫喊着招徕顾客。

　　“德国人已逼进彼得格勒城下！德国人已经逼近彼得格勒城下了！”报童在高叫着，“彼得堡的饥民们在抢粮！卡列金将军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戎马生涯！看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的黄金法令！”

　　“谁要小面包圈呀：松软的小面包圈！”一个胖胖的女摊贩高声叫卖着。

　　“阿斯特拉罕鲱鱼馅、阿尔扎马斯城风味的大馅饼呀！”她的同行在极力竞争。

　　我们搞不清从彼得格勒开来的列车到站时间。车站值班人员也只是爱莫能助地耸耸双肩。

　　“战前我能告诉你们，可现在……也许误点一个小时，也许误点一昼夜。”

　　总之，值班人员肯定火车要误点。

　　我同负有“入库和运输”任务的战士们说了几句话后。就朝车站出口走去，那里挤满了刚下车的乘客，穿越人流是不可能的，我们被挤进一间教堂开的小铺子里。两名修道士在推销小十字架，神灯和圣像。

　　“有罪祖先的罪孽深重的后代们，快到这边来吧！信徒们，快过来吧！”那个年轻一些的修道上卖劲地招徕顾客，而他的那位老朽不堪的搭档在大声地报着价格，并对信教的顾客祝福道：“愿上帝保佑你永世平安！”

　　这里还有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妓女和一群衣衫褴缕的孩子。

　　下车的人群，推倒了女摊贩的馅饼摊子，广场上人山人海。

　　遭人们毒打的扒手在哀号；一位瘦削的先生正站在刚下车的会议代表们面前点名；还有人在为老年演员募集修建避难所的费用；排队买干草票的马车夫们对骂起来；在从前的帝国大厦当今的铁路军事委员会的楼前，正在召开群众大会，志愿参加红军的人也在这里报名。

　　“九级浪！”沃尔任宁兴高采烈地说，“俄罗斯愤怒了——骨头都在咯咯作响。那个该死的尼古拉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帝国在崩溃。”低低地扣在头上的无檐帽下面的一双眼睛闪闪发亮，他感到自己置身在这沸腾的生活之中，宛如一股激流冲击着一切，向前奔去。

　　“现今干的一切是对人类的亵读”老朽的修道士以教训的口吻说道，“圣经上说过，忍让方能成大业。”

　　“我说，老爷子，什么忍让，什么成大业，这全是瞎扯！你的祷告挡不住子弹，你的十字架也不能使人民富裕。”

　　“呸，异教徒！”

　　“你讲的都是骗人话。”沃尔任宁说。

　　妓女扭着腰枝向水兵靠去，她咧开涂得通红的嘴笑着，要支烟抽。

　　“玛申卡，失业了吗？”

　　她不满地哼了一声——“公狗总是找得到的。请我喝一杯，镶金牙的。”

　　沃尔任宁叹了一口气：“天堂我到是挺想去，可就是造孽太多了啊！”

　　“怎么，没有钱吗？”

　　“说到钱，玛申卡，那是一堆粪土，”水兵说，“问题不在钱，而是原则性。等我们把德国人打垮了，再让我来陪你喝个痛快。到那时不会有可卡因了，但酒精有的是。酒精算什么，有香槟酒、马德拉酒！任你挑选，玛申卡！想喝上一口吗？喝吧！想游泳吗？游吧！不过，可别淹死。现在对翻了身的人民来说，没有做不到的事。可眼前——还不成：要有原则。请多多原谅！该起锚了，驶向那即将被消灭的阶级吧！”

　　看上了水兵的妓女本想再说几句，可是瞅见人群中有一个有派头的先生，就急忙朝他挤了过去。

　　沃尔任宁把无檐帽往后推了推，揉了揉冻红了的耳朵，遗憾地说：“革命原则高干一切。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我深表同情，向你致敬！”

　　他用疑惑的眼睛瞅着我，但什么话也没说。当我们乘上马车朝刑侦局驶去时。他才心平气和地说：“你不会得到善终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我真希望是这样，要是善终那太无聊了。”

　　“是这样，”沃尔在宁同意我的看法，“活着开玩笑，死时却又很正经，那也不痛快……”

　　博林和阿尔秋欣已在我的办公室里等候我们。沃尔任宁换了装（应符合清扫工的农村亲戚的打扮）后，我再次向他和阿尔秋欣嘱咐了一番。

　　“全明白了吗？”

　　“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阿尔秋欣惊奇地说“不用左手　鼻涕，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这不用教，误不了事！”

　　他们走后，我终于查明，特别快车还停在靠近克林站附近的线路上：线路被难民和战俘的列车堵住了。

　　“看来，我们骑马从彼得格勒出发也赶到了，而且更方便一些。”博林说。

　　博林说的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说，革命后生活的节奏在不停地加快，那么，列车运行的速度实际上却是在减缓。过去特别快车跑完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之间的六百多俄里的路程共需要十二个半小时，而现在需要一昼夜，有时还要多，普通客车则要拖上两三天，在车站和中途的无名小站上一停就是数小时。

　　常外出的乘客都很了解列车经过的四个省的供应情况：在楚多沃买火柴；在奥摩洛卡买麻袋；在瓦尔戴买面粉；在特韦里能搞到黄油、马铃薯和奶渣……

　　杜博维茨基叩门后，走进了办公室。他非常不遵守时间。博林看见刑侦局局长进来就站了起来，他已经养成尊敬长官的习惯。

　　“请坐，请坐下，彼得·彼得洛维奇！”杜博维茨基说。

　　他的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在突然逮捕了绑架商人的罪犯后，他一直无法平静。在月总结中，他就这次出色的破案工作写了整整一页纸。

　　“我只耽搁你一分钟，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提前声明道，“我刚同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通过电话。牧首和主教公会的成员都关心法衣圣器室被窃一案的侦破情况。”

　　“你是想说，你已尽其可能地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吗？”

　　“绝不是这样，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只告诉他们。这件案子由你本人亲自负责。他想同你谈谈，并请约定个时间。”

　　“可以今天晚上同他谈。”

　　“那么我，承蒙允许，就用电话通知他，好吗？”

　　“我不敢给你添麻烦，维塔利·奥列格维奇。我亲自同他通话，请你多多见谅！”

　　然而，摆脱杜博维茨基也不那么容易。

　　“还有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他急促地说，“我看过了关于巴里事件的材料，我有一个想法，劫持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受了无政府主义者格雷兹洛夫的影响。”

　　搏林警觉起来，望着我，看来他已明白，我打算用什么东西“缝制船帆”。

　　“你对此有何结论呢？”

　　他笑道，“怎么说呢？当然罗，不能让格雷兹洛夫同志为此承担刑事责任……”

　　“为什么呢？象是犯了教唆罪。”

　　“哎，要考虑到格雷兹洛夫同志是个老革命家……也许，有必要将这个情况报告雷恰洛夫同志？”

　　“这件事也由我来亲自处理，维塔利·奥列格维奇。”

　　“太谢谢你啦！”杜博维茨基如释重负地说道。一方面，他不想得罪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承担责任。他喜欢讨好，谁也不得罪，真是又要狼吃饱，又要羊儿不挨咬。

　　他走后不久，就响起了久盼的电话铃声。副监察员从尼古拉耶夫车站报告说，“货物”已抵达并顺利办好移交手续。

　　“苏霍夫在那儿吗？”

　　“他不在这儿，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苏霍夫刚到你那儿去了。从彼得格勒来的同志在我这儿坐着，要同他们谈话吗？”

　　“也请他们到我这儿来。我们感兴趣的那个人现在什么地方？”

　　“在车站大楼的餐厅里吃早餐。”

　　“梅斯梅尔没有立即去见父亲，而是去车站餐厅就餐。这件事我觉得很奇怪，但我不自认为是研究近卫军军官心理的专家，而且我对梅斯梅尔家族中的相互关系也了解甚少。

　　“过去尼古拉耶夫车站的餐厅曾是莫斯科最好的餐厅之一。”博林回顾道，“杰博尔格在那儿当过厨师，做的馅饼好吃极了。他特别增长烹制牛肉……”

　　“大概梅斯梅尔象你一样很讲究饮食……”

　　“杰博尔格早就走了。”博林说。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凭老印象去光顾那家餐馆的。”

　　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又响了；梅斯梅尔简单地用完早餐，叫了一辆马车离去。

　　门猛地被推开，激动的苏霍夫跑进了办公室。

　　“哎，怎么样啦？”

　　“首先，你好！”我说，“然后，请脱掉外衣，不反对吧？”

　　他站住了。

　　“请原谅，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你好！”

　　苏霍夫从头上摘下皮帽，脱掉大衣，把书放在桌子上，看来，是在彼得格勒买到的。最上面的那本书名是《宝石》。这和侦破盗窃案是一致的。

　　“现在就请坐下谈谈吧。”

　　梅斯梅尔到莫斯科来好象同报上登出的有关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有直接关系。

　　苏霍夫说，在瓦西里·梅斯梅尔突然动身的那天，清扫女工舒克林娜象平时一样在早晨九点钟到他那儿去（他八点钟去上班），但这一次却碰上他在家。梅斯梅尔正同一个人通电话，桌上放着一张报纸，报上登载了关于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这段消息用铅笔圈了起来。当时，梅斯梅尔很激动，他放下电话，把她撵走，让一个小时后再来。就在当天他去司令部请了假，说是探望病中的父亲，然后就动身前往莫斯科。在彼得格勒，苏霍夫不仅买了书，而且还搜集了有关梅斯梅尔的不少情况。

　　当电话铃又响起时，博林拿起了话筒：“怎么？是在阿尔巴特吗？”我听到了这几个字，听他的声音，我明白发生了新情况。开始我以为是瓦西里·梅斯梅尔溜掉了，然而不是。

　　“把地址再重复一遍。”博林要求道，“是的，我明白……不，暂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继续监视，是的……那很好。”

　　他挂上了话筒，摇了回铃。

　　“原来，梅斯梅尔不是来看望父亲的。他现在正在珠宝匠克贝尔的家里……”

　　这个消息即使不令人震惊，也是出乎意料。

　　“梅斯梅尔动身的那天没有发电报吗？”博林问苏霍夫。

　　“发了。”苏霍夫肯定地回答，“在车站上发的。不过是在开车前，我没来得及搞清收报人是谁。”

　　“你认为，克贝尔是收报人吗？”我问。

　　“好象是，”博林点着头说，“完全有可能，他用电报约克贝尔在车站上碰头。于是下站后就在餐厅里等他，可是没有等着，就又去他家找。”

　　这么说，梅斯梅尔和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很熟，而他的哥哥奥列格则同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又相识。看来，瓦西里来莫斯科与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很有关系。

　　“真奇怪！”博林沉思道，我们的想法不约而同。”

　　瓦西里·梅斯梅尔在克贝尔的家里呆了只有十分钟，他没有遇见主人（这时珠宝匠正在宝石琢磨匠米采哈诺维奇那儿），就又叫了一辆马车去父亲家。

　　博林坚持自己惯用的战术——等待时机。可是，这一次我没有同意；要把结在一起的绳子砍断。我用电话同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约好了会面时间。然后叫来了一辆汽车。

　　二

　　如果你是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而主人，据你判断，握有武器而且粗暴；那么，在按电铃或者叩门之前，就应当站在门的一侧，将身体紧紧贴在墙上。这一手是一九○六年我在土拉城学到的。当时警察局企图逮捕三名来自莫斯科的参加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员，其中一人就是我。我用白朗宁手枪朝门打了一梭子子弹，做为对警察叩门的回答，然后就撵上同伴们从后门逃走。我开枪，显然是为了吓唬他们一下，阻拦这些夜间来访的“客人”。然而，第二天却叫我大吃一惊：原来一个密探被打死，两个警察受了伤，其中一个伤势很重。土拉城的警察倒是尽职，并想很快向彼得堡报功，但缺乏经验，于是一窝蜂似地挤在门前，尽管他们很清楚我们有武器，一定会搏斗。我至今记得这件使我受到教益的事。虽然已过去十—二了，但当我们登上台阶时，我首先把过于心急的阿尔秋欣拉到一边，他一个人就能挡住门。然后，我用手势命令行动小组的战士们站到该站的位置上。安排就序后，我才侧着身体去按电铃。我等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又按了一下……还是一片寂静。正当我琢磨怎样撞开

　　这扇厚门时，从门后传来了鞋后跟敲镶木地板的声音。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问：“谁呀？”

　　“刑事侦察局的。”

　　“警察局吗？你们有什么事？”从声音里可以听出她很惊恐。

　　锁头响了一下，可门只开了一条小缝。

　　“你们有什么事？”侍女又问了一声，不过，这一次是直接问我的。

　　“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进屋谈。”

　　她摘掉锁链子，我们走进了宽敞的前厅，有好几扇门通向这里。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在家吗？”

　　“等一下……我就去通报。”

　　“不必打扰你了。他住在哪儿？”

　　她用目光朝门的那边指了指。我握住门把手，轻轻往下按，猛地推开了门。屋子里空无一人。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她惊异道，“我刚给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送过茶，就送到这儿的……”

　　这是实话，在铺着毛毯的沙发床旁有个小圆桌，上面摆着糖罐、瓷茶壶、茶碗和小碟，茶碗里还冒着热气。

　　“我想，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也许在他爸爸那儿……”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不在家。”传来了一个苍老而嘶哑的声音，“你，韦罗奇卡，回到自己房里去，我自己来招待客人。如果有必要，我再叫你。去吧，韦罗奇卡。”

　　在前厅的另一头站着一个留着唇须和颊须的老头子，只有上个世纪末期的人们才留这种颊须。他穿着佩有退伍将军横肩章的短上衣和裤缝上镶着红条的军裤。如果不是那双家用无跟毡鞋，而这与他那副威武的样子很不相称，那么，他与《田野》杂志刊登的那幅指挥官之父的画像丝毫不差。

　　不难猜出，这就是房子的主人，少将梅斯梅尔男爵。

　　男爵的身上散发出樟脑的味道，看样子，将军服从箱子里取出不久，还没来得及拿出去晾一晾。他迈着小步朝我走过来。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我把证件递给他看。他戴上眼镜，认真地看着，然后微微点了点头，把证件还给我。

　　“有幸相识，”他客气地说。“民警局苏维埃主席同志，这象是四等文宫，相当军事部门的少将，而在海军——是海军少将。”他对我说，“高级官员，我很荣幸。”

　　“您的儿子在哪儿？”

　　老头子好象还挺高兴。

　　“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不过，如果您要找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的话，我无可奉告。我只能肯定地说，他不在这里。顺便说一句，这儿还有留给您的一张便条。就是这张。如果……”

　　便条上只有寥寥数语：

　　“契卡的先生们：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同你们认真地谈一谈，请原谅。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对于我和我国都更为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对话。

　　“瓦·梅斯梅尔男爵”

　　“尽管他是我的儿子，可我不赞成他的做法。”老头子斥责道，“我们干嘛站在前厅说话呢？请原谅，人老了……请到房里来。韦罗奇卡会在厨房里款待当兵的，有菜汤和稀粥——我们的饭食……这差事怎么样啊，弟兄们？”他问站在一旁的行动小组的赤卫队员们。

　　“当差就不能哭鼻子，阁下大人！”一名战士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说什么？当差就不能哭鼻子？太好了！瞧，这就是人民的智慧。”老头子喜笑颜开，甚至用毡鞋敲打着地板。”当差……不能哭鼻子……说得太对了，这象军人说的话。军人本来就是——餐风宿露，爬冰卧雪，大丈夫志在四方……”

　　精心严密组织的这次行动看来就要落空了。

　　我为把“货物”从彼得格勒运到莫斯科担惊受怕，曾怕瓦西里·梅斯梅尔在京兰切夫卡广场或是途中溜掉。然而，他却从我的鼻子底下溜了——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事。他已经离开了，并没有绞尽脑汁搞金蝉脱壳之计，而是很轻易地溜了。在我们到来前不久，他不慌不忙地随着楼梯上了阁楼，从天窗爬上了房顶，再从那儿跳到与寡妇家紧挨着的邻家房顶上。他从房顶爬下来也是轻而易举的：通过阁楼或者沿着消防梯爬下来，不必具有杂技演员的技艺。男爵真有两手！

　　阁楼上一片漆黑，老鼠把纸咬得沙沙作响，木头上积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靴子的印迹看得一清二楚，只剩下一片合页的天窗来回晃荡，时而吱扭作声。

　　“跑掉了，”阿尔秋欣断定道，“从房顶上跑掉了，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在搜查阁楼和屋顶后，我浑身上下弄得很脏，回到房间时，侍女为我刷大衣，而将军则过分谨慎地请我们去洗手。他亲自为我们引路，然而不知为什么不去洗澡间，而是到他的卧室去，这里一个紫檀木柜式洗脸盆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刷子也都是紫檀木的，看来都各有其用：有将军梳头的，梳刷短须和梳鬓须的。这里还有花露水瓶和发腊盒。将军很注重自己的仪表。

　　紫檀木散发着独特的象针叶紫罗兰的淡淡清香，这种香味令人想起春天。对着铺床罩的大床（床头上方挂着几幅圣像）的墙上挂着一对雕花镜框，框里镶着两张相片：普希金和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

　　老头子在递给我毛巾时，扮着笑脸说；“自然界的奥妙，”他说，“宫中低级待从和大公——差距太大了，不是这样吗？然而，我不在意。我可以使您相信，科萨切夫斯基先生，他们俩人同时乘上飞马［飞马是希腊神话中长有双翼的马，被勇士帕修斯斩首的女怪神梅杜萨的血所变成。据以后的传说，由于飞马蹄子的一踏而产生了一个诗的灵感之泉（希波克林泉），诗人可以因这个泉的水而得到灵感。在文学中飞马的形象成了诗人灵感的象征。所以有“乘上飞马”（开始作诗）这句话。——译者注。］并取得同样的成就，都是缪斯［希腊神话的司诗之神］的宠儿！诚然，大公殿下不仅仅以诗歌而享有盛名——他是御前禁卫军波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的司令，第十五梯弗里斯掷弹兵团［帝俄时代的一种精锐部队］名誉长官，又是将军，科学院院长。至于他的出身我就不说了。不过，我不赞成对人抱有成见和偏见，科萨切夫斯基先生。依我看，低级侍从官写的诗并不比大公写的差，在诗坛上可不讲文武宫员的等级。不过，应当承认，我更喜欢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的诗，这绝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大公，而在普希金先生的身上有黑人的血统。而是因为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不描写爱的欢乐和女人的腿，而是描写每一个东正教徒追求的目标和必由之路。我认为，大公殿下的诗章更高尚和文明。肯定您会记得，”老头子挥动了一下右手朗诵道：“‘即使我不出身于贵族，也没有皇家的血统，但我乃将博得东正教徒亲人们的信任和爱戴。’太动人了，是吗？您再听：‘让我的诗句充溢人们的心田，驱赶不幸者的烦恼，把幸福撒满人间！”这太打动人心啦！”他吸了一口气又把那句诗重复了一遍：“……‘我们将博得东正教徒亲人们的信任和爱戴。’”

　　看来，不应怀疑他在讽刺人，他也没有打算讥讽我。这仅仅说明将军已经跨越了那道看不见的门槛，这道门槛把智慧的成熟与脑子的退化分隔开来，他以其独具的果断精神，迈着有节奏的正步跨过了它。曾几何时，他就是迈着这种步伐率领自己的部队走过红村的街道。

　　显而易见，儿子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他。

　　“还要进行搜查吗？”老头子郑重其事地问道。

　　“只得如此了。”

　　他点头表示同意，“我理解，我理解……这是公务！”

　　他总是以一种天真的景仰心情对待诸如公务、纪律、官衔和统治权力之类的事。在把我送到前厅时，他讲了一件团里的趣事：以一个士宫正在涅瓦大街上行走，忽然皇帝陛下，故去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愿他早升天堂，突然出现了……这位士官，很自然罗，立正，站得笔直，气也不敢出，活象一尊塑像，只有胡子梢在颤动和马刺微微晃动，发出响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看见了他——一切都合乎要求：这个和善的小伙子很懂得队列条令，就象浇铸似的站着不动，连蜜蜂钻进他的鼻孔，他都不敢打喷嚏。这才象个当差的！皇帝问道：‘你到哪里去？’那个士官竭尽全力高声喊道；‘报告陛下，到车库［在俄语里，‘车库’一词不变格，在这里变成了第四格。——译者注。］去’皇帝宽厚地笑了笑，和蔼地对他说：‘傻小子，’他说，‘根据俄国语言修辞学，车库这个词是不变格的。’可是士官却不同意，他说：‘那可不敢，陛下！’‘怎么不敢，小傻瓜？’‘就是不敢，’他回答说，‘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切都要变的！’怎么样，啊？”老头子陈味地笑了起来。“要知道他是对的，也很滑头：在最高权力面前一定要贬低自己表示臣服，无论是人，无论是动物，也不论是植物，统统都得如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语法不语法！”

　　我在前厅里见到了沃尔任宁，他已没有必要在院子里呆下去了。水兵的脸红红的，头发被水弄湿了，粘满了木屑的棉袄敞开着，在赤裸的胸膛上刺着红字：“消灭全世界的资本家！”在字的周围是由链条和铁锚组成的别出心裁的图案……

　　“你怎么啦，敞胸露怀的，是劈木头了吗？”我关心地问道。

　　“是的，”他无不骄傲地肯定道，“只是请你，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不必为我担心，我在风雨里久经锻炼，只要干活，那就什么小病也不会得。我连劈带锯干了一阵子，汗水把衬裤都浸透了，象是洗了个澡……”

　　“消灭全世界的资本家……”是的，不过瓦西里·梅斯梅尔不难明白：他父亲的住所已被监视。

　　“舰队迎接皇上驾到要放三十一响礼炮。”老头子在此时此地说这些话似乎不大合适，“全部桅旗，司令旗和海军上将的旗都得降半旗。”

　　“说的真对，老爷子！”沃尔任宁肯定道，并向我使了个眼色。“对于这种事他倒挺在行，是吗？”

　　“是的……这跟你们不同。”我点了点头。

　　三

　　瓦西里·梅斯梅尔在屋顶上逛荡够了就立即去找克贝尔或者法衣圣器室的执事，这种可能是极少的。看来人他已看出了风势，会做出相应的推断。虽然，“可能性极少”，总还是有可能的。因此我决心来个先发制人，并为了避免时有发生的例外，就派沃尔任宁去找博林，这时他正在珠宝匠家里搜查。水兵要把我们扑空的情况告诉他。我还让水兵带去一张字条。如果瓦西里·梅斯梅尔仍要会见克贝尔的话，请他采取措施逮捕瓦西里·梅斯梅尔。同时派苏霍夫同彼得格勒刑事侦察局的干部一道去克里姆林宫。苏霍夫负有的使命是；既要悄无声息地抓到梅斯梅尔，又要暂不惊动修士大司祭。至于季米特里，数小时后我们还要在刑侦局见面，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得知上校已到了莫科斯，更不能让他察觉到我们对他和瓦拉穆修道院的苦行修士感兴趣。总之，季米特里知道得越少，对案件越有利。

　　应当估计到梅斯梅尔会试图用电话同季米特里取得联系。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没有安装电话，而在东正教主教公会办事处和修道院里约有十台或十二台电话机。

　　所有的电话机，显而易见，不会同时坏的。如果对电话总机搞些维修或者某段电缆出了故障，当然都是“偶然的”，行得通吗？

　　我给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队打了电话，警卫队副队长听完我的意见后，说：“可以做到。我们将进行维修。”

　　“什么时候？”

　　“现在就开始。您需要几个小时？”

　　“五到六个小时。”

　　“那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就下命令。”

　　现在瓦西里·梅斯梅尔已不可能用电话同季米特里取得联系了。他只能去冒险，或者采取慎重态度，不和法衣圣器室的执事见面。

　　还是先搜查一下梅斯梅尔家，或许能找到些什么。

　　“从哪个房间开始呢？”老头子问道，从他语调中能听出，他是诚心想帮我的忙。这不是因为他对儿子不好，而是因为在权力面前一切都得起变化，甚至连语法规则上不能变格的单词也应该变。这种观念从小就灌输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

　　“从哪一间开始呢？请您安排好了。”我客气而礼貌地回答。

　　受宠若惊的老头子思忖片刻后，说：“哦，哦，也许，从育儿室开始吧。”

　　“可以。”

　　“在我有客人的时候，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总是呆在那里。”他解释说道，“今天也是这样……”将军叹了一口气。今天发生的事惹他不高兴。其实，有什么值得他高兴的呢！政府，甚至包括工农政府在内，总之都是政府，不能同政府发生争执。不过，难道能拿今天的政府同皇帝陛下相提并论吗？不能，当然不能。而谋反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逃跑了，没有依法办事，不过……那是明智的。矛盾的心情使将军在思想上陷入一片混乱。

　　为什么把这个房间命名为育儿室——我不清楚，我心里给它起了个绰号；“育马棚”。这间屋子的四壁上挂满了以马为主题的照片和画片：高傲地扬着头的奥尔洛夫大马和英国马；带着颈轭的阿拉伯种跑马；托尔锡克短尾巴　马；顿河种马；土库曼的帖金马和瑞典种马。有的马在奔跑，有的在蹦跳，有的在穿越障碍，有的在甩蹄子，有的摆好姿势让人照相，有的在默默地咀嚼青草或燕麦苗。高高橛起的蹄子，油光发亮的臀部，充满血丝的眼睛和随风摆动的尾巴……。挂在墙上的带刀鞘用黄金和圣乔治绶带装饰起来的车刀，骠骑兵的图囊——皇帝陛下御前禁卫军骠骑兵团军官们在举行仪式时必须佩戴的皮包，以及尼古拉二世本人的画像在这毛色繁多。品种各异的马群之中显得相形见拙，不为人们注目了。皇帝被这庞大的马群吓呆了，从那笨重的镶金丝的黑像框里忐忑不安地张望着。尼古拉二世在画像上的这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就同他在托波尔斯克，在卫队长科贝良斯基上校陪同下，朝我走过来时一模一样，只是那时他没有穿这身白色骠骑兵礼服。

　　“是些好马，”老头子向我解释道。“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一直是个马迷。战前他与军官们赛马是从不空手而归，总要获奖。”

　　在房角上，一张不大的写字台旁，在一个托架上放着一只皮包。从获得的情报看，这正是瓦西里今天从彼得格勒带来的那只皮包。皮包用皮带捆着，看样子它还没有解开过。苏霍夫对我说过的那个物品袋却不见了。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除了皮包外，还有一个物品袋吧？”

　　“完全对，”将军毫不迟疑地肯定道，“是一个物品袋。”

　　“那么在哪儿呢？”

　　将军的目光扫视着房间，哼哧了几声，朝沙发底下张望了一下。

　　躲在阿尔秋欣宽大的肩膀后面的传女说；“我亲自把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的物品袋从前厅搬到了这里，同皮包放在一起……”

　　“随身带走了。”将军猜测道，并为自己的判断得意地笑了。

　　只有阿尔秋欣对将军的洞察力做了一番评论。

　　“将军阁下说得很对，”他表示赞同道：“物品袋随身带走了，而皮包留下了。带上两件东西爬屋顶很不方便，于是只好选择其中的一件，我是这么想的。”

　　男爵的本事真大！在我们到来之前，看来，只剩下一件事没来得及办完——把茶喝完。

　　“如果不使您为难……”我对老头子说，同时用眼睛瞅了瞅皮包。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慌慌张张地迈着小碎步走到皮包跟前，急忙解开皮带，掀开了上盖。

　　赤卫队员把装在皮包里的物品一件一件地掏了出来：贴身穿的丝绸衬衣、袜子、汗衫、旅途用品、几盒香烟、美国罐头、几本书——俄国欧洲部分的《养马业与运输方法》，《尼·伊里英在顿河流域的工厂》，《俄国纯种马和跑马养育指南》……

　　我翻了翻书——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现在可以搜查房间了。

　　为了敲打、检查墙壁、就得先解决马群带来的麻烦，也得解决混入马群中的皇帝陛下带来的麻烦。阿尔秋欣站在椅子上摘下了沙皇像，抖掉像上的灰尘，打了个喷嚏，他的脸上立即泛起了笑容：星期一打喷嚏——会得到礼物；星期二——要来客人；星期三——有好消息；星期四——要受到夸奖；星期五——有约会；而星期六——如愿以偿。今天恰好是星期六。而刚才这个喷嚏则使人更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今天会有许多喜事。

　　“把这个吸血鬼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放在哪儿呀？”阿尔秋欣伸直了胳膊抱着像框四下打量着。

　　“很简单，让他靠墙根。”一位赤卫队员一语双关地说。

　　将军从阿尔秋欣手中夺下像框，小心异异地把皇帝放在沙发上，用衣服袖子擦去玻璃和木框上的灰尘。

　　“别忙了，将军阁下，”那位让把画像放在墙根的赤卫队员说，“忙什么呀？首先木框需要检查，也许在柜子里藏着什么东西……”他用胳膊肘把将军事推到一旁，仔细地察看像框；正面、背面，用指甲刮漆面，用手指敲木框。他不慌不忙地做着这些事，满有兴趣。一眼就看出，这个青年人生来就喜欢搞“现场勘察”。

　　“也许什么地方有个密室吧？”我先问向将军，他两眼正在紧紧地盯住赤卫队员那灵巧的手指。

　　“这可是皇上的像！”将军突然高喊道。他的眼里噙满泪水。

　　“藏在房间的墙壁里吗？我们反正要检查的。”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已经检查完了，将军阁下，”赤卫队员检查完像框后说，“奴仆满意，沙皇也没受屈。”

　　将军支持不住了，他瘫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扶着像框的一角，看上去就象将军在柔情地拥抱着这个俄国最后的皇帝。阿尔秋欣很可怜他，为了让老头子高兴一起，对他说道：“吸血鬼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的军刀耍得很漂亮。我也是个行家，可我也吃过他的亏。上帝啊！一不留神，就被刺中了，而他的太子，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请原谅。却不是个好手，比不上他爸爸！”

　　将军的面颊发白。

　　“您真的同皇上陛下比过军刀吗？”

　　“千真万确！是我在托波尔斯克的卫队里服役的时候。”

　　“别扯了，阿尔秋欣，”我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把画片都检查一遍。”

　　“统统会检查的，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大声说道，眼睛却瞅着坐在沙发上的老头子。他正两手抱着头，忧伤地叹着气。阿尔秋欣是个软心肠的人，然而他明白：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谁也不会一帆风顺，不受挫折。这有办法呢！

　　当阿尔秋欣和赤卫队员们在传女的帮助下从墙上摘下图片和相片的时候，我检查了写字台抽屉里的东西。

　　看来，四处游荡的瓦西里·梅斯梅尔把父来的寓所，特别是这间屋子当成自己真正的家。桌子里放着他一九一二年写的日记，故去的妻子的信件，数不清的相片：穿着大学生制服的瓦西里，身旁站着当骑兵军官的哥哥；瓦西里——军官学校的士官生；瓦西里站在一群军官中间，背景是光秃秃的山庄；瓦西里同未婚妻在一起，她长着一双大眼睛，脖子有些瘦长，一副忧郁的神情……

　　证书、证件、发票，镶着炮弹碎片的银坠几、自鸣式怀表、用打字机打印的“军官祈祷文”，一卷用皮筋箍得很紧的药方，在较粗的一头印着一只双头黑鹰，空白票据本，印着纹章和花字的军官行军时用的皮制烟荷包，骨制小刀和打火机。看来．瓦西里·梅斯梅尔也爱好文学。在白色漆皮公文包里放着未完成的手稿《对决斗的几点看法》。

　　“决斗——真正的文明社会的性格表达方式之一，”我在读这篇文章，“甚至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此以及对个人的名誉没有任何概念。

　　“当斯巴达克人的统帅对费米斯托克举起棍子的时候，费米斯托克并不觉得耻辱，只是说。‘打吧，可我还是要说！’当哲学家克罗特被揍了耳光的时候，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会把写着：“这是尼孔德罗莫斯干的！”的木牌贴在自己的青紫伤痕上。

　　“如果不把古日耳曼人那不大可信而又支禽破碎的关于对打的记载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决斗做为雪耻的手段只是到了十五世纪才在法兰西普遍流行。”

　　老头子依然如故地坐在那里，两手抱着脑袋，阿尔秋欣突然惊异地说道，“小熊跑到樱桃树下嗑瓜子！”我立即明白，有重要情况。

　　“找到密室了吗？”

　　“正是。我今天算是没有白打喷嚏，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预兆挺灵，不能不信。”阿尔秋欣转过身．讥讽地对将军说；“不大好哇，将军阁下。我对您——真心实意，而您——耍滑头，您还当过大官。这不大好。”

　　密室在贴着马群的墙内，恰好在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底下。当你按被壁纸盖住的按钮时，盖就自动落下。

　　“哎，那里有什么呀？”一个赤卫队员急切问道。把前皇帝的肖像靠墙根放的主意，就是他出的。他把打火机举近墙上的那个方形黑窟窿。看来，他想从那里找到钻石、绿宝石和红宝石。

　　“当兵的，那里全都是纪念物品，”老头子悄声说，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

　　“纪念什么呢？纪念法衣圣器室被盗吗？”赤卫队员凶狠地说。

　　“看吧！看吧！”老头子的声音更弱了，他用手抱着镜框，象是从专制君主那儿寻求庇护。

　　“我们正在看哪，得不到许可也要看，将军阁下。我们长着眼睛，什么都瞧得见！”赤卫队员说。

　　阿尔秋欣把手伸进窟窿，掏出一个长方形的檀香木盒子，掀开盖子后把它递给了我。盒子里面衬着天鹅绒，装满了勋章和奖章……

　　“男爵还挺能干，”赤卫队员说，“这些宝贝玩意儿不会白给。看样子，他让日耳曼人流了不少血。”

　　然后阿尔秋欣又掏出一只缎面匣子，里面盛着装饰着金箔的螺旋状蜡烛，看样子是办喜事用的——结婚纪念品；双层绸缎缝制的小口袋里装着干泥土；装有沙皇纸币的纸夹；几只盛着妇女饰物的盒子——有戒指、宝石项链、手镯、耳环、信件相片和水彩风景画册……

　　“就这么多了，”阿尔秋欣说。他有点为难．不知怎么办？他问道，“把这些东西都放回去吗？”

　　我也有点不大自在。

　　“就这些，不会就这些吧……”赤卫队员从密室深处拽出一张折成几折的厚纸，递给了我。

　　“你真是个机灵鬼！”阿尔秋欣惊异道。

　　我把纸铺开，这是一张贵重物品的清单，显然它同妇女的小饰物没有关系……

　　“有用吗？”一直注视着我的面部表情的赤卫队员问道。

　　“你有搜查的天才。”

　　“也许是的。可他说．‘就这么些了！’如果再彻底地刨它一遍，不知还会蹦出什么来呢！”

　　然而，我们在房间里再没有找到任何其他东西。

　　莫斯科刑事侦察局监察员彼·彼·博林审讯牧首法衣圣器室珠宝匠费·卡·克贝尔公民的记录（摘要）

　　问：你认识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公民吗？

　　答：是的，我认识。

　　问：你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相识的2

　　答：我同他认识将近十五年了。他让我为他效力，替他妻子采购珠宝制品。

　　问：梅斯梅尔的妻子去世后，你同他还见过面吗？

　　答：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九一六年，梅斯梅尔请我将他故去的妻子的几件金饰品做个估价。

　　问：在搜查你的住宅时找到了梅斯梅尔发来的电报，发报人通知了自己抵达莫斯科的时间并邀你去车站碰头。关于这份电报你能说些什么吗？

　　答：电报使我吃惊。当妹妹告诉我瓦西里·梅斯梅尔来看过我时，我同样感到吃惊。

　　问：据我们所知，梅斯梅尔没能在家里见到你，他给你留下纸条了吗？

　　答：没有。

　　问；在你家里搜查时，找到了一张贵重物品清单，这是张什么清单？怎么落到你手里的？

　　答：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珠宝艺术史和宝石史的研究。你提到的那张清单是由一位巳故的珠宝匠佩列尔曼转交给我的。在清单上列出了在俄国为某些私人所占有的最珍贵的宝石。

　　问：佩列尔曼什么时候把这份清单转交给你的？

　　答：一九一三年或一九一四年。

　　问：可是清单上落款的日期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又做何解释呢？

　　答：那是搞错了。

　　问：这张清单及其所列的珍宝与梅斯梅尔公民家中搜到的清单一模一样。难道他也是研究珠宝制品史的吗？

　　答：我不知道。

　　问：在前边提到过的清单上，有哪些珍宝是归牧首法衣圣器室所有？

　　答：清单上列出的珍宝没有属于法衣圣器室的。

　　问：你确信无疑吗？

　　答：我的话可以由文件和证书做证。

　　问：我想提醒你一下，在法衣圣器室失窃的宝石复制品中，也就是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让你看过的那些复制品中，包括象形珍珠“朝圣者”，在你家中找到的清单上把这颗珍珠编为第十九号。就这种“巧合”你能说些什么呢？

　　答：“朝圣者”不归法衣圣器室所有。

　　问：我知道。可是怎样解释那位暂不知名的工匠专门仿造法衣圣器室收藏的宝石，其中也包括“朝圣者”呢？

　　答：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问：你很明白，你的答复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答：是的。

　　问：这对你不利，你也明白吗？

　　答：是的。

　　问：你对目已的口供还有什么补充吗？

　　答：没有。但是我没有参与盗窃法衣圣器珍宝的活动。我永远不会承担这个罪名。

　　费·克贝尔（签名）

　　前皇家科学院博物馆保管员，美术史教授卡尔塔绍夫就在梅斯梅尔公民住宅里发现的清单所作的说明

　　（在搜查莫斯科牧首法衣圣器室珠宝匠费·卡·克贝尔公民的住宅时找到了同样的清单）

　　在莫斯科刑事侦察局提供给我的清单中共列出三十二件珍品的名称，我可以就其中的某些加以说明。

　　１．“巴图林斯基的汤盘”（列为第七号）

　　这件珍宝最早是在彼得二世时被提及过，而对它的较为详细的记载是在安娜·约安诺芙娜女皇当权时期。

　　安娜·约安诺芙娜是一位艺术品和宝石鉴赏家。著名的珠宝匠都在她的皇宫里干活。女皇非常贪婪，她想得到世界上最大的被命名为“佛罗伦萨人”或“托斯卡恩大公”的钻石。女皇利用大公国正遭军事入侵之机，派自己的侍从彼得鲁·米罗前去购买名钻石。

　　米罗先给大公寄去一封信，信中答应在对敌战争中俄国将给予军事援助。不过有个小小的要求做为交换条件：“为了供养那些正在服役的英勇善战的军队……要准备大量的列性酒——格但斯克伏特加，这种酒大公殿下在波希米亚时曾开怀畅饮，直至酩酊大醉。”同时要求把钻石“佛罗伦萨人”卖给俄国女皇安娜·约安诺芙娜。“女皇陛下打算买下这颗钻石并如数付钱……”

　　大公殿下不相信女皇会派遣军队给予他军事援助，同时他也不愿意卖钻石。因此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买卖也没做成。然而，女皇不必抱怨自己不走运。不久，还是在那位米罗的帮助下，她既没花钱也没动用军队就成了稀世之宝——有名的“巴图林斯基的汤盘”的主人，它原属于彼得一世的宠臣缅希科夫所有。

　　缅希科夫是俄罗斯最富有者之一。他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地方拥有九万名农奴，数十幢房屋和宫殿。在缅希科夫失宠被黜后，他在瓦西里耶夫岛上的彼得堡宫内的大批财宝被没收：有镶满钻石和珍珠的十字架和星状勋章、装饰着宝石的金质鼻烟壶、钻石镶头的手杖、镶嵌着红宝石的笔杆、钻石扣环、宝石戒指和宝石钮扣。当缅希科夫去服流刑时，在途中被劫去价值五百万卢布的珍宝，而这并不包括从宫室中被偷走的银质餐具……尽管如此，公爵还是从沙皇官吏的眼皮底下瞒下了不少珍品，其中就有被称为“巴图林斯基的汤盘”的名钻石。

　　汤盘在古法语中是指深碟或者浅碗，在中世纪的神话中曾被当做一种神用器皿，据说约瑟夫·阿里玛费斯基好象曾用它来接基督殉难时流淌的血。历史上还出现过几个假汤盘。“巴图林斯基”是用一块，如果没搞错的话，重达一百八十二或一百八十三克拉的绿宝石琢磨成的。缅希科夫把它藏在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也没有取出存放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银行里的存款，因为银行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是不会支付的。此时，米罗又暗下里为女皇和她那有权势的宠臣比龙策划了一个狡猾的圈套：让比龙的弟弟古斯塔夫娶缅希科夫的女儿。公爵的独生子缅希科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同公爵的女儿一起从流放地返回。他当了十四年宫中侍从总管，成了安德烈耶夫勋章获得者和俄罗斯历史上唯一获得圣叶卡捷琳娜勋章的男人，因为这种勋章只奖赏给女人。小缅希科夫当然知道“巴图林斯基的汤盘”藏在什么地方，这是他父亲珍品中的稀世之宝。

　　古斯塔夫·比龙同缅希科夫的女儿结婚，从而使九百万卢布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回到了俄国，而小缅希科夫把“巴图林斯基的汤盘”赠给了新郎，而新郎又把它转赠给安娜·约安诺芙娜。

　　“巴图林斯基的汤盘”不知是从安娜·利奥波尔多芙娜，还是从伊丽莎白·彼得洛芙娜手中弄丢的。不过，一八九八年，皇家科学院博物馆得到一个情报，它好象被雅罗斯拉夫的工厂主皮沃瓦罗夫在华沙搞到了手。因为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对“巴图林斯基的汤盘”很感兴趣。于是我到雅罗斯拉夫拜访了皮沃瓦罗夫，并以博物馆的名义提出要收购这块稀世珍宝。皮沃瓦罗夫向我声明。这是谣传，是谎言，“巴图林斯基的汤盘”不在他的手里。然而一九Ｏ三年，博物馆的职员，珠宝匠希尔科夫告诉我，他在皮沃瓦罗夫那儿亲眼看到了“巴图林斯基的汤盘”，工厂主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把它卖给了巴斯科夫斯基伯爵。几年后，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出现了“巴图林斯基的汤盘”的照片。我的大多数同事都认为，“巴图林斯基的汤盘”现在为巴斯科夫斯基所有。

　　２．“双御座”（清单上列为第九号）

　　这一俄罗斯珠宝艺术的杰作曾于一九一二年在彼得堡举行的珠宝展览会上展出过。那次展览会是由皇家发展艺术基金会和工艺品协会联合举办的。在展览会上陈列了锻造制品、雕刻制品、首饰和细工制品等等。“双御座”是科斯特洛姆县一个家庭手工业者的制品，它当之无愧地博得了观众的赞赏。皇家发展艺术基金会委员会主席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娃·奥尔登堡斯卡公爵夫人得到了它。“双御座”还没有四分之一个火柴盒大，它以细腻的风格，炉火纯青的精湛技艺令人惊叹。

　　这些用金银制成的精巧微型艺术品以惊人的精确性复制了沙皇阿历克赛·米哈依洛维奇的“金刚石”御座（御座上装饰了八百七十十颗金刚石和一千二百二十三颗宝石）和莫卧儿王朝奥沃林格一捷布的御座——“孔雀御座”。

　　“金刚石”御座复制品，科斯特洛姆县的能工巧匠不仅仿制的惟妙惟肖，而且还复制出了用珍珠排成的拉丁文题词。这段题词由侧壁上画着的两个小天使举着，题词是：“这座精美的御座属于无比强大的俄国君主阿历克赛，他在人世间称帝洪福齐天，升入天堂也将其乐无穷。圣历一六五九年。”

　　举世闻名的印度皇帝的御座丝毫不逊色于“金刚石”御座，它的外型犹如两只正在开屏的孔雀。微小的蓝宝石、绿宝石、红宝石、金刚石和其他各种颜色的宝石逼真地绘出了孔雀羽毛的霓虹光色。这些宝石中最大的也超不过十分之一克拉。“孔雀御座”有六条腿，是用很细的金丝制成的，上面的金质华盖用十二根细金丝编成的圆柱支撑着。华盖上低垂下来的流苏是用极微小的珍珠串编成。

　　３．“金马可”（清单编号为第十五号）

　　“金马可”是里加的梅连季耶夫珠宝加工厂制做的，它同“双御座”一样曾被陈列在彼得堡一九一二年举行的珠宝展览会上。在那次展览会上它被彼得堡的工厂主符·伊·奥兹诺比申买去。在奥兹诺比申去世后，它被死去的工厂主的外甥，骑兵大尉格·沃·格里博夫所占有。

　　“金马可”是由两条平行的宽带组成一块矩形金质薄片，在宽带上绘有微型神像。采用分格注釉法把这些神像描绘在金质底版上。神像四周有用宝石和模压颈饰装点起来的花边。每一尊神像都用喷泉或者壁柱加以点缀。在上宽带的中央——是一块绘有米哈依尔大公的颈饰。总共近八十三尊微型神象，（在圣马可大教堂挂在主宝座后面的那幅圣障上共有一千三百三十九块宝石和一千一百九十八颗珍珠，而在“金马可”上就少多了。

　　４．“格尔莫格诺夫（喀山的）披肩”

　　（在清单编号第三十二号的后面写着一行注：“不得出售，只能保存。”）

　　被称为“格尔莫格诺夫（喀山的）披肩”或叫“莫诺马赫披肩”或“阿历克赛·科穆宁披肩”，它的存在至今仍引起许多俄国学者的怀疑和争论。但是某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其中包括我，认为这并非虚构，确实有其物，并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格尔莫格诺夫披肩”早在一八二三年就被发现，是在一个私人手里。

　　据说，阿历克赛一世科穆宁皇帝从帝城给基辅大公符拉基米尔·莫诺马赫送来了皇冠、金链和披肩。皇冠和金链保存住了，而披肩却失踪了。根据传说是，在靼鞑蒙古统治时期它已做为战利品落入一个蒙古军事长宫的手里，而后转来转去，落到了喀山王国奠基人手里。当喀山王国被俄国军队攻陷亡国时，最后一个喀山国王叶季格尔成了俘虏，披肩又失踪了。好象到了一五七九年它才被找到，是在一处被焚的房屋旧址的地下找到的，同时还找到了喀山圣母神像。众所周知，这尊神像后来被放置在波扎尔斯基公爵的营垒里，是她把莫斯科从波兰人手中解放出来。至于披肩，留在了喀山总主教，后来成为全俄的牧首，格尔莫根的手里。他宣称，把波兰人赶走后交还给合法的俄国沙皇。然而，格尔莫根没能活到米哈依尔·罗曼诺夫登上王位。当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组织民军的消息传到波兰人占领的莫斯科城时，波兰人要求牧首出面劝阻波扎尔斯基公爵和说服市民们忠于波兰王太子符拉季斯拉夫。但格尔莫根拒绝了，结果被铁链锁起来，活活饿死了。传说，牧首临死前把莫诺马赫披肩交给了见习修道士丘多夫。丘多夫是梁赞省人，他把披肩隐藏在自己家乡的一个地方。一八二二年前，人们一般都相信这个传说。到了一八二二年，当皇家美术学院院长奥列宁在离古老的梁赞不远的地方找到了金披肩的时候，大多数学者改变了看法。在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奥列宁终于成功地找回了举世闻名的俄国之宝。然而，很快就查清，奥列宁发现的披肩是由十一块金板块（薄片）组成，其边缘装饰着宝石和珍珠。在其中六块金板块的中间填满了珐琅釉，在珐挪釉上漏刻出几幅金质圣像：“耶稣受难”、“圣母”、“圣伊琳娜”、“伟大的殉教者瓦尔瓦拉”和两名手里拿着十字架的圣徒。同时从关于拜占廷的历史资料中获知。阿历克赛·科穆宁披肩是用金丝锦缎制成的，它还有两道珍珠边儿，中间是四块大金板块（没有圣像），板块上装饰着宝石。送给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不会是奥列宁发现的这个披肩，因为这种样式要在晚得多的时候才出现。

　　奥列宁在一八二三年重访古老的梁赞，据说，莫诺马赫的披肩就捏在那儿，然而，他一无所获。但是有人对他说，在他到来前不久，农奴费奥多尔，格尼洛雷鲍夫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挖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宝贝。格尼洛雷鲍夫否认了这种说法。但是用鞭子揍他的时候，他招认挖到了一只精致的铁匣子，里面放着揉成一团的锦缎衣领，上面绣着珍珠和四块金片，金片上镶着宝石。他把这只匣子卖给了位不相识的老爷，老爷给了他十五个半卢布和五桶伏特加酒。那位老爷的姓名他不知道。格尼洛雷鲍夫又被揍了一顿。在两次受刑后，他死了，死者留下的十二个卢布被没收，其余三个半卢布给了他的家属。事情到此结束。

　　有关“格尔莫格诺夫披肩”的消息时断时续。

　　在一九—一年，为皇帝陛下接受呈文的办公室以皇帝名义给我们博物馆转来一封匿名信的副本，署名为“俄国爱国者”。他向尼古拉二世宣称，“莫诺马赫的披肩”在他手里，而他将荣幸地把它献给皇帝陛下。然而，影响他履行自己对沙皇和俄国人民尽天职的是：“在皇帝身边有个窃贼格里什科·拉斯普廷。因而只有当格里什科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和近卫军团象征自由的鼓乐声中被纯正的东正教徒吊死在白杨树上时，披肩将在皇帝的瑰宝之中找到一席荣誉之地。”

　　杜贝尔斯基上校对我发誓说：一周后，匿名信的作者和披肩都将被找到，然而搜寻毫无结果。在拉斯普廷被杀死后，披肩仍然没有”在皇帝的瑰宝之中找到一席荣誉之地。”

第五章 莫诺马赫的披肩和修士大司祭的好心肠上帝

　　［披肩是教士胸前垂在两肩之间的金银宝石装饰物。——译者注］

　　一

　　“怎么，你是厨师的孩子吗？”我问坐在我对面的卡尔塔绍夫，“把你养活得又高又壮，吃得胖胖的。”

　　“说的太对了。”他肯定了我的推测，“不过，我想，你好象是另有所指吧？”

　　“只是随便问问而已。我想，象你这样滔滔不绝地描述珠宝钻石，恐怕也只有厨师的孩子才能胜任。”

　　卡尔塔绍夫大笑，笑得腮帮子上的肥肉颤动，搭在大肚皮上的金链也被振得直跳。

　　“怎么？是说厨师的儿子吗？你的目光可太锐利了。饥饿……假如我是一个诗人，我要为饥饿写一首赞美歌。为什么？饥饿把我们厨师的孩子们造就成为美的鉴赏家、反抗分子、发明家、诗人和思想家。饥饿可以使人产生想象力和创造力。人吃饱了是无所做为的，只会坐享其成。拿你来说，是一位布尔什维克，想为人类造福，想让所有的人都吃饱饭。我认为，你不会成功。不过，倘若实现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羡慕子孙们：那是进步的终结，是停止、腐朽和死亡。所有的人都吃得饱饱的——那比瘟疫还要可怕的多。遭受脂肪流行病的折磨那可太痛苦了！”

　　“你本人不是已经吃得很饱了吗？”

　　“根本不是。”他又大笑，“根本不对，我不能算是吃饱了的人，而是正要吃饱的人之一。这可不是一码事。”

　　“努，瞧你的体格……”

　　“哎呀呀，这同体格不相干。我是正要吃饱的人之一，请相信我好了。我对自己的胃口挺满意，我的祖先：祖父，曾祖父和高祖父在上个世纪把胃口养得不错。他们太饿了，也许到了我的重孙子那一辈才能吃个饱。”

　　我问他对克贝尔的看法。

　　“俄国珠宝业最优秀的大工匠之一。然而，他很不幸，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正直犹如脚上的镣铐：妨碍行动并硌路得两脚作痛。”

　　“你很习惯形象思维。”

　　“这倒是实话。我说什么？对了，关干克贝尔。我对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是一位对宝石和有价值的宝石史颇有研究的行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诗人和极为正直的疯子。疯子，要明白，这可不是平常所说的那种疯子。他不是那种智力受到损害，四肢爬地的疯子。他的疯颠是在于天才，是崇高的，我甚至想说，是受人尊敬的。”

　　“受人尊敬的？”

　　“正是如此。不过。这只在我们俩之间说说而已，不会告知给他。”他用手指朝上戳了戳，“就连上帝也多少有些……他创造了人类并给于他们各种恶习，他没有想出任何好办法以使人类遵守圣经上的十诫！克贝尔也是这样……”

　　卡尔塔绍夫喜欢并擅于言谈。他津津有味地讲着各种奇谈怪论和箴言，就象是一个讲究吃喝的人在兴致勃勃地品尝一道美味的外国大菜：细细地咀嚼着并怡然自得地眯缝着眼睛。

　　他以一种荒唐可笑的方式谈完了对克贝尔的看法后，就又口若悬河地谈起了牧首法衣圣器室的宝物。可是，我漫不经心地听他讲，我的思想巳集中在即将进行的同修士大司祭的谈话，此时修士大司祭正坐在杜博维茨基那里等我。老实讲，我可以随时把卡尔塔绍夫打发走，这完全取决于我。然而，我却有意识地推延与季米特里见面，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

　　……在犯罪现场找到了一块断木板，可是其主人又证明自已不在现场；瓦西里·梅斯梅尔在屋顶上“周游”了一番；我们找到了一张珍宝清单，可是这张清单又似乎与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珍宝没有任何关系；克贝尔同梅斯梅尔上校的关系很奇特；审讯时珠宝匠的回答又支支吾吾……

　　也许季米特里在制造混乱，有意把水搅浑？

　　我认为，他会这样做。

　　不过，他愿意这么干吗？

　　要对第二个问题做出回答是相当困难的：季米特里是俄国东正教教会正常运转着的机器上的一个轮子，而且这个“轮子”在某些方面又与众不同。法衣圣器室执事的想法和做法并非永远符合俄国宗教界的通常惯例。

　　还在童年的时候，在我怀疑有上帝存在之前，我发觉每个信徒都有自己的上帝，而每个上帝又都有自己的性格和习惯。在我的父亲——一个农村牧师，一个要赡养人口众多的家庭和染上酒瘾的牧师的观念中，上帝是一个严厉的教区监督司祭，反对喝酒，在做弥撒的时候，上帝会为区区小事训斥牧师们，威胁要取消其教职。父亲不喜欢上帝，然而却又怕上帝，一有机会就尽量地去献殷勤拍马屁。

　　对于我的母亲——一个面色红润、心宽体胖，整天嘻嘻哈哈的女人来说，上帝很象在两次酩酊大醉间歇时的丈夫：每当我的父亲祈祷赦免其酗酒之罪时，可谓是个好牧师和模范丈夫。母亲如同亲人似地与上帝讨论各种家庭纠纷，和上帝共享微小的家庭欢乐；商量、诉苦、恳求上帝别忘了在什么人而前求情，好让长子能进人中等学校，而后能过上富裕的日子，可别象丈夫这个样子。对于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休金，也就是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来说，上帝是最伟大的慈善家和哲学家，永远不知疲倦地为地球上的居民谋求共同的幸福。修士大司祭心目中的圣明而又慈悲的上帝如同他本人一样，对全世间的生活，亿万人民日常所关心的事情，并不了解。这些人们根本不愿意互爱互助，谦让容忍，因此不断地发动流血战争、造反和革命，就是在暂时平静的年代里——也是枪毙、屠杀、暴虐和醉后斗殴。休金的上帝并不是无所不知，无处不存的：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随意地骗他。可是他，不管怎么样，却总是容忍和与人为善。

　　若用卡尔塔绍夫的术语来表达的话，可以把休金称为“最正直的疯子”，他总是试图把宗教信仰同理智、良心、正派和社会平等统一起来。

　　中等学校的任何一名教师，甚至包指自由党人，语文教员索林在内，如果在学生宿舍里偶然发现了一沓规规整整放在床头小柜上的号召推翻专制制度的传单后，都会毫不迟疑地向校长报告。休金却不去告密，他认为告密是不道德的行为。他甘愿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上帝，而不是校长，也不是总监。后来，过了许久，当我在彼得堡为躲避警察的追捕，处境十分危险，接二连三地更换自己的住所。休金已是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了，他建议我到瓦拉姆变容节修道院去避难，并在百忙中抽空同我聊天，并想同我辩论。为了救助这个国家罪犯，修士大司祭冒了许多风险，但他毫不迟疑铤而走险。同时，他也是俄国教会主教中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的战斗中被迫炮击了被士官生占据的克里姆林宫。不能说克里姆林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在心理上产生的副作用很大。不过，有些炮弹毕竟还是损害了尼古拉塔楼、别克列米雪夫、特罗伊茨克塔吉楼和邱道夫修道院的正门、圣母升天大教堂和大天使教堂。炮弹的碎片落到了斯巴斯克钟楼上的自鸣钟上，自鸣钟停摆了，再也不能奏出：“愿我主在天之灵保佑”。瓦西里·勃拉仁大教堂的“通往耶路撒冷之路”的侧祭坛的穹顶也被打穿了。

　　这次炮击是教会发起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借口。一份有号召力的，标题为“来自圣克里姆林宫的求救声”的呼吁书，很快就被刊印问世，主教会以惊人的速度选举出一个委员会搜集践踏莫斯科圣址的事实，并委托涅斯托尔主教写一本《炮击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也很快问世了。毫无疑问。季米特里以与众不同的狂热参加这些活动，布尔什维克成了他信仰的上帝的私敌，因而也成了他本人的私敌。当我受市苏维埃主席团的委托参加制定维修的预算时，卫戍司令的助手同我一道去察看建筑物的损坏情况，陪同我们的季米特里竟然认不出我来了。他回答问题时怒气冲冲，双眉紧锁，态度生硬。修士大司祭固执地重复“炮轰克里姆林宫”这句话，终于把为人和善、性格恬静的卫戍司令的助手惹火了。

　　“修士大司祭公民，我们开枪不是要射击克里姆林宫，而是打盘踞在克里姆林宫里的白匪强盗。”他说。

　　“那是些孩子。”季米特里说。

　　“不是孩子，而是士官生，”卫戍司令的助手反驳道，“士官生不是孩子。孩子玩的是玩具，而不是步枪和机枪。孩子不会开枪，只会喝粥。平心而论，与其说我们，还不如说你们，信徒们，对炮轰负有更多的责任。”

　　“这怎么解释？”

　　“是谁允许士官生们把机枪架在救世主基督修道院的钟楼上、伊维尔小礼拜堂和谢尔盖大教堂上的呢？是你！如果钟楼上不架机枪的话，就不会用大炮去轰击。”

　　“教会不能，也绝不允许任何人用武器去亵读教堂。”

　　“修士大司祭公民，这已是事实了！”

　　“这不是事实，这是对实际情况的不同理解。”季米特里反驳道，“如果争论的焦点在于某些钟楼上架设了机关枪，那么，这不是教会的过错，而是某些神职人员屈服于暴力和过分恐惧的结果。你们十分清楚，俄国东正教公开声明自己的中立地位和号召武装人员停止兄弟间的残杀。”

　　“清楚，”卫戍司令的助手说，“当我们把他们压下去的时候，你们就呼吁停止战斗．与此同时，邱道夫修道院却在祈祷战胜布尔什维克……算了吧，尊敬的修士大司祭大人，不管谁对谁错，我们不追究了。”

　　炮轰克里姆林宫不仅使建筑物受到了损坏，同时也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本来就是脆弱的，不稳定的。

　　室外已是黄昏。我打开了灯。

　　是的，很难把季米特里和他的上帝同不可相容的东西统一起来。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什么是暴力——历史的接生婆，不会理解为了修建共同幸福之道必须使用斧头、叉子、机枪和大炮，而不是忍耐和友爱。

　　“我的老兄，我说的话你根木没听进去，”卡尔塔绍夫用责备的口吻说，“看来我白费唾沫了，是吧？”

　　“为什么是白费唾沫？你的见解应当很好地考虑。”

　　“听伴奏曲？”

　　“好象是这样。”

　　卡尔塔绍夫轻轻地揉着肚皮．笑道，“看来，你也是厨师的孩子啦，对吗？”

　　“是牧师的儿子。”

　　“哎，这大同小异，尽管宗教界被看做特权阶层。牧师、圣堂工友和朗诵圣经的职员在斯捷潘·拉辛或叶梅尔卡·布加乔夫起义的时候，都曾指挥过起义军，彼得洛夫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亚历山大还亲自为叶梅尔卡打开了萨兰斯克的城门，这不足为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俄国东正教教徒是在十九世纪前就被征去当兵，遭受过鞭打，用白桦树枝抽打他们。还能谈得上对君主的忠心吗？桦树枝子做成的鞭子——可不是黍米饭，也不是荞麦粥，得不到任何欢乐……”

　　我站了起来。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和有益的谈话。”他得意地笑着，也站了起来说：“按照俄国的表达习惯，可就简单多了：‘啰嗦够了——该告辞了！’”他向我伸出了胖呼呼的手，又说道：“只有一个请求。如果找到了披肩和“巴图林斯基的汤盘”——请通知一声。我会自己跑来的，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就满足了。”

　　“如果找到了，我很愿意这样做。”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我想，我们俩人会更早一些见面的。要知道，你非常了解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情况，是个行家。”

　　“科萨切夫斯基先生，厨师的孩子都能做到这一点。”他说，“厨师的孩子都能做到。”

　　二

　　从修士大司祭的外貌上很难找到出家人的温顺美德。他高傲着头，两肩不宽也不窄，双肩的优美线条更加衬托出了交叉地挂在脖子上的象征着十字架的两根肩带，胸前佩戴着满是花纹的银质十字架。在极为讲究的真丝绸长袍的扣眼上是一种更为小巧的十字架，这表明法衣圣器室的执事完成了论文答辩并成了神学硕士。

　　他迈着刚毅而又轻快的步子走进了办公室。厌恶地皱起了被黑色僧帽包着的额头，吸了一口满是烟雾的混浊空气。这时会听到他那句口头禅：“列昂尼德，你的烟吸得太厉害了。”也正是从这句老生常谈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夜间对话。每当失眠和头疼时，瓦拉姆修道院的首席神甫就到圣岛上来找我，我在这儿得到了一间简陋小屋。

　　季米特里受着失眠和头疼周期性的折磨己有十五年了。但他从不医治，也不吃药。在这种时候，他本来就无血色的脸变得更苍白了，蓝眼晴更暗淡了，说话也慢多了，声音比平时更低，象是害怕把神赐给他的头痛病吓跑了似的，紧闭着的双唇不时痛得抽动几下。

　　“列昂尼德，你烟吸得可太厉害了……”这一次他没说这句口头禅。季米特里尽量想表示出这次见面带有官方的味道。我们俩人代表两个互为对立的阵营：我——借助武装暴力夺取政权和不信神的布尔什维克，并用炮轰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而他——基督的未婚妻——东正教。这次在他的眼神里没有显露出我在视察被窃的法衣圣器室时曾见到的那种敌意。

　　我看到季米特里那副难受的样子，就站起来打开一扇小窗。一股新鲜冷空气扑进房内。

　　“你不会着凉吧？”

　　“不，不会。”

　　“好吧，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愿为你效劳，洗耳恭听。”

　　季米特用用纤长的手指数着琥珀念珠，凝视着我。他似乎十分吃力地吐出每一个字，慢腾腾地说；“我已经把拜见你的目的告诉了杜博维茨基先生，我深信，你也是知道的。生教公会及其至圣的吉洪牧首对牧首法衣圣器室丢失的教会财产深感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应当指出，使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执政当局认为没有必要将调查进程告知主教公会，这样不仅必然引起宗教界领导人，而且也会引起整个俄国东正教徒们的猜疑。如果在俄国，或更为严重，在国外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人民委员部苏维埃出于某种理由，对此我们暂时还只是猜测，对寻找和归还全俄东正教会的宝物不表示关切，那将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

　　在洗练而流畅的词句中，除了暗示还隐藏着威胁。看来，“照会”的内容来自吉洪的府邸，是在那儿策划的。

　　“我想，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国外，谁也不会产生这种印象，认为我们对寻找失窃的珍宝不关心。被窃的珍宝与其说是教会的财产，还不如说是全民的财产更确切。”我说道，“显而易见，您没有研究过人民委员会‘关于信仰自由法令’的内容。法令直截了当地宣布：“俄国教会和宗教团体的全部财产归人民所有’。”

　　“你很清楚，俄国东正教没有承认这个法令，”他反驳说，“主教公会及至圣的牧首大人已经号召东正教徒拒绝执行这个法令。”

　　“我知道，但又不理解：教会强调，一切权力来自上帝……”

　　“这道法令与上帝的和人间的规定相抵触，”季米特里说道，“在俄国历史上还没有类似的东西。”

　　“是这样的吗？俄罗斯教会和修道院的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财产总是引起种种指责。彼得一世也好，伊丽莎白也好，还有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曾想把它们掳为己有……”

　　“然而，教会保存并扩大了自己的财产。

　　“的确如此。”我同意他的说法，“根据神学研究院罗斯季斯拉沃夫教授提供的资料，到上个世纪末存在俄国银行的修道院的财产已达数千万卢布，而黄金、白银和宝石的价值尚未计算在内。教授写道，邱道夫修道院的圣障［指圣像壁。——译者注。］共值十万卢布，圣障的中门耗去了十三普特的白银。他估计，特罗伊茨克一谢尔盖大修道院祭坛供桌上的服装约值一百五十万卢布，而保存在特罗伊茨克一谢尔盖大修道院和诺伏格罗德尤利耶夫修道院法衣圣器室的珍宝值三千万卢布。包在脚座上的银板足有八普特重，墓穴用了二十五，甚至九十普特的白银，神灯上镶着二百颗钻石和珍珠，手提香炉和袖珍圣母像都是金质的。这一切都是为上帝准备的吗？有这么一句话：‘不要为自己在尘世间搜集珍宝……要到天堂去搜集……因为你的珍宝所在，正是你的良心所在……’谁也不能为两个上帝效劳：仇恨其中的一个，必定喜欢另外一个；或者是对一个忠心耿耿，而对另一敷衍搪塞。您不可能同时为上帝和财神爷效力。”

　　季米特里皱起了眉头。

　　“救世主是指人，而不是修道院。教会掌握着财产，而不是它的神职人员。”

　　“我不敢冒昧地去解释圣经。但我清楚，远非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认为豪华的陈设是上帝的神庙必不可少的财产。中等学校的教师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休金常常对学生们提到那些指责教会和修道院拥有财产的牧师和神学作家。例如，休金讲过尼尔·索尔斯基长老的故事，这位长老反对修逍完拥有私有财产。长老认为，黄金在教会里是多余的东西。他喜欢说，上帝还没有因为修道院装饰得不好而惩罚过哪一个人。依他所见，财产应当分给穷人，而不是捐赠给教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休金是赞赏长老及其信徒的……亚力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没有记错吧？”

　　季米特里一声不响。他的手指急促地数着念珠。过了一会儿手指的动作慢了下来，他拾起了头。

　　“你是否想证明，只有在你的人民委员部里坐着真正的基督教徒，而你们那道关于信仰自由的法令毁灭了教会和剥夺了神学教师们的最后一块面包。只有那道法令才是追随上帝最喜爱的目标吗？”他问道。

　　“根本不是这样，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笑了，“我不追求如此遥远的目标。”

　　“那么，你的全部论据又是为了什么呢？”

　　“亚历山大·维肖季耶维奇，您先前曾对我讲过，每一个概念都应当具有本身的含意。”

　　“那又怎么样？”

　　“本着这种思想，我把一切都恢复了其本来面目。按照这道法令，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人民的财产，无论怎么说，这些财产的绝大部分不应当只用到宗教仪式上。仅由于这种情况，那些说我们对找回珍宝不关心的责难和传闻就不攻自破了。任何人也不敢指责我们不爱护俄国的民族瑰宝，我们正在寻找并一定要找回它们。现在我来谈谈法令本身的一些问题。这是国家政权的法令。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将在实际生活中贯彻执行，它不取决于以主教公会和吉洪牧首为代表的教会对它承认与否。至于道德规范方面的问题，没收修道院和教会的财产是符合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它与‘上帝的和尘世间的法规’不发生矛眉。”

　　我说到这里，细心地观察季米特里的反应。没有，我没有感到敌对情绪。季米特里的哲学知识渊博，在这种人中很少产生病态的宗教狂热分子，尽管他们有时甚至在违背本人的意愿行事，他们不能不考虑对手的论据。

　　季米特里叹了一口气，把念珠放在一旁。他的脸变得有些血色了，看来，头疼减轻了。

　　“列昂尼德，你相信大家都会正确无误地使事物恢复本来的真面自吗？”

　　“我坚信不移。”

　　他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是的，‘坚信不移’……你还在中等学校念书时，就喜欢使用这个字眼。为了做到坚信不移，就需要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无所不知。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无法做到的。一个人只能知道他该知道的事情，知道的太少了。也许，这也正是人的幸运之处：因为‘巧者劳而智者忧’呀——在《耶稣言论集》里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碰到过许多很自信的人。”

　　“我也碰到过许多，这令我惊讶。”

　　“只有那些充满自信的人才能在生活中有所创造。”

　　“创造？人是无所做为的。他只会讨取。至于说到自信的人，我已在许多年前对你说过，这样的人值得受人尊重，但不能鼓励。对住何人来说，关键不在犯不犯错误，而在有没有自信心，不在于是否带来恶果，而在于他是否干方百计地为人们谋求幸福。自信的人当认为言语不能起作用的时候，就迟早要付诸于暴力。而上帝的造物是脆弱的……当我想到那些颇为自信的人们时，我想起了一个善良的少女。这个少女非常想拯救一只失去母狗的小狗。少女让小狗喝牛奶，可它还不会喝。这时，少女就把小狗的脑袋接进盘子里，强制它喝，她使劲按着它的头，毫不手软，结果把它呛死了。看来，这个小女孩自信自己能改正上帝的过失……”

　　寓言的含意极为鲜明，但是直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讨论还未能按我原定的计划进行。这次讨论将会有什么结果呢？我只说了一句。小狗也许是饿死的。他无精打采地笑了笑。

　　“也许是的……可以认为您没有说错，人们正确地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

　　“那么，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还是让我们谈谈法衣圣器室的事吧，”我提示道，“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委托我侦破盗窃案的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都没有任何理由隐瞒破案的进展情况。如果主教公会和牧首本人确实有兴趣了解情况，那么，几天前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获知一切。”

　　“当然，你对此也坚信不移，是吗？”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从各方面判断，教会的兴趣不在这方面，而是在别的什么上。”

　　“是什么呢？”

　　“利用盗窃案进行反苏维埃宣传。”

　　“你错了！你的观点过于偏执。”季米特里表示反对。但是，我的猛然抨击并没有刺疼他，而他的反驳也只是走走形式，是出于主教公会官方代表所负的使命。看来，他认为法衣圣器室的被窃与炮轰克里姆林宫不能相提并论，他不怪罪布尔什维克，围绕盗窃案掀起的叫嚣并没有得到他的同情。看来，牧首应当把这个微妙的任务委托给其他昧着良心干事的教士。

　　我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卷宗，封皮上写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案”，又从中抽出莫斯科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

　　“先请您看看这份材料，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他拿起了文件，修士大司祭因年老眼花看东西很吃力，但他又不喜欢戴眼睛，尽管在他的内衣口袋里经常装着一副老花镜。季米特里低声地唸着：“……号召全体公民一致行动寻找和交回被窃的珍宝，追回被窃珍宝，并根据珍宝的不同价值制定赏金，最高到一百万卢布。请外交人民委员会转告各国关于国宝被窃一事，并请给予协助，在边境线上组织截获……”

　　“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草拟的7”

　　“四天前。遵照民警局苏维埃主席雷恰洛夫的命令，此文件已复制并将发往共和国的各个省。外交人民委员，据我所知，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此外，我给民警局苏维埃全体干警每人发了一份清单的副本。顺便说一句，在我同收首的法律顾问谈话时，他说，他要将类似的清单副本发往各个教区。这件事办了吗？”

　　“没有。”

　　“为什么？”

　　“不知道。”

　　“太遗憾了。”

　　“是的，应当通知各个教区。”他表示赞同，并问道，“你允许我把这份决定抄下来吗？”

　　“当然可以。不过，有什么必要呢？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通过这个决定后，我立即派刑侦局的通信员给吉洪大人送去了。”

　　“牧首大人没有收到。”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他没有对我提起过。”

　　“有道理。”

　　“指何而言？”季米特里没听明白。

　　“他不说，这是有道理的，”我解释道，“否则，我们开始谈话时，您发表的那个声明就不会那么真实和官腔十足了。他的沉默有利于您去完成任务，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对寻找失窃的珍宝不关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真会办事！”

　　修士大司祭皱起了眉头。

　　“列昂尼德，你总是不大尊敬教堂的神职人员。”

　　“我同他们打交道太多了。”

　　“可你并不认识至圣的牧首大人，也从未同他交谈过。”他反驳道。

　　“此外，”我接着说，装出没有察觉到由于我对牧首大人的冷漠，而引起了他的反感，“近日我们在莫斯科各地进行了近二十次的搜捕：在格拉契伏卡、上马斯洛伏卡、玛丽娜林地、西特洛夫卡市场、斯摩棱斯克市场和苏哈列夫卡。我们首先搜查了珠宝首饰店和古玩商店。”

　　“你们找到了被窃的珍宝吗？”

　　“找到了。在对一些高级商场进行普遍搜查时，刑侦局的侦察员们发现了三十七颗珍珠，其中三颗珍珠，勿庸置疑，是法衣圣器室丢失的。”

　　这次对高级商场的含有成效的搜查是由沃尔任宁负责的。因而，在今天对梅斯梅尔的行动失败后，我才没有要求将他开除。不管怎么说，找回这些珍珠，毕竟是我们初次取得的成果。

　　季米特里问：“三十七颗珍珠……请告诉我，在哪儿找到的？”

　　“在高级商场，在格拉祖科夫的店里。”

　　“格拉祖科夫？是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吗？”

　　“正是他。”

　　“不过，我知道他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季米特里惊异道，“他还参加了神幡手联盟。”

　　“他首先是个商人，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进一步说，“我们的检查员审讯了格拉祖科夫。他供认，他偶然地从一位陌生人手里买下了这些珍珠，他是在圣母职业介绍所碰到那个人的。他去那儿是因为介绍所要给他推荐一名伙计。至于卖珍珠的那个人，他已不记得了，也认不出了，他很后悔，遇上了麻烦事。”

　　“也许他确实不认识那个卖珍珠的人？”

　　“有可能，尽管这很值得怀疑。不过珍珠已落到了我们手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就请……”

　　教区的模范教民兼神幡手联盟的成员与倒卖赃物的贩子连在一起对修士大司祭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很了解格拉祖科夫先生，”他嘟囔道，“人很规矩，　信宗教，信奉上帝……”

　　“人，生来就是多面的，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安慰道：“他一面朝着您，而另一面对着我们。再说，又何必要指责他呢？也许他不知道珍珠是从法衣圣器室里偷出来的？也许，他认为珍珠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偷来的……”

　　“列昂尼德，你说话太厉害了，”季米特里说，“太厉害了。”

　　“那么您是怎样看待扒手们的行径呢？”

　　“象是误会。”

　　“如果恰恰相反呢？”

　　“我不认为自已有指责他人的权力。”他说，“不过，我们不要争论了。我想问你另一件事：被你们找到的珍珠确实是法衣圣器室丢失的吗？”

　　我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铁盒，用两个手指头夹出一颗珍珠，它的形态很象一个留着波浪发的人头。

　　“能识别吗？”

　　“我对珠宝不在行。”

　　“这是镶在尼康牧首法冠上的缀有金片的三粒黑珍珠中的一粒。”

　　季米特里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他没有去拿珍珠，而是把桌上的台灯移近了一些。

　　“是‘三少年’吗？”

　　“是的，在失窃物品清单上它们被称为‘三少年’。这是为了纪念尼康死去的三个孩子……”

　　季米特里拿起了念珠，一边数着一边说：“克贝尔对我说过，黑珍珠比其它颜色的珍珠更难见到，可是……”

　　“这不是一般的黑珍珠。请注意它的形状。”

　　“象头颅吗？”

　　“是的。这种珍珠，也是那位克贝尔告诉我的，被称为象形珍珠。黑色象形珍珠是极为罕见的，而黑色孪生象形珍珠还从未见人有过。还应指出，不论是从形状上，还是从重量上看，这粒珍珠同镶在尼康法冠上另外一粒极相同。”我把象形珍珠放进盒子里，又取出一粒梨形奶白色珍珠。“这两粒是装饰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贡物——镶着许多小粒钻石的金星上的。”

　　“这又怎么辨认呢？这只是普通的大粒珍珠。”

　　“不是普通的珍珠，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完全不是。这被称为椰子珍珠。在法衣圣器室被窃的珍珠中共有两粒梨形椰子珍珠，一粒重十八又四分之一克拉，另一粒重十七个半克拉。就是您见到的这两颗。”

　　“椰子珍珠？从没有听说过。”

　　“我也是在最近才不怀疑它们的存在。由于经常与珍珠宝匠人接触，使我长了不少见识。原来，找珍珠不一定要潜入海底，有时长在棕榈树上……椰子珍珠或者奶白珍珠，不是从贝壳上取下来的，而是从椰子核上取下来的。有时这种珍珠呈粉色，但最常见的是白色。它的硬度和光泽与普通珍珠差异很大，珠宝匠是很难弄到的。在俄国几乎无人知道椰子珍珠，所以这是不会弄错的。我想，您的疑虑打消了吧？”

　　“说实话，这种情况，我习惯相信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说的话，”季米特里说道，“他是一位珠宝内行家，对法衣圣器室的全部宝石了如指掌。如果他确认这些珍珠是法衣圣器室的……”

　　我们俩又走到岔道上了，要决定如何往下谈。当然要冒风险……但值得冒险。

　　“说实话，我们没有把珍珠拿给克贝尔看。我象是顺便提起，“但让别的有经验的珠宝匠看了。”

　　“没拿给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看吗？”季米特里惊异道：“可是有谁比他更了解法衣圣器室里的珠宝呢？我不敢擅自过问你们的内部事务，并向你们提出什么建议，可是我，应该承认，对此感到不解。”

　　“我理解您的心情，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理解，”我用忧郁的语调对这位堪称楷模的修士说，“如果不是出现了一种令人痛心的情况，我也和您一样对此感到不解。克贝尔凭其经验和学识确实可以在寻珍宝上给予宝贵的协助，但是，使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们今后不再指望他了。”

　　“为什么呢？”

　　“我希望，我们之间的谈话能保密，好吗？”

　　“如果需要的话，那……”

　　“我想和您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希望我的坦白不会招致恶果……”

　　“我对你说过，列昂尼德，要干坏事就要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克贝尔辜负了我们的信任，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他的诚恳态度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怀疑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诚恳态度？！显而易见，他没有得到你的信任。至于他是个规矩人，态度诚恳……请原谅，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

　　“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已经对您讲过，人生来有多面性。当然欺骗人是件痛心的事。不过，如果就连神幡手联盟的成员也能昧着良心去冒险，收买从牧首法衣圣器室偷来的珍珠的话，那么……顺便说一句，再过一个小时，我将审讯格拉祖科夫，不反对您也参加听听。”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能奉陪。”

　　“随您自便，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既然神幡手联盟的成员能买下赃物，那么一个笃信宗教的凡夫俗子为什么就不能窝藏犯罪分子呢？”

　　“克贝尔不会干这种事。”季米特里果断地表示道。

　　“‘会’或者‘不会’——这是哲学概念，而我注重事实和证据。要知道，我是一个务实的人，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不想成为一个空谈者。我向您介绍一些确凿的事实，而由您自己去下结论。”

　　他默默地低下了头。

　　“在勘查犯罪现场时，”我说，“我们的侦察员在雪里，恰巧在法衣圣器室的窗子下面，找到了几块首饰匣的碎片。这只首饰匣同法衣圣器室所藏物品毫不相干。因此，自然就想到，这是一个盗贼的私人物品。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首饰匣的主人。它的主人是梅斯梅尔，瓦西里·梅斯梅尔男爵，旧军官、上校，住在彼得堡并在当地的军区司令部里供职。在法衣圣器室被窃前不久，这位军官到过莫斯科并随身带着这只首饰匣。在他返回彼得堡时没有把它带回。当报上登载了关于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后，瓦西里·梅斯梅尔又急忙赶到莫斯科。在出发前。他给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贝尔发了一封电报……”季米特里不动声色地坐着，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在听我说话。“瓦西里·梅斯梅尔到了莫斯科后，没有从车站去他父亲家，而是直奔克贝尔家。但是珠宝匠不在家，没能见到梅斯梅尔……”

　　“你们逮捕了瓦西里·梅斯梅尔吗？”季米特里打断了我的叙述。

　　“在这种情况下，案子的关键不在梅斯梅尔，”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提问，“而是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我们审问了克贝尔。”

　　“有结果吗？”

　　“他的回答更加深了我们对他的怀疑。克贝尔不能自圆其说，他说不清楚是什么把他同瓦西里·梅斯梅尔结在一起的。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审讯记录拿给您看。”

　　“不必了。”

　　“随您便。但我要重申：通过审讯，我们更加怀疑他的真诚态度。”

　　“那么，瓦西里·梅斯梅尔的弟弟，瓦拉姆修道院的修士……你们难道没有对我的真诚态度产生怀疑吗？”季米特里平心静气地问。

　　我没料到弯子会转的这么突然。修士大司祭的问题使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你可以不回答我。”季米特里说。

　　“为什么？我愿意回答您。”我说，尽量在拖延时间，以便想出一个合适的回答。

　　“不必了，”季米特里摇了摇头，“沉默要比扯谎好。”

　　“您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对我们闭口不谈某些事情吗？您要是讲了，会有利于我们寻回失窃的珍宝。”我转为主动进攻。

　　“不对，列昂尼德，”他平静地说，“我要是知道盗窃犯是谁，我会说出他们的名字。收藏在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不管在形式上为谁所有，是教会还是国家，但它是国宝。我不仅是东正教教会的公仆，我还是俄国人。而你也是俄国人。我若知道那些贪财不要祖国的恶棍是谁，我会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的，可是不知道。但我知道……”

　　“知道什么，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你搞错了，列昂尼德，无论是瓦西里·梅斯梅尔，还是费奥尔多·卡尔洛维奇，都和亵读牧首法衣圣器室的勾当毫不相干。”

　　“我很愿意相信您的话，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说，“众所周知，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比如说。您对格拉祖科夫就看错了。有什么理由认为您就没有看错梅斯梅尔或者克贝尔呢？”

　　“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季米特里说，很遗憾，我无法向你说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无法澄清误会。如果我的话对你还有点用的话，请相信：无论是瓦西里·梅斯梅尔，还是费奥尔多·卡尔洛维奇，都与盗窃一事无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在你、在上帝面前都是清白的。”

　　“上帝是不要证据的，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有意说的如此不客气，“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于我……我相信您，也相信您的话，但我希望您能正确理解我……”

　　他迟疑片刻，然后果断地说：“我理解你。你需要证据，而我尽力去做，让他们提供证据。我可以保证，不用多久你会收到瓦西里·梅斯梅尔和费奥尔多·卡尔洛维奇无罪的证据。”

　　“我先向您表示感谢，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如果您在这方面需要我帮助的话……”

　　“不，不需要。你能给一点方便就行了。”

　　“什么方便？”

　　“停止修理克里姆林宫里的电话线。”

　　我看了看表。

　　“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请放心好了，这已不成问题了。”

　　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列·鲍·科萨夫斯基审讯珠宝店店主阿·费·格拉祖科夫的记录

　　科萨切夫斯基（以下简称科）：据我们所知，珠宝匠克贝尔曾邀请你到牧首法衣圣器室鉴赏珍宝，对吗？

　　格拉祖科夫（以下简称格）：是的，有过一次。

　　科：就一次吗？

　　格：不，好象是邀过我两次。

　　科：两次吗？

　　格：记不准了，不过也可能是三次。

　　科：是克贝尔让你看珍宝的吗？

　　格：是的。

　　科：克贝尔说，你是公认的珠宝专家，而他只是宫廷的珠宝匠人。

　　格：这怎么说呢……

　　科：从你那本一九一六年的帐簿上看，你卖给了女皇的珠宝匠三十七粒大珍珠和五盎斯小珍珠，卖给了根德里科夫伯爵夫人的珠宝匠六颗大珍珠。我们问过这些珠宝匠，他们证实在你的店铺里还有更好的珍珠。这些珍珠是巴黎的珠宝匠桑德斯提供给你的，是吗？

　　格：是的。

　　科：你用什么价钱从桑德斯那儿买下了那些名贵珍珠的呢？

　　格：白色的、形状最圆的珍珠最名贵，这种珠子不是附在贝壳上，而是自然地长在贝壳体内，我以国际市场定下的中间价格买到手的。每克拉——四十六到五十五个法郎，而中间价为五十法郎，用战前的汇率拆算约合十九卢布五十戈比。

　　科：黑珍珠呢？

　　格：那更贵了。一克拉值到五十五到六十个法郎。

　　科：象形珍珠呢？

　　格：象形珍珠不存在中间价，一克拉重的象形珍珠可以卖到八十、一百，或是五百法郎。

　　科：你说一克拉珍珠的中间价可为五十法郎，以此类推，十克拉珍珠应当是五百法郎。应当指出，从这张发票上看，你为十克拉珍珠付出的钱不是五百，而是五千法郎。

　　格：问题在于大颗珍珠的价格是按重量的平方数涨价。一克拉珍珠值五十法郎，比方说，八克拉的珍珠需要五十乘以八的平方数，也就是三千二百金法郎。重量超过十克拉的珍珠需要给另标价。一般情况下超过十克拉的珍珠每克拉要加价二千到五千余法郎。战前不久，我从桑德斯手里买下一颗重十六克拉的特大珍珠，花了四万二千法郎。

　　科：椰子珍珠的价格呢？

　　格：在当地人中间也是按上面统的那个价格交易，现在也还是这样，但是在欧洲就要便宜多了。

　　科：从你的帐簿上看，你从一个叫格卢兹曼的人手里弄到了三颗椰子珍珠，价格要比重量相同的普通珍珠高出一倍半。

　　格：从一九一六年起，欧洲流行椰子珍珠，价格也就上涨。

　　科：明白了。一九一七年你的商店交易额增长了多少？

　　格：没有增长！我勉强应付着过日子。请相信我的话。

　　科：我相信。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买卖不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增添一个伙计？你正是为了找个伙计才去职业介绍所。

　　格：我想用他去替换另一个伙计。

　　科：两个伙计中的哪一个呢。

　　格：维什尼亚科夫。

　　科：可他在你那儿干了十二年。而这些年来你对他一直挺满意。

　　格：什么满意！他是个恶棍，滑头……

　　科：怎么是这样呢？谢谢，使我们擦亮了眼睛。否则我们还在相信他说的你二月一日那天没去职业介绍所，一整天都呆在自己的商店里。他说的象真的……那第二个伙计也是个滑头吧？

　　格：不是……菲利蒙诺夫是个诚实的人。

　　科：奇怪，可是他们俩人说的情况一样。你撒谎？

　　格：为什么要“撒谎”？我确实想不起来了，或许是把日子搞混了？

　　科：我们也这么想。可他却说：很准确。原来二月一日是他妻子的命名日。他说，他想早点下班，但不行，主人一整天都寸步不离地坐在商店里。他说，一会儿让他干这个，－会儿又让他于那……

　　格：搞错是经常有的事。

　　科：确实如此。让你买下他的珍珠的那个公民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吗？

　　格：什么印象吗？平常人，穿的挺干净，有礼貌……

　　科：不咬人吗？不狂吠吗？

　　格：这是什么意思？不是疯子，神经正常……

　　科：奇怪。

　　格：奇怪什么？

　　科：怎么说呢？请拿起笔，估算一下被你买下的那粒大珍珠的价值或者检查一下我的计算结果。我已经仔细地研究过了你的公式。

　　格：什么公式了

　　科：计算公式。我计算得准确吗？

　　格：好象准确……

　　科：用这种办法计算，你从陌生人手中买下的珍珠至少值三万到四万金卢布，而你只付了二千五百卢布。只有疯子或者小偷，为了尽快地把赃物脱手，才会这样压价出售。那人不是疯子，那么，一定是小偷。而你给了他那么低的价钱，就是说，你知道他是个小偷。

　　格：请高抬贵手，科萨切夫斯基公民！人世间无奇不有哇！

　　科：当然，怪事是不少，形形色色。然而，你没把这笔买卖记进帐簿。这是为什么？啊，对了，还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买下来的是偷来的赃物。你还知道这些珍珠是从牧首法衣圣器室里偷出来的。

　　格：科萨切夫斯基公民，看在上帝的面上，别再说了！

　　科：应当给上帝一点面子，对神幡手联盟的成员来说，这是违背教规的一桩大罪。

　　格：我不知道珍珠是法衣圣器室收藏的。

　　科：你不会不知道。这颗黑色象形珍珠是镶在尼康法冠上的。而克贝尔曾经给你看过法冠上的珍珠。珍珠专家不会认不出这举世无双的象形珍珠，甚至连我都认得出来。你是知道的，倒卖赃物是犯罪行为，要坐牢的。你知道吗？

　　格：知道……那怎么办呢？

　　科：我劝你拿出点儿诚意来，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这是一种美德，我们，布尔什维克，对诚意是珍惜的。

　　格：可我全都说了……

　　科：我真愿意是这样，不过，你暂时可要住一下禁闭室，在那里继续考虑，仔细回忆一下，突然忘了什么。有这种情况，对吗？

　　格：是的。

　　科：就这样！我在这里还要呆两个小时。如果想起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就叫值班人员把你带来见我。我很乐意同你继续谈下去。

　　格：假如我真的想起了什么，象你讲的“实质性”的问题，可以放我回家吗？

　　科：我不是商人，不习惯做交易。但是我想，这种可能并不排除。显而易见，一切都取决于你究竟能想起些什么。

　　莫斯科市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列·鲍·科萨切夫斯基审讯珠宝店店主阿·费·格拉祖科夫的记录（续）

　　科：你在这一个半小时里想起了什么？

　　格：还是关于珍珠的事。说老实话，这些珍珠不是在职业介绍所里买下的……

　　科：这已查清楚了。

　　格：一位陌生的公民在吃午饭前，刚打过十二点时，给我拿来了这些珍珠。我坐在后屋里，正在查帐。我听见有人敲门，我以为是维什尼亚科夫。门留有缝隙，我看见一位陌生人站在门口。“有何贵干？”他说，“找你有点事——我想让出一批珍珠。等钱有急用，”他说，“否则是不会卖的。”我看了看这批珍珠，一眼就看出：是从法衣圣器室弄出来的。我曾想马上给民警局打电话，但他在身边，怎么打呢！我就说：“我有一件紧要的私事要办，请你在走廊里稍候。”但他哪儿也不去。他说，或者你立即买下，或者他马上就走，说完就朝门口走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鬼迷了心窍，于了一件造孽的事……他朝我要价一万金卢布。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么多钱，还价二千。最后以二千五成交……

　　科：继续讲下去。

　　格：还讲什么呢？我现在悔过认错，痛改前非，心里十分不安，我在受折磨，科萨切夫斯基公民，受折磨……

　　科：就这些吗？

　　格：就这些。

　　科：为了这点事真不值得打搅值班人员、既然如此，我不再打搅你了，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明天见！

　　格：请等一下，科萨切夫斯基公民，我想把他的外貌描述一下。想了好一阵子才想起来。

　　科：请讲吧。

　　格：是个成年男子，年龄在三十上下，举止端庄，自尊心很强，不象个坏蛋。记得，是个黑发男子，穿着一件考究的大衣，灰羊羔皮大翻领……羔皮帽子，也是灰色的，还留着小胡子。

　　科：这样的人在莫斯科成千上万。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特征。

　　格：实在对不起，对侦探我是外行，特征是什么？

　　科：比方说，脸上有伤疤……

　　格：是指伤疤？

　　科：对，是伤疤。

　　格：这是维什尼亚科夫告诉你的吧，对不对？

　　科：是我在提问题，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他的脸上究竟有没有伤疤？

　　格：象是有，很小，不大显眼。这是我刚才想起来的。

　　科；在脸上的哪个部位？

　　格：在眉毛下面，右眉底下。

　　科：现在请你告诉我，这位公民的姓名，并讲讲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你同他认识的。

　　格：我头一次见到他，科萨切夫斯基公民！

　　科：为什么这样激动？我准备相信你说的话。不过……如果狡猾的维什尼亚科夫宣称那个“陌生人”从前曾多次找过你，那该多不好啊！我不愿有人对你的诚意产生怀疑。顺便问一句，你最后一次同阿尔斯塔温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格：同哪个阿尔斯塔温？

　　科：同商人阿尔斯塔温的小儿子，就是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他参预了假钻石“诺列”的黑交易。

　　格：科萨切夫斯基公民，你把我弄糊涂了，我再也不想回答你的问题了，最好还是再把我送进禁闭室去吧。

　　科：我不反对。也许你对伙计们有什么吩咐想通过我传达，我愿意为你效劳。

　　格：伙计……全都该死！他们是阴险的毒蛇，根本不是伙计！

　　科：我不准备同你争论，你更了解自己的职工。明天见，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

第六章 无政府主义青年联盟主席谢苗“同志”

　　一

　　昨天晚上对高级商场珠宝店店主的审讯无疑是成功的。然而，更令人高兴的是它的偶然性。我提到伤疤仅是举例而已，没有估计到把珍珠卖给格拉祖科夫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假荷兰人，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那个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恶棍重又浮出了水面，不过这次带来的不是假宝石，而是货真价实的珍珠。

　　显然，格拉祖科夫害怕自己全部招供才突然中断了我们之间的谈话。然而，能说出其一，必会说出其二。此外，同上面提到的来自苏哈列夫卡倒卖赃物的人相比，格拉祖科夫显得很不沉着，在收购赃物方面也未必很有经验。

　　我不怀疑我们之间的谈话会继续下去，目前的局面将迫使神幡手联盟的成员彻底坦白交待。的确如此，第二天我要外出调查时，值班员报告说，格拉祖科夫有重要的事想谈。

　　值班室很冷，使人觉得不舒服。在值班员的桌子上，在盛着凉菜的碟子和案件登记簿的旁边放着一张刚送来的报纸。在第一版上印着一行用大号铅字排的标题：“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在德国无产阶级起义并取得胜利之前，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神圣职责是同德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展开斗争和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我读道，“人民委员会决定：1．国家的人力和物力全部用于革命的防卫；2．苏维埃和革命组织应当为保卫每一块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3．撤退时要破坏道路，炸毁和烧掉铁路设施……”

　　报纸的字里行间充斥着火药味……此时此刻在那边，在彼得格勒，工厂的汽笛在鸣叫，载满工人和水兵的卡车在奔驰，拉着军用物资的大车排起了长队……

　　“该催一催了，”值班员说。

　　“催谁？”我没有听明白。

　　“当然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同志了。”他果断地说。

　　是的，我们盼望的德国革命推迟了，与此同时德国军队继续向东挺进。

　　整个莫斯科都在传说卢茨克、罗夫诺、波利索夫和斯摩棱斯克被占领的消息。从昨天起载着难民的列车已开进城里，坏消息越来越多。

　　资产阶级的报纸欣喜若狂。《俄罗斯新闻》的记者，就是想同我谈过法衣圣器室被窃案件的那仕先生，写道：“革命在死亡，被他们称之为伟大的革命而实际上是畸形儿，是疯狂；万恶的俄国解放运动在消亡，烟消尘散，俄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普加乔夫起义被扑灭……”

　　值班员惊异地望着我，看来，最后一句话我读出了声音。

　　“把格拉祖科夫带来吗？”他问道。

　　十分钟后，格拉祖科夫被押来了。

　　“我想把全部事情真相告诉你，科萨切夫斯基公民。”

　　他开始讲叙，其间不停地唉声叹气，以表明他后悔莫及。

　　看来，这次他没有扯谎。据他讲，他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相识是在他父亲的家里。他父亲花钱买下了一批不太名贵的乌拉尔宝石。米哈依尔给人的印象是个十足的蠢货。

　　“是个少见的肥头大耳的畜生。”格拉祖科夫咬牙切齿地骂道。他好象除了妓院和赛马赌博外，对别的事一概不感兴趣。所以当这个公子哥儿说要到他店里去谈业务时，他大为惊讶。

　　“我知道给褪色珍珠恢复本色的办法。”他对格拉祖科夫说，“可我没办法弄到本钱。你要是买到了‘无光珍珠’，就把它交给我好了，由我来加工。”

　　“你怎么加工呢？”

　　“这就不用你管了，尊敬的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由我负责加工。”

　　“那么需要我做什么呢？”格拉祖科夫问道。

　　“利润，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四分之三归我，四分之一归你。谈定了吗？”

　　格拉祖科夫不相信米哈依尔，不过并不冒大风险，失色珍珠并不值钱。第一次把从商人阿尔斯塔温那儿搞到的几颗有瑕疵的大珍珠偷偷地（米哈依尔不愿让其父知道他们之间的交易）交给了米哈依尔。之后就把这件事忘了，过了一些日子米哈依尔把其中的一颗送了回来。格拉祖科夫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点儿毛病也找不出来。不久珠宝商以大价钱把这颗珍珠卖了出去。

　　“我不是新手，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格拉祖科夫对我说，“对宝石我是内行，我懂得为了掩饰绿宝石上的疵点，应当把它放在橄榄油里煮。再往里面加上颜料和化学药剂。再比如，给蓝宝石加热可以使其褪色，或加深其颜色。我知道怎样给绿松石上光，如何用橄榄油和亚麻油增加马达加斯加海蓝宝石的色泽。可是珍珠……当然，有时用少量的酸液也可使其恢复光泽，但这是极罕见的现象。而且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它的某些特色消失了，这样的珍珠就象是洗过后熨好了的旧衣服：既是原来的，又不是……而阿尔斯塔温给我送回来的那颗珍珠……我甚至认为是另外的一颗。珠宝商人有个迷信说法：要想让珍珠恢复原来的光泽和美丽，据说必须让贞洁的少女带上它到海里去洗一百零一次。然而，在可爱的莫斯科找不到大海，卡什卡同贞洁的少女又毫不相干。他倒是同那些不贞洁的女人，请原谅，关系极为密切……”

　　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为近二十颗珍珠复了原。每一颗经过复原的珍珠都使格拉祖科夫欣喜若狂，他甚至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大金矿。但是，格拉祖科夫很快就大失所望，在同买下第一颗“复原”珍珠的顾客争吵后，神幡手联盟的成员才恍然大悟：他高兴得太早了，赚钱的生意变成了赔钱的买卖。珍珠重新得到的光泽和美丽很快又消失了，过不了两三个月美人儿又变成了丑婆娘。这样的珍珠有时还能瞒过偶尔从外省来的买主，但瞒不过被珍珠商人看重的那些老主顾。

　　商店的信誉面临崩溃，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冷下来了，以后就彻底破裂。然而，格拉祖科夫，就我所知，希望揭开珍珍复元的秘密。他懂得只要谨慎从事，既使是一时的美人儿也能使自己发财，甚至是发大财。格拉祖科夫，怀疑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仅仅是个中间人，在他背后还有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在化学和珠宝方面都是个内行。但格拉祖孙夫无法同这位“第三者”联系上，因为商人的儿子小心从事，不让合伙人知道“第三者”的名宇，也不打算把他介绍给任何人。

　　到了一九一七年三月，命运女神朝着珠宝商人微笑。三月的最后几天的一个傍晚．阿尔斯塔温喝得醉醺醺地来找他，并让他买下大约二百粒钻石、红宝石、绿宝石和蓝宝石的仿制品。用格拉祖科夫的话说，这批假宝石在制作工艺上完全可以同科尔吉耶的假宝石媲美。

　　“灿烂的光泽，同天然宝石相近的重量、硬度、色彩……”格拉祖科夫说，“米什卡要价又便宜。但我不急于买下，而是在拖延，磨时间……”

　　“为什么？”

　　“警察局，科萨切夫斯基公民。”他简要地说了一句，“没人愿意受到警察局的怀疑。”

　　“请你，对不起，说详细一些，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我要求道。

　　“可以。当时在莫斯科出现了一批骗子手，科萨切夫斯基公民！他们把假宝石当成天然宝石卖给一些傻瓜。有六个人，或许还要多，上当受骗了，事后到警察局报案。我在侦察人员那儿看到了其中的一颗假的绿宝石，仿制的真好！即使是珠宝商人，如果经验不足，也会搞错的。那颗假宝石很象米什卡给我送上门来的一批货……能买下吗？应当讲良心！我可不是坏人，我是好人，坦率地讲，是个老实人、规矩人，从不干不正当的交易，只有对法衣圣器室的珍珠，鬼迷了心窍……”

　　格拉祖科夫说自己老实，当然是夸大其词。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珠宝商人认为，制作这批假宝石与复元珍珠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他可以用警察局要逮捕贩卖假宝石的骗子来吓唬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不管怎么说，当关于假宝石“诺列”的丑闻宣扬出去后，珠宝商帕夫洛夫服毒自杀。格拉祖科夫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推心置腹地谈过之后，他抓住了米哈依尔的把柄。他让对方明白，他不反对协助警察局抓获漏网的骗子手。他之所以没有迈出这一步，只是因为可以同阿尔斯塔温达成协议。如果阿尔斯塔温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那么，格拉祖科夫会忘记这一切。阿尔斯塔温同样也吓唬珠宝商，他暗示，上帝会给恶人作上记号，不得好死……但是贪财之心使胆小如鼠的格拉担科夫成了勇敢的斗士。他对威胁的回答是，在窗子上安装了密实的栅栏和牢固的铁护窗板，在门上装了一套很复杂的锁和门闩，给职工发了武器，并弄到了四条狼犬。不走运的米哈依尔·阿斯塔温逐渐明白，珠宝商人是吓不倒的。同时“诺列”丑闻之后，害怕警察局怀疑上自己，于是他们俩人重新开始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格拉祖科夫结识了久巳期待的那个第三者——正是此人十天前给他送来了被窃的珍珠。

　　阿尔斯塔温的同伙自称叫列什。在珠宝店帐房里的会面和谈话是极为秘密的。现场仅有两条狼犬，这是警告列什：任何轻率的行动都会给他带来可怕的后果。

　　格拉祖科夫含混地谈到他们这次谈话的内容。从各方面判断，他们达成了交易，分手时彼此都很满意。总之，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在格拉担科夫店里的一个大橱窗里摆满了仿制的假宝石。复元珍珠的买卖也干得挺顺手。这时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成了多余的人，被排除在外了。

　　但是，列什依然和过去一样小心从事。

　　“就象狐狸那么狡猾。”格拉祖科夫说，“不能相信他，要知道我连他的地址都不知道。我推测，他住在索良卡或西特洛夫卡的一个地方。曾有两次我乘马车把他顺路送到那些地方。不过，我不能担保他就住在那儿，也许他到那儿去办私事。谁能知道呢？”

　　“如果你在业务上有急事要找他，那怎么办呢？”

　　“通过米什卡·阿尔斯塔温或是苏哈列夫卡的小铺老板。”

　　“老板姓什么？”

　　“他姓什么我不知道。如果你愿意的话，那间小铺我可以指给你看，它紧挨着苏哈列夫卡塔楼。不过，那个老板和我同父名，我叫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而他——伊万·费奥多洛维奇。他秃顶，在苏哈列夫卡都叫他“秃毛”，这是他的绰号。他头上真的连一根头发也没有，脑瓜儿象个大鹅蛋。”

　　这么一来，我又得去结识一个有趣的人物——“秃毛”，伊万·费奥多洛维奇，他在苏哈列夫卡是个爱饶舌的赃物贩子。在那里我又发现了假宝石。我把这些假宝石拿给格拉祖科夫看。“这是列什的手艺。”他肯定说，“是个高手，无可挑剔。真是一双金手！”

　　我现在应当弄清列什同“希瓦自由城”的财政兼贸易部长马霍夫的关系。不过，我失算了；格拉祖科夫不认识马霍夫。列什也从未对他提到过这个人。

　　看来，这一次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彻底坦白交待了。““你对我们表现了诚意，诚意应当受到表扬……”我说。

　　格拉祖和夫与我告别时，似乎还不敢相信他今天夜里可以回家睡觉，他激动得哭了。

　　“我一辈子要在上帝面前为你祈祷，科萨切夫斯基公民！我，我的夫人，以及我的女儿都为你祈祷……”

　　“算了吧，何必为这点儿小事去打扰上帝，我说，“他还有别的事要做。只是请你，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注意。你在这儿说的一切，只能我们两个人知道。顺便说一句，这是为你考虑。”

　　“我连这个还不明白吗！如果让列什和米什卡·阿尔斯塔温知道了，那要倒大霉，我马上就会送命……”

　　“你还用那些狗看门护院吗？”

　　“怎么能不用呢！”他咧开嘴笑了。“这个年头要不是狼狗看门的话，老虎早进屋了。”

　　苏霍夫走进办公室。他一看见格拉祖科夫，那张带有稚气的孩子般的脸立即变严肃了。他使劲把从制服口袋里露出来的那本从彼得格勒搞来的关于宝石的小册子往里塞，用手紧紧捂住，郑重其事地问：“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同志，可以叫汽车了吗？”

　　苏霍夫说话的声调冷冰冰的，每逢有“旧制度的残余分子”在坐时，他总是用这种声调同我说话。他极不赞成那些同资产阶级分子拉近乎的同志。格拉科科夫自然是在“残余分子之列了”。

　　“我们马上就走，”我说道。“先让我介绍一下，这是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格拉祖科夫，一个好人，还是一位宝石专家。你正在阅读宝石方面的书，而在你面前就有一个活人，他可以解答你提出的住何问题。”

　　苏霍夫的脸上泛起了少女般的红晕，总算把那本硬皮书塞进了口袋，井随便嘟囔了一句：“可以解答任何问题……”

　　“是的，几乎是所有的问题。”

　　苏霍夫的脸红了，他不喜欢我拿他迷上珠宝艺术一事开玩笑，于是以生硬的口气对我说，“那么，我就去通知司机，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二

　　当我审讯格拉祖科夫时，雷恰洛夫给我打电话，让我在同无政府主义分子见面之前到他那儿去一趟。

　　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办公大楼的前厅里，在不知从哪所中学里弄来的黑板上刚贴上一张纸——苏联人民委员会致俄国全体劳动者的公开信：“……敌军在占领德温斯克、维登、卢兹克后，继续向前，企图切割交通干线和用饥饿困死革命的中心……我们要和平，我们准备付出重大代价以换取和平，但是我们也应随时准备回击敌人，如果德国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我们……”

　　一名患肺结核，穿着破旧军大衣的士兵，用被莫合烟熏黄了的手指指着木板上的俄国大地图，地图上用特制的小旗标出了战线的位置。他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弟兄们，我来自莫吉廖夫，来自大本营。将军们把士兵们出卖了！枪毙那些坏蛋！”

　　苏霍夫痛苦地瞅着我，他的目光在对我说：“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们应当到前线去！”

　　传递信件公文的女秘书们在走廊里急冲冲地来回奔走，鞋后跟不停地敲打着地板；旧军官们站在刚成立的前线工作部的门口等着接见；

　　一位年仅十七岁，穿着皮夹克和马裤的委员正向赤卫队员们解释莫斯科军区特别司令部刚下达的命令：全城转入战争状态，昼夜巡逻，实行宵禁，收缴武器。就地处决犯罪分子……

　　举行罢工的医生们站在宽楼梯台上，不停地倒换着双脚。原来放在那儿的亚历山大三世的半身石膏像已被搬走，代之的是某个未来派雕塑家雕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塑像。

　　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值班室人员瞅了一眼宣传画——“用铁拳粉碎罢工”后，严厉地说：“公民先生们，应当结束罢工了。闹一阵子——就该满足了。恶性罢工事件将要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我给你们二十分钟的时间，再多一分钟也不行，革命法庭的审判员们在等着。我们要自觉，不能再耽误审判员同志们的时间了。办案的审判员已在催我了。”

　　从医生们的面部表情看，值班员的这番话，尤其提到的“法庭”和“审判员”这两个词击中了要害，使他们明白了自己在浪费时间。

　　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刚走到雷恰洛夫办公室的门口，挂在走廊里的壁钟正报出我们受接见的时间。过去我从未注意到时间计算得如此准确。可是雷格洛夫却不在办公室，这可不是他的工作作风，我不知所措，难道雷恰洛夫改变了自己多年养成的准时习惯吗？

　　我从值班员那儿得知，雷恰洛夫已受命前去布置莫斯科铁路沿线的岗哨（从战局考虑，出入莫斯科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半小时前他从亚历山德洛夫车站打来了电话，请您等他一下。”值班员说，“再过五到十分钟回到这里。”

　　可是，我们等了不是五分钟，十分钟，而是整整一个小时……

　　尽管雷恰洛夫似乎在注意听取苏霍夫和我的汇报，可给我的印象是，他此时此刻正在思考别的事情。

　　“请再说一遍，从格拉祖科夫那儿没收来的珍珠价值多少？”他问道。

　　“大概值三万到四万。”

　　“这么说，经过十天的搜寻，只还给国家三千万中的三万卢布，平均每天三千卢布。”雷恰洛夫小结道，“如果你们继续这么干下去，那么，找回全部失窃的珍宝需要八年多的时间。太久了吧！对吗？”

　　当然，可以提出反驳，因为不能在刑事侦察和财会工作之间打上等号。但是雷恰洛夫的主导思想是正确的：现有的成绩不能令人满意。

　　总是站在正义和公道一边的苏霍夫开始向雷恰洛夫解释我们遇到了的重重困难，但雷恰洛夫打断了他的话。

　　“困难不是理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指出的是，你们放过了瓦西里·梅斯梅尔……”

　　“看来，梅斯梅尔同盗窃案无关。”我说。

　　“‘看来’……现在，把希望都放在无政府主义分子身上了吗？”

　　“怎么会这样呢？”我反驳道，“如果格拉祖科夫的口供属实，我相信，数日内可以找出盗窃犯。”

　　“不过，以我的理解，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把列什抓起来，对吗？”

　　“是的。”

　　“而这一点，看来，行不通。”

　　“我想，行得通。对‘秃毛’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已经进行了监视。我们正在悄悄地接近马霍夫。从逻辑上推断，他一定会在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身边出现。”

　　“逻辑终归是逻辑，”雷恰洛夫说，“而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价值三千万金卢布，这是专家们确定的数目。你的逻辑推断可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评价。如果有人估价的话，不会说它能值三千万。”

　　“谁知道，也许估价人会估四千万。”我用笑话来缓和一下气氛。

　　苏霍夫笑了，可雷恰洛夫不动声色。他又提了一些问题，使我头痛的是，他提到了在梅斯梅尔和克贝尔那儿发现的那些清单。我只能耸耸双肩，因为那些清单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

　　“‘巴图林斯基的汤盘’、‘双御座’、‘金马可’、‘波诺马赫的披肩’……”雷恰洛夫数落着。

　　突然，他转过脸去冲着正在摆弄皮烟袋的帕维尔，他没有加入我们的谈话。

　　“怎么，想吸烟了吗？到走廊里去吸一只吧。”

　　苏霍夫难为情地说：“不着急，雷恰洛夫同志。”

　　“干吗要折磨自己，去吸一口吧。如果有急事，我们会叫你。”

　　从雷恰洛夫执意要苏霍夫出去吸烟上看，他是想跟我单独谈一谈、但出乎我意外的是，谈的竟是有关今天在无政府主义大厦举行的大会……

　　“一定要到大会去一趟，”苏霍夫刚把门关上，雷恰洛夫就开口道，“去听听无政府主义演说家的口才。”

　　“是为了自修吗？”

　　“为什么不去听听呢？很有意思。我真想去听听，很遗憾，没有时间。”

　　我觉得，正是为了这件事雷恰洛夫才把我叫来的。他竟如此看重在无政府主义大厦里举行的例会，真令我吃惊。

　　我始终对无政府主义分子持怀疑态度。与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分子相比，当时我还不认为他们是一支实际的力量。

　　无政府主义者人数极少。姑且不去讲他们的政治概念是多么幼稚，甚至不能把他们称为一个政党。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政党要有组织机构、纪律、共同纲领，而无政府主义者什么都不要。他们的联盟、协会、团体、小组都没有领导中心，谁也不服从谁。思想上的混乱更加深了组织上的涣散、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不同意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又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批评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就是在同一政治派别的追随者中也各持有不同的世界观。有的是我们的敌人，有的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人反对苏维埃政权，有些人却在保卫她。例如：参加攻击冬宫的水兵阿纳托利·热列兹尼亚科夫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而什的哥哥，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成了士匪，在同红军部队的作战中被击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沃林成了马赫诺［马赫诺匪帮是由一些刑事罪犯，冒险分子和富农拼凑起来的。他们的活动是酗酒、掠夺、残杀和摧残共产党员。马赫诺匪帮于1921年彼伏龙芝和伏罗希洛夫领导下的苏联军队所消灭。——译者注］帮的思想鼓动者，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前头头伊万诺夫一沃兹涅夫斯基·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后来变成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后又成了作家。一九一九年彼得·索博列夫策划炸毁苏共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委员会，而在同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主持基斯洛沃德斯克市契卡委员会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格却遭受邓尼金匪帮的野蛮杀害……

　　“你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我问雷恰洛夫。

　　“对一切，”他说，“对战争的态度，对我们的态度。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有些顾不上了，应当把这一段空白填补上。”

　　“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有。联盟中头脑发热的人物太多了，而这些人又企图我们的困难。对于他们来说，德国人的进犯，就同送来的礼物……布尔什维克政权动摇了，这是‘第三次社会革命’的良机。”

　　“你过分认真地看待这群唐吉柯德了。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我反驳道。

　　“为什么说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你要注意，莫斯科有一部分工人是出自小资产阶级、过去的小官吏、中学生、大学生、家庭手工业主、游民……他们都进入了这个行列。无政府主义者有社会基础，况且口号提得也得人心：‘打倒国家和一切侵犯人身的暴力！’，‘立即实现按需分配！’‘把工厂归还劳动的工人群众！’。至于你那个比喻……列昂尼德，唐吉柯德除了头上的盔甲和手中的长矛外，一无所有，而莫斯科的唐吉柯德们握有几百挺机枪和几千支步枪。他们又住在城市最中心，不是在风车磨房的附近。一旦闹事，他们可以攻击莫斯科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德累斯登’饭店。也可以攻击莫斯科省军区委员部……”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冒险行径等于自我灭亡。”我说。

　　“目前是这样。”雷恰洛夫同意我的看法。

　　“现在我们用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他们击溃。但你要往前看，谁能料到，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后，局势会如何变化。现在我们要把六千名志愿兵送上前线。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再把几千名士兵和赤卫队员送上前线呢？”

　　我谈了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也谈了各小组之间的分歧。

　　“此外，”我说，“无法把黑卫军团攥成—个拳头，要把黑卫军的各战斗队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具有战斗力的整体，就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做大量的织织工作。”

　　“是这样，”雷恰洛夫点了点头，“但是，列昂尼德，他们已经着手做这项工作了。”这对我来说是个新消息。“是的，的确已着手做了，”雷恰洛夫重又肯定道，“无政府主义者的全部武装力量正在准备彻底改组。在联盟下面建立军事委员会，分设训练、技术、救护和情报等部门。委员会指挥各区的黑卫军司令部，取代临时性的战斗队而成为常设机构。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经费，他们没有钱，但是他们肯定能找到钱……此外，还筹备召开各派无政府主义者全俄大会。将会有什么结果，还不清楚，但是应当估计到各种可能。所以要去听听他们的演讲。当然他们不会在大会上全部摊牌，但是偶尔也会有疏忽。至于法衣多器室，我想，巴里一案给他们鼓了劲儿，这么多的流言蜚语，说现在无政府主义组织内部的刑事犯太多了。再发生一次骚乱算不了什么，还有格雷兹洛夫……萝扎·什捷伦……当然，伤了她的面子吧？”

　　“那还用问。当你的那个思想上的志同道合者陷入刑事案件时，是不会高兴的。你擅长把这些滑头改造成革命的勇士。我想，还有更多的伤心事在等着她。”

　　“不管怎么说，不该攻击漂亮的女人。”雷恰洛夫笑了，“漂亮的女人太少了。”

　　“你认为萝扎是女人吗？”

　　“噢，”他叹了一口气，“我认为。她是个女人，而且是个迷人的女人。如果在她的影响下，西特洛夫卡的所有‘能干的年轻人’都开始规矩的生活，我也并不觉得惊奇。你对萝扎抱有成见还是过去流放时形成的吧！”

　　等得不耐烦的帕维尔把办公室的门推开一条小缝，他惊异地望着雷恰洛夫：他还从未见民警局苏维埃主席露过笑脸。

　　三

　　无政府大厦位于斯特拉斯特女修道院的旁边。

　　当天被任命为无政府大厦卫队长的费多尔·格雷兹洛夫（绰号斗士费季卡）郑重地拜会了斯特拉斯特女修道院。格雷兹洛夫在对女修道院长讲清楚革命时期的全部要求后，说要在修道院内找地方存放文物和从剥削分子那儿没收来的财物。这些财物将分散发给穷人。今后也完全有可能，将在这儿开办投掷训练班。格雷兹洛夫认为，修道院花园的自然条件最适合进行爆炸技术的训练。至于女修道士们，联盟出于保卫个人的人身自由，不想强求她们，但仍然建议召开会修道院群众大会，建立自由的和劳动的“革命女修道士”公社。

　　“走吧，我不想见你，”女修道院长低声说，并对着格雷兹洛夫画了个十字。

　　但是，令她惊异的是，这个屁股上带着两支柯尔特式手枪的恶魔竟然对十字祝福毫无反应。

　　傍晚在修道院的食堂里举行的“我们的光辉目标——全球的无政府”专题演讲之后，举行了擅长演唱吉普赛抒情歌曲的莫斯科著名女演员哪斯嘉·克鲁格利柯娃的独唱音乐会。我听别人说，无论是演讲，还是音乐会都获得巨大成功。他们用装甲车把女演员送回了家，并把一件没收来的貂皮披肩送给了她。

　　倍受感动的女歌唱家宣布，她要把自己的全部才能贡献给革命，并早就打算加入无政府主义者小组了。

　　修道院的大墙被联盟的宣传部门占用，用斗大的字母写上了克鲁鲍特金的一段名言：”让每个人都从公物中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请相信，在我们各个城市的粮仓里存有足够的食物，以供全世界食用到宣布生产自由的那一天；有足够的衣服，使人人有衣穿，连奢侈品也够全世界享用。”

　　在苏维埃政权被迫使用机枪对付抢劫暴行的那些日子里，这段写在最显眼处的名言，起到了煽动作用。由于雷恰洛夫下令，这段引文才被涂盖了。可是现在，它又恢复了。在克鲁鲍特金的这段名言旁贴满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告示和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和团体的宣言。我和苏霍夫还有时间，于是决定花点儿时间研究一下“墙头文学”。

　　下起了鹅毛大雪。几辆载满箱子的雪橇驶进了修道院的大门，箱子上面盖着帆布。一个留着小胡子，戴无沿帽，穿哈尔科夫短皮袄的水兵用鞭子赶着马和冲着哨兵喊叫。两个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好奇地朝敞开的大门望了望，从我们身边走过，向戏院售票处走去。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苏霍夫对我说，“听说巴枯宁为了让乡下人起来造反，就鞭打他们，这是真的吗？”

　　帕维尔的知识面太窄了，而遇到的事也太多了：康斯坦丁诺波尔·约安·兹拉托乌斯大主教，宝石，还有暴乱分子的大头目米哈依尔·巴枯宁。

　　“不是的，巴枯宁不会干这种蠢事。但是他认为，如果挨鞭子是有道理的话，那就去鞭打，这只会给农民带来好处。总之，他在一封信里劝弟弟尼古拉不要排除体罚。他说，不管伤心与否，在目前不用体罚，就对付不了俄国农民……”

　　“干嘛扯谎，兔崽子！你散布反革命谣言！”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长络腮胡子的矮个士兵，他的羊皮高帽上交叉地束着丝绸黑带。

　　几个行人停下了脚步，站在修道院大门口的哨兵煽动哇地喊叫着：“揍他俩，瓦夏！”

　　士兵的身上散发着酒精和莫合烟的味道。

　　“你是军官？奸细？资产阶级？德国间谍？”他拼命地往我身上扑，想揪住我的胸口。

　　“别喊了，当兵的，’苏霍夫劝阻道，“干吗瞎嚷嚷？这是民警局的同志。”

　　可是黑卫军不甘罢休。

　　“什么民警局！警察局！”他的火气更大了，“我不管是从苏维埃还是从委员会来的，反正都一样。你就是从苏联人民委员会来的，也不敢碰碰巴枯宁同志。（“说的对！瓦夏。”哨兵在给他打气。）我说，你不敢碰！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和米沙·巴枯宁在一九○五年一起流过血！他为救我用自己的胸膛挡住弹片！米沙对我比对亲兄弟……”黑卫军没有讲完巴枯宁传记中的又一段话，就从肩上卸下了步枪，野蛮地大喊道，“我毙了你这个混蛋！”

　　就在这一瞬间，苏霍夫抓住他的左胳膊用力向后扭。而我把白朗宁手枪顶在他的肚子上，命令他扔下枪。

　　“听着！快扔下！”

　　他松手扔下了步枪，步枪呼地一声摔在马路的鹅卵石路面上。

　　“你们听着，我要开枪了！”哨兵吓唬道，但他都没有胆量从肩上摘下步枪。

　　我看见从斯特拉斯特修道院大墙后面闪出一个标致的男人，他戴着黑色宽边帽子，穿着时髦的紧身大衣。这是无政府大厦卫队长的助手，原杂技演员季马·李图斯，大家都叫他的绰号“小姐”。看来，李图斯饶有兴趣地从头到尾欣赏了这场戏。现在大幕已落了下来，该轮到他出场了。

　　“误会，不必动刀动枪，亲爱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李图斯说着，急忙走到我们面前，伸开双臂向我们问好，就象要拥抱我们三个似的。“他动火，你们也动了火……怎么想的？受什么思想指导？为了什么呢？”李图斯从马路上拣起步枪，递给了气呼呼的士兵。“接住！给你枪是用来同革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是这样吗，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我若处在你的位置上，李图斯，至少要表示一下歉意。”

　　“那很好，尊敬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李图斯富于感情地说，“请原谅我们这个冒失的同志，请原谅！这位同志在革命流血事件中曾三次负伤，他已认识到自己错了……认识到了吧？”他问那个士兵。士兵含混地嘟哝了一句。“听见了吧？他认识到了。既然这样，就带上自己的烧火棍，离开这儿吧！”他向黑卫军下命令道。“而你们，同志们，如蒙不弃，让我亲自护送你们，待如上宾。误会解除了。刀枪入库，姑娘们梳洗打扮，当兵的去玩纸牌……生活多美好！……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你那支白朗宁手枪是哪国造的。”

　　“比利时，”我说，被他那无休止的饶舌弄得头昏脑涨。

　　李图斯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真是好家伙！革命者最需要这种武器。一九一七年我就用这种白胡宁手枪朝帝俄的卫士们开过火。请原谅，我比喻的可能不恰当，就象打沙鸡一样，七颗子弹——七个卫士。干的漂亮，但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我是个软心肠的人，科萨切夫斯基同志。直到如今，每天夜里都做恶梦：血、尸体、呻吟……是的，人的生命，即使是卫士们的生命。也仍是最为宝贵的。我和你被造就出来可不是为了去开枪对射。既使有了比利时的白朗宁手枪，也不该去枪杀无辜的同类——精神病患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失眠的人……顺便问一句，你认识医治精神病的医生吗？”

　　“我甚至能帮你搞到一个单间病房。”我有把握地说。

　　“门锁结实吗？”李图斯笑了，“我对你非常信任和尊重。你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尊敬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请……”李图斯朝站在无政府大厦入口处的哨兵使了个眼色，为我们推开了门。

　　平时无政府大厦象个喧闹的蜂箱，这一次却静得出奇。在一层楼设有联盟会议秘书处、宣传部、黑卫军司令部、阅览室和出版社，房间里空无一人，阅览室里也仅有几个人，在前厅站着一群黑卫军士兵。

　　李图斯找到了格雷兹洛夫，并把他带来见我们。

　　格雷兹洛夫显得比平时更忧郁，他头也不抬，对自己的助手说：“李图斯同志，你去吧，去把巡逻队整顿一下，安排好，告诉他们，无政府主义也讲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不能再发生流氓闹事了，李图斯。”

　　“再不会发生那种事了，”季马·李图斯保证道，他的一只手放在胸口上，“你了解那个摔跤运动员，他是个疯子，甚至无缘无故就咬同班同学一口。”

　　我等格雷兹洛夫提起巴里案件，这起案子同他有直接关系，但他只字不提。他默默地把我们领进一间小会客室。在征用了这所私邸后，就把联盟的宣传部设在这儿了。克鲁鲍特金的门徒把会客室搞得象藏书室：房间里摆满了书柜，书架上摆着普鲁东、马科斯·施蒂聂尔、巴枯宁、克鲁鲍特金、沃尔斯基、阿德列尔、博罗沃依和普罗费兰索夫的著作。在靠近窗户的长桌上放着许多合订本，如《无政府主义》、《劳动之声》、《海燕》和哈尔科夫出版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在一大堆书中，有一本封皮特别鲜艳的小册子，这是莫斯科联盟的一位领导人戈尔金的作品，书名是《为什么？或农人是怎样站到了无政府主义这一边》。墙上，在前主人留下的两个顽皮的酒神中间挂着一张由联盟的另一位领袖列昂·切尔内绘制的俄国未来体制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委员会被“联合大会”所替代，替代各委员部的是“协议院”；有“外交协议院”、“军事海洋事务协议院”、“教育协议院”……

　　“宣传部的同志们都到哪儿去了？”我向格雷兹洛夫。

　　“开大会去了。”

　　“我们事先同什捷伦约好了会面。”

　　“稍等一下，什捷伦同志就来见你们。”他说，并建议我们，“你们随便找点什么读读。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请你们喝上一杯。我们现在把印刷厂的仓库改成了地下酒窖，因为小伙子们找到了许多酒。”

　　“你们的日子过得不坏呀！”苏霍夫嘲笑道。而我却关切地问；“还要凭票往下发吗？”

　　“我们准备送到野战医院去，供为了革命付出代价的人享用。”格雷兹洛夫以忧郁的表情对我解释道。

　　“帕维尔，你喜欢香槟酒吗？”我问苏霍夫。

　　“我不喝酒。”

　　“听见了吧，我的同志不喝酒，只好谢绝了。是在二楼开大会吗？”

　　费多尔·格雷兹洛夫第一次抬起了头。他的一双眼晴既浑浊又深沉。从前我见过一个在屠宰场干活的工人，就是长着这样一双眼睛。那个工人是屠宰行业的能手，一锤子就能敲碎母牛或公牛的颅骨，主人非常看重这种人。

　　“跟往常一样，大会在天蓝色大厅举行。”格雷兹洛夫不大情愿地说道。

　　“那么，我们就去那儿。你不反对吧？”

　　苏霍夫惊异地望着我。他不理解我怎么会产生这个怪念头。

　　“想去参加大会，那就请吧！”格雷兹洛夫说，“我们这儿用不着通行证，也没有代表证，自由参加。”

　　四

　　宽敞的大厅先前是莫斯科商人举行舞会和宴会的地方，此时散发着几百人的汗臭味。人们有的坐在沙发椅子上，有的坐在临时搬的凳子上。通路被堵死了，我们只好站在门口——再往前挤不动了。

　　据我判断，莫斯科各小组和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都出席了大会，其中也有“独立大队”，它不是联盟的成员，也不承认联盟，因为“联盟做为一种机构限制了革命者的人身自由”。

　　主席台后面的墙上交叉地挂着黑旗。在主席团就座的有：患肺结核的奥尔尚斯基，医生已断定他活不久了，可是为了气气资产阶级，他偏要活到世界革命来临的那一天；“刻不容缓”者的首领涅沃林，后来成了马赫诺分子（一年后我在彼得格勒碰见了他，他是以“面包专列”指挥的身份到彼得格勒来的，在列车的车厢上写着：“马赫诺老爷子把面包送给正在挨饿的彼得堡无产者”）；“大学生小组”的头头，美男子察尔斯基；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加斯捷夫，后来他做为苏联劳动学术组织的奠基人载入史册；还有紧挨着“独立大队”领导人坐着的是一个头发梳得光滑，模样可亲的女人，这是来自沃罗涅什的女客玛丽娜·尼基福洛娃，就是她的匪帮后来采用恐怖手段骚扰了乌克兰的城市和村庄。

　　我无论在主席团里，还是在大厅里都没有看见“老爷子”，萝扎·什捷伦和克鲁鲍特金的门徒。工人很少，仅有几十个人。可是、大会却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中的某些人过分看重莫斯科联盟的作用和影响。把无政府主义者看成一种可以与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相抗衡的政治力量。还有些人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即将来临的革命的预兆，体现了以普加乔夫为先驱的俄国农民的愿望，它任何时候都不承认任何权力，但是对土地的要求例外，因而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就是未来。

　　某些人期望黑卫军能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对抗。主张立宪，尤其是对君主立宪格有好感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极左派”吓倒。卡尔塔绍夫教授在同我谈话时曾说。地球是圆的，如果从左边走太远，那么就从右边过去……

　　卡尔塔绍夫本人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教授坐在大厅的中央，身边坐着一个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的好学的美国人，显然，他绝不会放过在于政府大厦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从手势看，教授正在向他解释什么。我看见，坐在美术理论家身后的是一个头发花白，不讲究衣着，手持长柄眼镜的太太。她的相貌我觉得似曾相识，对了，这肯定是莉扎·捷沙克。美国人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宝贝呢！俄国的废止主义者，她从生下来直到暮年都在西特洛夫卡市场上混，是英国人约翰逊·布特列尔的狂热追求者）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争取卖淫自由的斗争。看样子，美国人很了解上个世纪末轰动一时的英国妓女去国会请愿的新闻，可他未必能想到，紧挨着他坐的这个女人是莫斯科妓院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罢工的组织者……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从何时起莉扎·捷沙克也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好感呢？

　　大厅里响起了掌声和叫好声，而苏霍夫低声骂了一句：“狗崽子，别得意！”

　　他骂的是正在演讲的联盟书记。

　　“革命理论工作者的争论不在于援引名著，寻找论据和追随者的人数，而是历史。”演说者提高了嗓门，越说越激动，“历史，才是一切理论和体系的最公平的审判官。”他高高举起双手，好象要把历史召进大厅并无拘束地同出席大会的人聊天。“让我们回顾几十年前的历史，当时马克思确信，革命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巴枯宁不同意这种论点。马克思确信，世界革命的旗帜将由德国的无产阶级举起，巴枯宁也反对。巴枯宁写道：‘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在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时，要说：‘我是自由人’。德国人会说：‘我是奴隶，然而我的皇帝比世界上所有的帝王都强大。德国的士兵扼杀我，他也在扼杀你们所有的人。’巴枯宁写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尚，德国人倾向于国家强权。’而现在，一九一八年的二月，我问你们，无私无畏的勇士们：谁正确——是马克思还是巴枯宁？谁是世界革命的先知者——是马克思还是巴枯宁？”演说者的最后几句话淹没在口哨声、狂叫声中，几百只脚在地板上跺着。

　　莉扎·捷沙克从座位上跳起来，挥动着长柄眼镜，尖声地喊叫着什么。场内椅子吱嘎作响，板凳乱扔。对猛然迸发出的狂热感到满意的演讲者等着喧闹停息，然后挥动着胳膊，好象在指挥乐队，继续说道：“国家组织这个祭坛—一正是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碰到的大难题，犹如难以逾越的一块巨石。不，不是德国人、国家主义者和市侩，而是天生的斯拉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世界上举起了摧毁万物的反抗之旗。它，只有它，才被历史这个聪颖的老祖母指定为世界革命的领袖，而这场革命把剥削者扼杀和淹死在血泊之中！彻底摧毁国家、法律、教会！摧毁一切丑化人，使人变成残废和沦为奴隶的制度。革命是飓风！革命是龙卷风！革命是狂涛骇浪！谁能阻挡它呢？是市侩的德国人吗？不是，绝对不是！全俄的革命暴动将如巨浪一段把德国人碾成粉末，防日耳曼人的师团打个落花流水！”演讲者在狂叫，“让威廉皇帝吓得发抖吧！让他的将军和士兵们吓得发抖吧！斯莫尔尼宫盼望德国发生革命——我们对此根本不寄予希望；斯莫尔尼宫里的人正准备向德国资本家妥协——我们不走这条路；斯莫尔尼宫在祈求和平——我们要战争，反对压迫者的全球革命战争。不能同德国的市侩们谈判，不同他们达成任何协议。我们要高举血染的世界革命大旗驶遍欧洲、亚洲和美洲！前进吧！”他高喊着，把紧握着的拳头向前伸出。

　　大厅里的人们发狂了，吊灯上的水晶玻璃坠儿被喊叫声和号淘大哭声震得叮当作响。参加大会的人好象已整装待发，立刻“前进”，用暴动者的棍子敲碎傻瓜们的脑袋，让世界革命的旗帜席卷欧洲、亚洲和美洲。而演讲人，似乎还未做好准备，总之，在结束了自己的煽动性演说之后，没有往前进，而是谦逊地向后退去，重又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

　　“关于派黑卫军上前线的事只字未提。”苏霍夫清醒地发觉了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这儿耍嘴皮，而同德国人打仗的是布尔什维克。”

　　无论演说的风格，还是演说的针对性，都证明雷恰洛夫告诉我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担忧不是毫无根据的。

　　是的，如果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还不能同德国人签订和平协议，那么，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联盟可能会挑起事端；狂热已达到病态的程度。下一个发言的是“老爷子”，但是我们没能听到他的演说。此时，季马·李图斯穿过大厅里的人群来告诉我们，什捷伦同志已在楼下等我们了。

　　在位于楼角、挨着阅览室的那间房子里，除了萝扎，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头发蓬乱，满脸雀斑，尽管是冬天，但衣着讲究。萝扎介绍说，这个小伙子是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谢苗“同志”。从那他傲慢的阴沉的脸色看，他已知道请自己到这儿来的目的，并已准备好进行一次认真的谈话。

　　“怎么，去听大会了？”萝扎问道，同往常一样又忘了答礼。

　　“我想试试，能否改变自己的信仰。”

　　“你可改不了，”她冷笑了一声，“你是块硬石头。”

　　“你们的演说家说得太好了。你要是听了他的讲演，就立即会站在黑旗下，带着……怎么说的，对了，带着棍棒……”

　　萝扎皱起了眉头，她可受不了我开笑玩。她是一个极严肃的人，对幽默所持的态度近乎我对尼罗河鳄鱼的恐惧。

　　大大的眼睛，黑黑的肤色，她很象吉普赛美女。她若是戴上耳环、手镯、项链……但是，唉，远在十年前她就把自已那两条漂亮的辫子剪掉了，她认为长头发不符合她心目中职业革命家的形象。

　　雷恰洛夫想错了，他认为我对萝扎的印象不好。萝扎不仅是个有魅力的女人，而且是个正派人，一个好同志。我所否定的仅是什捷伦——不是女革命家。革命需要象雷恰洛夫这样的革命者，而不是什捷伦。

　　我很理解什捷伦大动肝火的原因：她很不喜欢格雷兹洛夫过问肮脏而愚蠢的巴里丑闻，联盟为此事被迫放弃所持有的毫不动摇的原则，萝扎真诚地认为，上述原则是存在的不能帮助和支持那些“国家主义者”，他们幻想的是把革命引入死板的模式中去，给那些虔诚膜拜人民天性的“真正革命者”设置障碍。

　　她很认真地对待自己所承担的这次会令不快的义务，并竭力完成它。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把一切搞复杂了。萝扎企图借助我和苏霍夫让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了解对盗窃国宝案的侦破情况，稍微迟来的“老爷子”和季马也想协助她。

　　谢苗“同志”沉默不语，把蓬乱的头发弄得更乱。

　　三位知名人士都在给我施加压力，需要明确的答复，需要获得详细情况以及挑逗性的问题接耀而至：

　　“在法衣圣器室里发现了犯罪分子留下的什么痕迹？”

　　“根据这些痕迹能确定什么吗？”

　　“谁有盗窃嫌疑？”

　　“审讯了哪些人？结果如何？”

　　“掌握了哪些证据？”

　　“你们最近有何打算？”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我和苏霍夫难以对付。我们俩人事先就说好不向无政府主义分子介绍侦破情况，但是不回答是不行的，所以不得不想出一些推托之辞和模棱两可、不致招惹麻烦的回答；要么就干脆说句笑话敷衍过去。谁能窃走宝物呢？如果我们知道是谁，那我们现在就不会坐在无政府大厦里……

　　初步推测吗？那就太多了。为什么要白白浪费象什捷伦，“老爷子”，和李图斯这样大忙人的宝贵时间呢？谢苗“同志”为什么需要知道我们的初步推测呢？这只会把他弄糊涂。审讯吗？只是走形式，绕来绕去兜圈子，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萝扎·什捷伦对这些回答很恼火，可是火暴性子的“老爷子”的声音却变得越来越温和，用雷恰洛夫的话来说，每当戗着毛抚摸他的时候，他总是这样……不知为何“老爷子”迫切地想让我们摊出全部底牌。当他终于确信自己的努力是徒劳时，就用蜜糖般的声音说：“工作得不好哇，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太不好了！”

　　“简直糟透了！”我欣然表示同意。

　　“法衣圣器室被盗已经十多天了，对吗？”

　　“差不多。”

　　“你们至今却什么也没搞清楚。”

　　“唉！”

　　“这么说，我们是一无所获了？”萝扎问道。

　　“看来，是这样。不过，如果上百万德军都不能使联盟不安的话，”我说，“那么，联盟可以利用自己在刑事犯中的广泛和多方面的关系协助我们破案。”

　　老头子善意地笑了。

　　“联盟真的就对付不了几个盗窃犯吗？”我又反问道。

　　萝扎把苦水往肚子里咽，只是微微地皱起了眉头，而“老爷子”仍然面带笑容说，“我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使谢苗同志为难。”

　　他这句话说的如此甜蜜，使我要咽口水了。

　　“困难是困难，”我表示同意，“不过困难能把我们吓住吗？要知道，我们为消除因巴里一案落在无政府主义者格雷兹洛夫同志身上的嫌疑也是很艰难的，可是，我们几乎把它排除了……”

　　“几乎吗？”李图斯问道。

　　“几乎，”我肯定道，“当我们找到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和盗窃犯时，我们会最终排除这种怀疑。”

　　李图斯哈哈大笑，而“老爷子”仍坚持说：“我们当然要竭尽全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让谢苗同志给予实际的帮助确实是困难的。”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头发蓬乱，厚嘴唇的谢苗“同志”一直在默默地嗑瓜子，从旁观者来看，好象这一切都同他毫无关系。

　　“你干吗不吭声？”苏霍夫问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

　　谢苗“同志”用舌头舔了舔嘴唇，露出笑容。在这个年轻人的微笑中包含着友善和狡诈。

　　“当大伙儿都白费口舌的时候，我独自安静一会儿也不能算是罪过……”

　　“你打算一直沉默下去吗？”

　　“不，不会太久的。”

　　“那么，你想说什么呢？”

　　“如果提出要求，那么，我认为，我们肯定能找到那些干坏事的家伙。”

　　“不用搞审讯笔录吗？”苏霍夫冷笑了一声。

　　谢苗“同志”用手指敲着自己的额头。

　　“我搞的笔录比你们的要全，应有尽有。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有必要，我们就能找到失物并归还原主。我们了解内情。”

　　“你打算怎么去找？”

　　“这是我自己的事，是我们联盟内部的事。”

　　看来，在“老爷子”的计划里并没有估计到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的声明。他不再笑了，愁眉苦脸。萝扎困惑地耸了耸双肩：为了说出这么几句话，还用得着沉默那么长时间。

　　季马·李图斯有个令人羡慕的优点：他总是那么乐观，此刻兴高采烈地说：“联盟培育出了多么出色的雏鹰，是吗？”

　　“是这样，我们可以认为谈话到此结束。”我说，“希望谢苗‘同志’说话算数……”

　　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先生亲启

　　莫斯科刑事侦察局

　　阁下：

　　享承至圣的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旨意，特向阁下奉此专函。我荣幸地从至圣的修士大司祭处获悉，阁下为人正派，并为把俄国瑰宝归还祖国而不惜余力地查明案情，为此，请接受我的敬意。

　　去年年中，当时我任皇村卫戍部队副司令，我的几位朋友对在不幸的俄国土地上竟然大规模地发生抢劫、盗窃事件深感不安，而请我代为保存他们的珠宝。为此我拟出了一份清单。您已经在我父亲，格里戈里·彼得洛维奇男爵和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克贝尔先生家中发现了这份清单副本。

　　当时请我代为保存珠宝的人中有：现居国外的巴斯科夫斯基伯爵，他是无价之宝“巴图林斯基的汤盘”的主人；我的老战友，骑兵大尉格里鲍夫，俄国珠宝艺术的杰出作品“金马可”归他所有；格拉博男爵夫人及其他朋友，这些朋友现都居住在国内，我的不慎可能有损于他们的名誉，为此我无权说出他们的姓名。

　　在免除我的皇村卫戍部队副司令一职后，我处境困难，我的哥哥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教名阿法纳西）想出了一个办法。应他的请求，瓦拉姆修道院院长，至圣的费奥菲尔修士大司祭同意把珍宝存放在修道院的法衣圣器室里。这批珍宝在那里一直存放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不知为何关于收藏这批珍宝的消息在修道院里流传开了，法师担心财宝落入县苏维埃手中，因为他们正要没收修道院的一部分财产。法师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可否征得圣明的季米特里大司家的同意，将这批珍宝移往莫斯科的牧首法衣圣器室。季米特里大司祭曾是瓦拉姆修道院的前任院长。同月，当我和表妹去看望哥哥的时候，他给我看了季米特里的回信。信中写道，尽管他很愿意，但不得不谢绝，因为牧首法衣圣器室的使命是人所共知的，他没有权利作广义的解释。我非常感谢我们家的老朋友，世代深交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尔斯塔温先生，他因事从芬兰来到了彼得格勒，看望了我并答应利用自已在东正教主教公会和莫斯科宗教法庭里的老关系全力帮助我。阿尔斯塔温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莫斯科主教表示同意。我把珍宝带到了莫斯科，并存放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

　　我认为，我把受托的这些珍宝放到了一个可靠的地方，但又考虑到圣明的季米特里修士大司家的不赞许态度。我很尊敬他老人家，所以打算另找一个存放地点。不幸的是，我没来得及这样做。

　　以后的情况您比我还清楚。得知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后，我急忙赶到莫斯科。我给克贝尔先生发出电报，请他到车站接我。珠宝匠没有去车站（他应当在餐厅等我），于是我就去他家里找他，也没有见到。克贝尔小姐说，她哥哥对发生的事感到震惊，并觉得对不起我，因此有意不去车站接我。当然，怪罪于他是不公道的。

　　最后，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我想报告几个情况，也许有助于侦查工作。当我们把珍宝带到莫斯科时（为了安全，我的一个同事随我同来），我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们。我两次看见一个瘦削的先生，他中等身材，戴着黑色宽沿帽，并试图同我搭话。此外，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那时珍宝已放进了牧首法衣圣器室，傍晚时我的同伴遭到了一伙武装盗匪的袭击。强盗们抢走了小行里箱，我们就是用这只箱子从彼得格勒运来了珍宝和武器。同伴对我说，在那帮盗匪中，好象有我提到的那个人，但他不敢肯定，因为袭击他的时候天色已渐黑，很难看清强盗们的面孔。

　　很遗憾，不能为我个人辩解，对上述内容再无新的补充。

　　我不能受良心的谴责，强使您相信自己的忠诚和对您的尊敬。

　　瓦·梅斯梅尔

　　牧首法衣圣器室珠宝匠费·卡·克贝尔公民的供词（摘录）

　　（由莫斯科刑事侦察局一级侦察员苏霍夫审理）

　　克贝尔公民（以下简称克）认识到了所发生的事件具有的历史意义后，在世界无产阶级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宣誓：只讲真话。

　　克：我已经看过了梅斯梅尔男爵写给科萨切夫斯基先生的信。前次博林监察员审讯我时，我说了假话。在我家里搜查出来的清单不是珠宝匠佩雷尔曼交给我的，而是瓦西里·梅斯梅尔男爵在去年底交给我的。上面列着男爵保存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

　　苏霍夫（以下简称苏）：准允许你把瓦西望·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公民从彼得格勒运来的珍宝存放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

　　克：我遵照圣明的莫斯科总主教大人的旨意，把珠宝放进了法衣圣器室。

　　苏：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知道总主教的旨意吗。

　　克：当然，他不会不知道。

　　苏。他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克：不赞成，完全不赞成。修士大司家给牧首写信说，他已自动解除了法衣圣器室执事的职务。的确，当男爵公民的小箱子存入牧首法衣圣器室的仓库之后，大人不再巡视法衣圣器室，他认为那里已不受他的监护。只是在至尊至圣的吉洪牧首大人使他相信总主教是按个人意见行事，并向他保证，近日男爵就取走自己的珍宝后，他才又到那儿去巡视。

　　苏：就在这次巡视时，发现法衣圣器室被窃吗？

　　克：是的。修士大司祭停止巡视已有两个星期。

　　苏：为什么修士大司祭要反对梅斯梅尔的珍宝存放在法衣圣器室里呢？

　　克：大人认为教会应脱离全世间的凡事。

　　苏：卡尔塔绍夫教授，他经我们同意看过被没收的你的那份清单，把有关“巴图林斯基的汤盘”、“双御座”、“金马可”和“波诺马赫的披肩”的情况向我们做了陈述，这给寻找珍宝提供了资料。你是否对清单上开列的其余二十八件物品作个介绍呢？

　　克；太遗憾了，这非我力所能及。清单上的大部分珍宝制品我都没见过。有关珍珠“朝圣者”的情况我已说过。我仅能对里加的梅连季耶夫加工厂制作的胸针“北方之星”作一些介绍；还有宝石项链“十二个月”、胸针“北方之星”是新文艺复兴时代的钻石装饰品……

　　苏：请讲解一下。

　　克：近一百年，工匠们一般是把钻石镶在框上，组成花朵或花束形状。这样一来，一片花瓣就会完全或部分地遮盖住另一片，使得框子里的钻石不是亮闪闪，而是忽隐忽现。文艺复兴时代的老工匠不用银子制做框边，而是用黄金（这是错误的，因为黄金有损钻石，给钻石以黄的色调），而镶包宝石用的是黑色薄片，并置于一个平面上，呈星状。“北方之星”是用银子制成的呈十二角星状，很象一片大雪花，星上布满了小粒钻石，在星的中央有五粒大钻石，每一颗的重量有五克拉左右。“北方之星”属沙德林斯卡娅夫人所有。

　　苏：宝石项链是什么样子？

　　克：这是由真正的艺术家制作的一件非常漂亮的宝物。宝石项链是根德里科夫伯爵夫人为庆祝罗曼诺夫宫建成三百周年在巴黎定制的。彼得堡或莫斯科的珠宝匠都知道这个项链，它价值七万五千卢布。

　　苏：为什么称“十二个月”呢？

　　克：一年里的每一个月份都有一颗相对应的宝石。如果您是一月份出生——您的庇护神是石榴石，这是冬天的宝石，新的一年从这个月开始。您把它带在身上，它就会给您带来幸福。如果您生在十一月——陪伴您的是黄玉……

　　苏：我不是出身在对宝石感兴趣的家庭里，我们更关心的是面包。

　　克：我只是解释宝石项链为什么得到了这样一个名称。

　　苏：请接着讲。

　　克：除了镶有高级蛋白石外，在宝石项链上镶有十二对宝石，它们表示一年的十二个月。石榴石——表示一月；紫晶——二月；亚斯比石——三月；蓝宝石——四月；绿得如同刚刚萌芽的小草似的绿宝石——五月；玛瑙——十月；红宝石象征着七月的太阳；缠丝玛调——八月；贵橄榄石——九月；海蓝宝石——十月；黄玉——十一月；绿松石——十二月。从项链扣到正面，挂满了蛋白石坠儿。宝石的尺寸也在逐渐增大，最小的宝石也不少于三克拉，最大的一对宝石竟重十二克拉。那粒蛋白石呈椭圆形，没有镶框，它被磨成两面对称的圆弧休，约重二十克拉，它同松林石玛瑙一起组成了一个圆头。这颗出色的透明蛋白石呈奶白色，能发出五颜十色的亮光；与普通的或者火红色的蛋白石不同的是，这种蛋白石几乎不怕潮，永葆光泽。

　　苏：这颗蛋白石在宝石项链上也象征着什么吧？

　　克：是的。这颗蛋白石象征着希望。伯爵夫人想用项链上的蛋白石表示在俄国已有三百年历史的罗曼诺夫王朝更加繁荣昌盛。

　　苏：伯爵夫人的希望落空了……

　　克：是的。不过这不是蛋白石的罪过。

　　苏：完全正确，这同蛋白石没有任何关系、宝石项链上还有哪些值得介绍的宝石呢？

　　克：松林玛瑙。松林石——这是样子象木头的玉髓。不过，有的松林石看上去象人和鸟兽。项链“十二个月”上的玛瑙一

　　我和玛瑙打过多年交道，玛瑙是一种稀有而雅致的宝石。它每一层都染有不同的颜色，既奇异而又别致。它的每一层非常薄，有时一万多层才有一英寸厚。伯爵夫人项链上的这块宝石样式很别致，两块松林石都属于极为罕见的品种，被称之为“七色玛瑙”。当光线射在这种宝石上，可以发出彩虹般的色彩，闪闪发光。这对松林石玛瑙的形象更是罕见，在蓝天下，透过一颗松林石可以隐隐看到里面有枝叶茂盛的大树，而在另一颗里面可以分辨出两名疾驰的骑手的侧影。尽管玛瑙算不上名贵宝石，可这两块松林石——完全可以和蛋白石相媲美。

第七章 三名“油漆匠”；或在“天涯海角”见面

　　一

　　梅斯梅尔的信引起了许多困惑不解的问题。

　　为什么各种各样的人都要请男爵保存珍宝呢？仅仅是因为他担任皇村卫戍部队副司令吗？根德里科夫伯爵夫人、骑兵大尉格里情夫、沙德林斯卡娅及其他人可以找到比皇村卫戍司令部更为可靠的地方。可是他们选中了上校的保险柜。甚至在他的职务解除之后，他们也不要求归还自己的东西，仍然让梅斯梅尔照管，而此时他已是军区司令部里一名普通军宫。此后，物主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帮助他寻找新的存放处。这就是说，对这批举世无双的珍宝，按最便宜的价格计算也价值数十万金卢布的珍宝，谁也没放在眼里。他们或许会这么说，让上校随意处置好了，我们不打算过问此事。除了梅斯梅尔的信，写在清单上的小注也使人疑惑。这是某个人写在“莫诺马赫披肩”下的一行字：“不得出售，只能保存”。

　　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其余的珍宝“可以出售”，可以由某人卖给某人，而且上校一定要参与，因为珍宝存放在他那里。那么，梅斯梅尔又为什么仅仅说自己是保管者呢？为什么出售珠宝的买卖不委托给业务上有经验的珠宝匠或者向人，而是托付给既不懂珠宝又不懂经商的前近卫军上校呢？

　　为什么在一九一八年教会，它自己的事就够操心的了，又如此关，动起这批珍宝的命运，而性格软弱的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又坚决反对把珍宝箱存放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呢？最后还有，为什么瓦西里·梅斯梅尔在我们来到之前溜掉，藏了起来呢？

　　这一切都需要查清。暂且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梅斯梅尔同盗窃法衣圣器室的案子无关，他更象个受害者。这就使人不得不相信他说的关于有人跟踪搞武装袭击的事。

　　如果瓦西里·梅斯梅尔没有搞错的话，看来他没有搞错，那么，是谁在监视他呢？出于什么目的呢？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阿尔斯塔温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刑事案卷里已看到多次。

　　可以有多种假设，但毕竟是假设，无法证实它们的可靠性。由于谢苗“同志”还没有把他那边的消息告诉我们，所以，我认为，当前最紧要的事是，要找到廖沙。

　　赫沃西科夫、苏霍夫和沃尔任宁认为，要逮捕廖沙，只需几天时间就够了。我也倾向这种意见，但没有完全的把握。失败和意外不能排除……

　　全组人员都投入了寻找假宝石制造者的工作。由苏霍夫和沃尔任宁暗中监规的格拉祖科夫去了几十家小饭馆、咖啡馆、赌场和台球室。赫沃西科夫负责西特洛夫卡市场，他逐渐接近了马霍夫，而博林则长期监视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我们也没有忘记在苏哈列夫卡市场上的小铺老板普什科夫。

　　战前的苏哈列夫卡只是每逢星期日有集市。平时仅是个小市场。与莫斯科的其他小市场无不同之处。从星期六到星期天——苏哈列夫卡就整个变了样。市场上支起了密密麻麻的帐篷，犹如地面上泛起了一层泡沫。帐篷外面摆满了蒲席，上面陈列着出售的商品。胖乎乎的女商贩高傲地端坐在大饭锅旁叫卖咸鲱鱼；机灵的街头小贩、商人、买卖旧货的鞑靼人，书贩子和古董商、偝着损款箱化缘的女修道士，小偷、流浪乐师、算命先生、狂热的赌徒．赃物贩子、骗子手、剃头匠……成千的顾客和卖主，看热闹的和闲逛的、每逢星期天苏哈列夫卡市场要扩展到与集市邻近的胡同，几乎到了克拉斯诺城门。到了星期一它又缩回到自己的老地盘上。

　　但是从一九一六年底，苏哈列夫卡从星期天的集市逐渐变成了天天有集。甚至夜晚也不入眠。莫斯科已入睡，而这里照样在为罐头食品、赃物、白酒和可卡因讨价还价，从小饭馆里传出醉鬼的叫声，留声机上播放的下流的歌曲声和求救讨饶的喊叫声……

　　上面曾提到的那间小铺位于广场的正中央，紧挨着苏哈列夫卡。这块地皮好久以来就被货郎看中了，这些货郎卖针线之类的日用小百货、民间木版画、蜡烛和贴身戴的十字架。这为监视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宽肩膀、心地善良的货郎和他那快乐的伙计（我从别动队［莫斯科刑侦局成立的专门对付扒窃的。］调来了一个青年人给阿尔秋欣当助手）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无论是小铺老板，还是殷勤接待顾客的其他货郎们都不会产生怀疑，这些货郎通常都要在苏哈列夫卡小饭馆或小店铺的后屋里过夜，只要价钱便宜又肯接待他们，那么住在什么地方都行。吝啬的普什科夫从不拒绝这笔额外收人。可是，货郎们却不愿接受他的服务：这个老板太节约燃料，每天夜里小铺里冷极了，冻得上牙对不上下牙。因而普什科夫很欢迎这两位临时住户，而且他们还付了定金。

　　这样，他的小铺就置于我们昼夜监视之下。只要廖沙一到这儿来，准保无处藏身。不过，廖沙肯定会来拜访普什科夫吗？阿尔秋欣根据某些预兆，对此毫不怀疑。“你不必怀疑，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对我说，“我要把这个红脑袋怪物完整地送交给你。”但我没有抱很大希望。

　　然而，廖沙却在苏哈列夫卡出现了。这发生在对上面提到的那个小铺进行监视第三天。

　　当他叼着烟卷懒洋洋地沿着“留声机的长蛇阵”闲逛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眉毛下边有道小伤疤的人。

　　“我的眼力不错，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后来阿尔秋欣得意洋洋地对我说，“我一眼就认出他正是那位犯了法的公民。别想从我这儿蒙混过去！他转悠了好久，才朝小铺走过来。我们好好请他吃了一顿蜜糖果。”

　　就这样，珠宝匠帕夫洛夫的遗孀和神幡手联盟成员格拉祖科夫说到的那个廖沙落到了我们手里。对他我们已掌握了各种罪证，正是他摹仿法衣圣器室丢失的宝石造了一批假宝石，并查清他卖给格拉祖科夫的珍珠是从法衣圣器室里偷来的……

　　总是喜欢持怀疑态度，一向谨慎从事的博林，这次也抱着乐观的情绪。

　　“请问，你是否想听罗浮宫里的蒙娜丽莎画像被窃的事？”他在阿尔秋欣报告逮捕了廖沙后问我，“轰动一时的大案，当时报上对此案曾大加渲染。”

　　“发生在什么时候？”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是在一九—一年年底。”

　　“唉，那时我被剥夺的不仅是阅读报纸的权利……是怎么回事？”

　　“一桩离奇的案子，比牧首法衣圣器室珍珠的被窃还要严重！”博林沉思地说，“有几十种说法！有的说是国际匪徒干的，在美国大银行家操纵下企图把世界艺术的杰出代表作偷走后运往美国；有的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密谋和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疯子干的……不过，这是一次政治阴谋。以引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冲突。”

　　“竟有这种事？”

　　“是的。当时法国报界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油画是遵照德皇威廉陛下的命令偷走的，好象是为了降低和破坏法国的威望。你知道案子是怎么告终的吗？”

　　“知道，”我说，“爆发了世界大战。”

　　“不，别开玩笑……”

　　“那怎么结束的呢？”

　　“逮捕了一个过去因抢劫罪被判刑的油漆匠。是个酒鬼，一个盗窃犯。显然，既同美国的百万富翁，也同廉皇帝无任何关系。他偷油画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同时油画收藏的不好，所以他不能不起贼心。他偷到油画无处可藏，于是，就把它放在身边，卷成一个卷，然后用报纸包上，放在床底下，挨着尿盆……怎么样？盗窃技术相当原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警察局才搜查不到失窃的名画。是啊，”他结束道，“酒鬼油漆匠通常要比国际大盗更难找到。”

　　博林是从不对任何人说废话的，所以我问道：“你认为阿尔秋欣带来的是我们要找的‘油漆匠’吗？”

　　“谁知道。请原谅我的奇谈怪论，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不过，最复杂的倒常常是最简单的……不管怎么样，应当叫廖沙‘弹弹钢琴’。”

　　“什么？”我没听明白。

　　“我要取下他的指印，并同在法衣圣器室里发现的指印比较一下。”博林解释道。

　　在审讯前让廖沙“弹了钢琴”。指纹不吻合……

　　二

　　我把苏哈尔列夫卡的小老板介绍给博林后，就着手研究廖沙·阿列克赛·沃洛文的材料，在西特洛夫卡市场上他的绰号叫“混合体”。在同他谈话前，我不由地想起了萝扎·什捷伦在西特洛夫卡的一次讲演：“存在不存在犯罪分子呢？勿庸置疑，萝扎证明犯罪分子是不存在的。国家和法律——这是一切不幸的根源。为反抗国家的庄迫，把自己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被称为犯罪分子的那些人只得去偷、去抢、杀人和强奸。这正表现了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和纯洁性。

　　“人们告诉我，”她继续对听众说，“到这儿来的人有跳大神的、掏腰包的、乞讨和溜门撬锁的。不，到这儿来的不是那种人，而是被阻止用另外的办法表现自我天才和技能的人。我相信，在你们中间有诗人和工程师，天才的艺术家和化学家。”

　　什捷伦同以往一样，过分入迷而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确实在西特洛夫卡混事的人绝非平庸之辈，都是一些因各种原因而跌入生活最底层的人们。尽管如此，他们成了西特洛夫卡人，希瓦自由城的居民……

　　早在童年时代，我确信一本杰作的作者一定是个聪明的人；扮演善良的父亲的演员是人类道德的典范。后来我明白了，才能和它的拥有者不是一码事；才能是人的一种属性，而不是人本身。可是，在克贝尔热情地称赞一个没有文化的自学者所制做的假宝石之后，我还是认为这个神秘的廖沙很有才能……

　　唉，做为一个人，他简直没什么出奇的地方，是个小滑头和可卡因中毒者。

　　廖沙的父亲是英法跨国公司——“新翡翠公司”设在艾卡德林堡的一家分公司的宝石分类工人，这家公司不仅垄断了在哥伦比亚，而且垄断了在俄国的绿宝石矿的开采权，把乌拉尔的上等绿宝石矿占为己有。这个分类工人，看来，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工作之余，在儿子的帮助下制造假宝石。他给绿松石加色粉饰，把质量差的宝石变成天蓝色的透明度更高的波斯绿玉。到他这儿来买这种戒指的主要是吉普赛人。有一种迷信说法：波斯绿玉可以使马贩子走运。这种绿玉的占有者可以用半价买到纯种公马，再以高价卖掉不值钱的劣马。

　　廖沙从父亲那儿学到了不少本事。在他十二岁那年，父亲从“新翡翠公司”退休后，搬到莫斯科居住，因为父亲从死去的姐姐那儿得到了一份遗产：位于莫斯科对岸的一幢小房。他买下了经营珠宝制品的营业执照并把儿子送进实科学校读书。然而，这个艾卡德林堡人的好运不长。房子没有办理保险，、夜间一场大火烧掉了全部家产，廖沙的父亲破产，穷困潦倒，阿列克赛被迫退学。父亲本指望他挤入上层社会，但希望破灭了，老头就开始酗酒。一次，酒醉后，掉进冰窟窿里淹死了。

　　在父亲去世后的一段日子里，廖沙靠当临时工过日子。后来交上了好运：一个来自西特洛夫卡的专造假宝石的老珠宝匠收留了他。主人不付工钱，可是管吃饱饭。用西特洛夫卡人的水平衡量，老头的日子过得还挺不错。他把自己的产品卖给西特洛夫卡、苏哈列夫卡和斯摩棱斯克市场上的收购商。廖沙在他那儿不仅掌握了工艺技术上的秘密，而且熟悉了西特洛夫卡市场上的基本规律（成功喜欢狂妄，猫要挠，狗要咬，“男子汉”若想不被人吃掉，就得有胆量知道什么时候张嘴去咬……）。老头子挺满意，学徒工很能干，手艺很快就学会了。先前珠宝匠只制做普通的假宝石，而廖沙能制作出更精致的仿造品。

　　仿造品的最关键处是粘合缝。用好放大镜会很容易根据色斑，即气泡发现它，从侧面细看时，会发现接缝处的平面呈紫色。再说粘合剂本身并不牢固，只要把这种“钻石”放进热水，它就立即解体分为两半。

　　“这样的‘混合体’倒挺象老母鸡，”廖沙向我解释道，“有啄、有羽毛、有翅膀，但它终归不是鸟，不会飞。”

　　采用新配方制成了粘合剂和改进粘合方法后，廖沙把母鸡变成了鸟。假宝石可以“飞”了。他的“混合体”只有借助加拿大树香脂和二甲苯才能辨认出来，只有珠宝匠才知道这种检验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的珠宝匠都知道。所以苏哈列夫卡的赃物贩子们立即看中了这种新产品，“混合体”一下子成了畅销货，廖沙也由此得了个绰号“混合体”。

　　主人夸奖了廖沙，给他伏特加酒，供给他可卡因，但仍不发给他工钱。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并常常动拳头。他眉毛下面的那块伤疤就是在一次争吵中主人的外甥给了“混合体”一刀子，留下了纪念。终于廖沙决定离开老头子，他已羽毛丰满，完全能够自立了。正在此时廖沙碰到了自已的老同学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他们在清水塘大街的“海神”饭店谈妥了第一笔交易：阿尔斯塔温向“混合体”订了一批假钻石——真宝石的复制品。

　　廖沙瘦长脸，如果不是因吸可卡因而使皮肤松弛呈病态，两眼呆滞无神的话，这张脸还称得上漂亮。他在谈到自己时，仿佛以旁观者的身分在谈论自己的一个老相识，态度冷漠。廖沙毫不怀疑自己的聪慧和善于经营的本领。不管怎么说，他经过一番奋斗后，混到了一定的地位，当上了希瓦自由城荣誉公民。（西特洛夫卡人习惯把自己的市场称做希瓦自由城）。

　　廖沙是个典型的希瓦人，而希瓦人对道德和诚实有自己的见解。

　　当我向他打听有关伪造品“诺列”的情况时，他脸上露出洋洋得意，十分自负的表情。使人觉得他对这种欺诈行为感到自豪。

　　是说仿造品“诺列”吗？呶，事情干得挺利索。他们在三月份把它抛了出去。正巧赶上报喜节【俄历三月二十五日。天使告知圣母，将生耶酥。——译者注。】的那一天。

　　为什么要选择报喜节这一天？原因是人人皆知的。报喜节——是人间和天堂最大的节日。全年部是报喜节就好了！能干的小伙子们在这一天为幸福祈祷，全年都会万事顺遂……

　　是谁的主意吗？是米沙。他是个小滑头，从不放过赚钱的机会，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不慌不忙就把大财主蒙住了，一点破绽都不露，谁也不吃亏。商人吗？钱丢光了，可学得聪明了。做买卖就是这样——赚钱和亏本是同根生，分不开。珠宝匠帕夫洛夫自杀了，不能怪罪任何人，每一个人都为自己选择一棵树，而且他已经收获了不少……

　　“混合体”尽量详细地讲述了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和普什科夫的关系，以及制造假宝石和使珍珠“返老还童”的技术。然而，这滔滔不绝的讲述却引起了人们的警觉：他想拖延和回避牧首法衣盛器室内被窃一事。我们的话题越接近不久前发生的这桩案子，他的话也就越少，而且，“混合体”闭口不提马霍夫的名字。然而，根据赫沃西科夫和博林的情报，“混合体”的加工厂同马霍夫同在一个院子里，产品又是通过马霍夫手下的销赃贩子卖出去。在审问刚被捕的普什科夫时，他也只字不提马霍夫……

　　当审问廖沙的口供记录到第四十页时，我放下了钢笔，提议休息一下。

　　“想吸支烟吗？”

　　“烟倒可以吸，如果加上点粉末不使您感到不快的话……哎呀呀，这象什么话？明知道您不会同意的，对吧？”

　　“不行。”

　　“那就算了。那么，喝点伏特加提提神可以吗？”

　　“也不行。”

　　他叹了一口气。

　　“您是一位很严厉的长官。”

　　“随你怎么说都行。”

　　“我不埋怨您。对我们要是不严厉，什么事也办不成，我们太胡闹了。我爸爸，愿他在天之灵安息，喜欢说：‘你把这种人从泥坑里拖出来，而他却朝你要酒喝。’我爸爸是能人，对宝石和对人都很在行。”他的嘴咧开了一条细缝，悄悄地笑了。然后又用哀求的语调问：“只闻一下，可以吗？”

　　“不行。”

　　“就指甲那么一点点？”

　　“不行。”

　　“我离开吗啡活不了，长官先生。”

　　“可卡因不是面包。”

　　“这就看对谁说了。在饥荒年头人们没有面包只好吃野菜，而可卡因是任何东西部代替不了的。”

　　我从保险柜里取出接查时没收的假宝石摊在桌子上。

　　“认识吗？”

　　“象是认识。”

　　“谁的活儿？”

　　“您很清楚。”

　　“全都是吗？”

　　“全是我的活儿。”

　　“谁向您订制了这批假宝石？”

　　“谁也没订，仿造了，就卖。”

　　“这些假宝石是牧首法衣圣器室里丢失的真宝石的复制品。”

　　“那又怎么样？”

　　“没有任何资料详细地描述过那些宝石，所以可以推断，你亲眼见过和亲手接触过那些被你摹仿的真钻石和红宝石。是这样吧？”

　　“不是。”

　　“那又如何解释呢？”

　　“我是照假宝石复制的。”

　　“我们假设是这样，那你只好再回答自一个问题：是谁把那些假宝石交给你的？”

　　他回答不了，说出谁的名字呢？“混合体”的这一手对自己并不利……

　　“普绍克。”

　　“谁？”我又问了一句。

　　“普什科夫·伊万·费奥多洛维奇。是他把假宝石交给我的。”

　　“你确信无疑吗？”

　　“是怎么回事我就怎么说，信不信那就由你了。普绍克交给我时说：‘就照这样子做’他说：‘廖沙，就照这样子仿照，别让人家认出来，’于是我就照着做了……”

　　“就这么写上吗？”

　　“请您就这么写好了。”

　　“好吧，我可记上了。现在再提下一个问题。你非常熟识的高级商场的珠宝店店主格拉祖科夫告诉我，说你不久前曾卖给他一批珍珠。”

　　“是仿造的珍珠吗？”

　　“不，不是假货，是真货。您卖给他三十七颗珍珠要价二千五百金卢布，这批珍珠里有象形黑珍珠和两颗梨形椰子珍珠。还记得吗？如果你忘了，我可以把格拉祖科夫和他的伙计请到这儿来，他们可以帮助你恢复记忆，用得着吗？”

　　“用不着，”他说，“我不会抵赖，是我卖他的。”

　　“这就对了。我们从格拉祖科夫那儿没收了这批珍珠，经专家们鉴定，象形黑珍珠装饰过尼康牧首的法冠，这些珍珠存放在法衣圣器室里，而椰子珍珠镶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金星上，它也存放在同一间法衣圣器室里。”

　　廖沙缩成一团，一声不响。

　　“你能说些什么呢？”

　　“还能说什么呢？照您看，是我偷了法衣圣器室的珍宝，对吗？”

　　“你自己最清楚。”

　　“我没碰法衣圣器室……”

　　“那么是谁‘碰’的呢？”

　　“不知道。”

　　“嘴上说不知道，内心一清二楚，就是知道也不讲，对吗？”

　　“反正我心里也不明白。”他抱怨地嘟喊道，“不明白……”

　　“你卖给格拉祖科夫的那批偷来的珍珠怎么到了你的手里，也不知道吗？”

　　廖沙舔着干嘴唇，开始埋怨普什科夫。

　　“呶？”

　　“是普绍克给我的。”他勉强说了一句。

　　“是命名日的礼物吗？”

　　“不是礼物……他给我珍珠是顶假宝石的欠款。”

　　“那么我们就写上；‘为顶假宝石的欠款我从普什科夫公民手里收下三十七颗从莫斯科牧首法衣圣器室里偷出来的珍珠。后来我把这些珍珠卖给了格拉祖科夫公民，即高级商场珠宝店店主。’请签字吧！”

　　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暂且不想再从廖沙那里得到什么了。我把他留在办公室里，让民警看着，然后拿着他刚签了宇的口供去找正在审问普什科夫的博林。

　　博林同水手相比在办刑事案件上不是新手，但对付赃物案子也感棘手。

　　博林看完了廖沙口供的最后一页，立即就明白了我的用意。他笑了，并微微地朝我点了点头。全明白了，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这就是说，‘混合体’认识到没有必要庇护罪犯，是吗？值得称赞，太值得称赞了，真不愧为青年人。”普什科夫的耳朵颤抖了一下，秃头周围的光环顿时暗了下来；感觉到，发生了与他有关的什么事。不过，究竟是什么事呢？哎，怎么了，我的老伙计，”博林对普什科夫说，“你还不想说实话，我对谎话已厌倦了……”

　　“我对您说的全是实话，就象对亲生父亲一样！”

　　“够了，够了，”博林皱着眉头说，“廖沙已经揭发了你，我们俩的谈话是白浪费时间。别再说了，早听腻了……”

　　“他揭发我什么啦？”销赃贩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好象什么都不知道？别装傻了，普什科夫！真烦人。”

　　“我没什么好被人揭发的！”

　　“够了，够了，我的老伙计，你违法，犯了重罪，将要受到惩罚。”

　　“犯罪？”销赃贩子细声细气地问道。

　　“是的，是犯罪，”博林肯定道，并对看守员示意，“把他带下去！”

　　此时轮到我出场了。

　　“请等一下，彼得·彼得洛维奇，”我说，“普什科夫公民有权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对此他比你我都更清楚，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不过，我还是请你通过他核实一下廖沙的口供。”

　　“白费劲儿，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唉，如果你坚持这么做的话……”

　　“我坚持自己的意见。”

　　博林不大情愿地叫住了已走到普什科夫跟前的看守员。

　　“我总是尊重你的意见，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普什科夫读完了廖沙供词的最后一行，脸色灰白。

　　“他在暗示什么？革命的长官同志们，这是要干什么！？想把我弄去枪毙吗？想让六个无辜的孩子成为孤儿吗？”他喊叫道。

　　“这是谁的过错，普什科夫？你知道应当何去何从，”我说完后，博林又加了一句：“纸里终归包不住火。”

　　“骗人！”销赃贩子又喊了一声。

　　“骗谁？”

　　“统统是谎话！‘混合体’在扯谎！”

　　“他为什么要说谎呢？”我惊异地问。

　　普什科夫象是有人要加害于他似地四下环顾。然后低声道：“是为了，是为了掩护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马霍夫。因为那些珍珠是马霍夫恩赐给他的。”

　　我同博林交换了一下眼色。

　　“也就是说，你肯定这三十七颗珍珠是马霍夫交给廖沙的，是吗？”

　　“我能肯定。”

　　“那么，为什么我们应当相信你，而不相信廖沙的话呢？”

　　“革命的长官同志，因为我的话可由米沙·阿尔斯塔温公民来证实。”普什科夫发自内心地说。

　　这样一来。供词里第一次出现了希瓦自由城的“财政和贸易部长”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马霍夫的名字。

　　显然，廖沙在诬陷普什科夫，他失策了！

　　三

　　米沙·阿尔斯塔温两眼流露出懒洋洋的神情。这个厚嘴唇，不知廉耻的年轻人不愿证实自已对苏哈列夫卡的朋友说的话。这些日子他想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然而，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明白毫无理由地拒绝招供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们同他很快就谈到了正题……在交叉审问和同普什科夫当面对质后，阿尔斯塔温证实，交给廖沙珍珠的不是旁人，正是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本人，这是阿尔斯塔温亲眼看见的。在这之后案子进展的更为顺利了。

　　我们先让普什科夫同阿尔斯塔温当面对质了几次，然后又让他们俩同廖沙见面。廖沙发了一会儿脾气，在摆脱恐惧心理而变得胆大的普什科夫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的共同压力下，他开始放弃本来就不牢固的阵地。

　　现在，对供词进行一番比较后，对我们这桩案件以及马霍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了大概的轮廓。

　　查明，商人的儿子早在一九Ｏ九年就同马霍夫认识了，并且一直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

　　正是阿尔斯塔温把廖沙介绍给了马霍夫。马霍夫对廖沙挺亲热并给他活干。他出钱为廖沙购置了制造假宝石所需要的设备，搞起了一个地下加工厂，还找来了一个能干的助手。制作出的产品

　　通过马霍夫在莫斯科，而且还通过在其他城市，如彼得洛勒、基辅、第比利斯、撒马尔罕、萨拉托夫和符拉季卡夫卡兹的推销员销售出去。马霍夫在普什科夫的铺子里有个库房〔搜查时我们在库房的地板下面发现了约三百颗假宝石和一百多个镶嵌宝石的戒指、手镯和假金耳环）。

　　开始，加工厂设在马霍夫的店铺里，后来警察常到那儿去，就搬迁到索良卡，莫斯科妓女权利的保卫者莉扎·捷沙克的宽敞住宅的后屋里，顺便说一旬，这个女人在促进地下贸易的繁荣上出了不少力。

　　马霍夫还把法衣圣器室丢失的宝石带到热扎·捷沙克的住宅去。在廖沙仿制的宝石中有钻石“约翰·兹拉托乌斯特”、三颗象形黑珍珠、菲拉列特牧首手枚上的蓝宝石之王“苦行僧”、无色钻石“圣母泪”、缟玛瑙红宝石“特级公爵”和珍珠“朝圣者”。

　　只要报纸上登出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他们就把廖沙仿制的这些假宝石投入市场。普什科夫还列出一张想购买“失窃宝石”的人的名单。马霍夫就是从他那儿把其宝石拿走，并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马霍夫第二次来的时候还带着米什卡·穆霍莫尔。一九一七年穆霍莫尔因库兹涅茨桥格林贝格珠宝店被盗一案受牵连，在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盗后，我查找过此人。

　　又过了两、三天，米什卡·穆霍莫尔在索良卡的拉祖金饭馆找到了廖沙并带他去见马霍夫。就在这一次马霍夫托廖沙脱手三十七颗珍珠，也就是神幡手联盟的成员以便宜价格买下的那批珍珠。马霍夫给了廖沙一千五百卢布做为报酬，其余的钱自己留下了。据阿尔斯塔温证实，他把两颗珍珠送给了莉扎·捷沙克。

　　马霍夫没告诉往何人他从那儿弄到了这些宝石，也没人向他打听过。不过，米什卡·穆霍莫尔是个喜欢饶舌的家伙，看样子他也捞到了些什么，在他喝醉时说漏了嘴。他告诉廖沙和普什科夫；宝石是从牧首法衣圣器室搞来的。据他讲，盗窃法衣圣器室珍宝的是一些“外来人”，马霍夫事先对这次盗窃行动一无所知，他为此大为恼火。盗窃者不想同这位自由城的颇有影响的“部长”闹翻，在得手之后，他们就把偷来的珍珠卖给了他。马霍夫欣然表示同意，但是那些“外来人”要价很高，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才被迫做了让步。他只达到一个目的——就是那些“外来人”同意把更为昂贵的珠宝交给他一段时间；让其仿制出复制品。

　　契约双方互不让步对“外来人”来说结局将是可悲的（希瓦城的党羽们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看来，那些“外来人”明白过来后，为缓合同马霍夫的关系，就把偷来的一部分珍珠送给了他。

　　究竟是谁盗窃了法衣圣器室，阿尔斯塔温、普什科夫和廖沙都不知道。他们至少认为，我会相信他们的话。

　　米什卡·穆霍莫尔（法衣圣器室被盗后，苏霍夫调查了他的情况）从莫斯科到正被德军占领的普斯科夫市去了。沃尔任宁试图说服我，他可以混进普斯科夫市，找到穆霍莫尔并把此人弄回莫斯科。然而，他提出的这个计划很不实际，被我立即否决了。显然，只有马霍夫才能找到“外来人”，这是件很棘手的事。西特洛夫卡是一座特殊的堡垒，要拿下它，无论是强攻还是有计划地包围，都是同样的困难。不过，没有其它出路……

　　我让苏霍夫、赫沃西科夫和沃尔任宁负责行动前的准备工作。但是，计划未能实现……

　　帕维尔·苏霍夫正在说服我，包围西特洛夫卡市场及其四周的小胡同不能少于三百名赤卫队员，这时值班员走进办公室报告说，有位公民想见我。

　　这位公民原来是谢苗“同志”。

　　谢苗“同志”默默地向我和苏霍夫伸出了手，四下打量了一番。我的办公室里的简陋陈设使他大失所望，无法同无政府大厦里的奢华摆设相比：这里没有软沙发椅和长沙发，墙上也没有油画，这还是刑侦部门呢！

　　“是来请我们嗑瓜子吗？”帕维尔问道。

　　“不，”客人连连摇晃着满头乱发的脑袋说，“有事。”

　　“那么说，在自己的联盟里办完事了了”帕维尔间道。

　　“当然办完事了。我同贼儿们谈过了……”

　　苏霍夫笑了。

　　“那又怎么样？我们也同‘贼伙计们’谈过了……”

　　“我知道，”谢苗“同志”点了点头。“整个希瓦城都知道刑警部门把普什卡和廖沙抓走了。”

　　“希瓦还会有什么不知道的事呢？”帕维尔学着他的腔调说，“希瓦无所不知。”

　　“不，”谢苗“同志”表示不同意，“是谁偷了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希瓦城就不知道。这只有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知道。”

　　苏霍夫意味深长地瞅了瞅我。

　　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不是个急性子，他不慌不忙地解开短皮大衣的钮扣，摘下兔皮帽子，放在膝盖上，从衣袋里掏出绣花荷包。

　　“前几天我同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马霍夫同志谈过……”

　　“说，说下去，”苏霍夫催促道。

　　“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同志声明，他除了遭受沙皇尼古拉之辈和克伦斯基公民的压迫外，同他们没有任何其它关系，他不会同劳动人民做对。”谢苗“同志”郑重其事地说道，“所以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希望在法衣圣器室的案子上协助工农政权。”

　　“这值得鼓励，”我赞许道，“这位为人民的理想而斗争的热诚战士在这里吗？”

　　“是指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吗？”

　　谢苗“同志”放下烟卷，用不解的目光看着我。怎么，要让马霍夫亲自到警察局来一趟！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不，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可不是那种人。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建议今天晚上在索良卡的捷利亚特尼科夫饭馆见面。这就是谢苗“同志”到此来的目的。我怎么才能找到马霍夫呢？不必去找：有人会带我去见他。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的人都认识我，会办妥当的……是普绍克和廖沙吗？这同普绍克跟廖沙有什么关系？要谈的不是他们俩的事，要谈的是关于法衣圣器室的事。还用得着他。马霍夫为普绍克和廖沙担保吗？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认为：自己跌倒了就得自己爬起来。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不是他们俩的庇护人，也不是米沙·阿尔斯塔温的庇护人。他瞧不起那些经不住风雨的家伙。尽管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尊重人的个性并同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很合得来。对他不必怀疑。

　　谢苗“同志”谈到马霍夫时很敬重，不次于对克鲁鲍特金公爵的态度。

　　“好吧，让我们考虑一下吧！”我说。

　　“请考虑考虑吧！”西特洛夫卡无政府主义者的青年领袖边说，边扣上短皮上衣的扣子。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们是不是在饭馆里就把这位‘人民的战士’抓起来。”帕维尔提议道，“我们带上十五名工人、纠察队员，把提利亚特尼科夫饭馆包围起来，象拍苍蝇似的给他一下子。”

　　“你这么一‘拍’。只会拍疼自己的手。”赫沃西科夫表示不赞同。

　　“太对了！”博林支持他的意见，“捷利亚特尼科夫饭馆象一个双层底的匣子。”

　　“里面有秘密通道。”赫沃西科夫解释说。

　　“确实有秘密通道，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马霍夫不会平白无故地选中在那儿见面。一旦出了意外，他就从地板下面溜掉。我们已经在捷利亚特尼科夫进行过几次搜捕，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饭馆老板是个滑头。这样做只会惊动马霍夫，再说，有什么理由现在就逮捕他呢？”

　　“有什么理由？这是马霍夫安排的会面，没有任何理由，尊敬的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逮捕风会使情况变得更复杂……·”

　　在捷利亚特尼科夫饭馆同盗首见面，我也不感到乐观，但是博林的看法是正确的：不应当错过这个机会。

　　四

　　捷利亚特尼科夫饭馆位于索良卡商业区的中心，在商会和两座阴森而高大的叶尔别涅夫出租公寓楼的中间。工商业联盟委员会于一九一七年四月搬进了商会大楼。与捷斯托夫市的大巴特利吉耶夫饭馆相比，捷利亚特尼科夫饭馆的饭菜可不怎么样，或者说，糟透了。

　　然而“天涯海角”——这是顾客对它的亲切称呼，从来都是宾客满坐，因为这里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喜好玩纸牌的人可以到小厅玩牌，嗜好赌博的人可以在那里找到对手；喜欢与女人打交道的人也会得到满足，只要对机灵的小伙计使个眼色——即可尊请自使，随意挑选。

　　但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侍者们的饱经世故、沉默不语、谦逊得体以及某些顾客所需要的那种绝对安全感。捷利亚特尼科夫比“锚”保险公司还要可靠，它保护着自己的顾客避开任何不愉快的事，首先避开同警察打交道。“天涯海角”的常客有：投机商、骗子手、销赃贩子、赌棍和言语不多、威风凛凛的大盗。饭馆主人对他们的事情从不过问，当从饭馆里拖出一个人的尸体，偷偷地扔到邻近的西特洛夫卡的某个角落时，他更是漠然处之，不管不问。

　　“愿您玩得高兴、愉快！”马车夫预祝我，说完就走到一边去了，旁边停着几辆雪橇，马车夫们正聚在一起谈论自己的生意。

　　雪花纷飞，在饭馆的牌子下面，挂着一串黄铜高脚杯、铜酒瓶子和象条鲨鱼似的短嘴哪鱼，来回晃荡着。先前这儿还挂着一把大餐叉，但不知何时被那个醉鬼摘走了。

　　阿尔秋欣孤零零地站在路灯的铁柱子旁边，象是与灯柱溶化在一起了。沃尔任宁站在稍远的出租公寓大楼的门洞里，手里的烟头闪出小亮光。

　　从西特洛夫卡方面传来了呯呯的枪声，一声、两声……在出租公寓里有人用嘶哑的声音大声唱着：“我象条狗似的游荡，只是没戴上脖套！打的是谁，抽的是谁？总是我呀，总是我这个骗子……”

　　醉鬼的吵闹声、小提琴的吱吱声、女人们的逗笑声通过饭馆的窗子传到大街上。上面的窗子都用窗帘挡住了，透过窗帘的缝隙透出一点光亮。

　　晚上八点，正是“凶杀时间”。在刑事侦察局的值班室里响着令人不安的电话铃声。每接完一次电话，值班员按规定在登记簿上写下；“在清水塘地区发现的男性尸体的背部有多处刀伤，造成死亡……”“在面部遭受枪击而毙命的女公民身上没有找到证件……”

　　饭馆的大门嘎吱一声被推开，冒出一股股浓雾气。裸露着上身，肌肉发达，浑身刺着奇异图案的鞑靼人和一个穿着呢子服的结实小个子扯着一个醉汉的手脚，把他拖出门外。他们象拖一块木头似的，先把他抬起来，然后扔到结了冰的雪堆上。

　　“去你的！”鞑靼人轻声骂了一句，咧开嘴笑了。

　　醉鬼被脸朝下地扔到冰堆的斜坡上，顺着斜坡滚到人行便道上。

　　“我生来是个流氓，死了也是个氓流。如果脑袋被揪下来，我就插上一块劈柴棍……”醉汉象条毛毛虫似地卷曲着身子，用胳膊支撑着想爬起来，血从被打破的鼻子里流出来，滴到雪堆上，脑袋来回摇晃，嘴里不停地诉着苦。他想站起来，可又跌倒了。

　　“讨厌的猪　！”鞑靼人边骂边用毡靴头踢醉汉，“醉鬼，瞧这副模样！”

　　在鞑靼人的左胸上刺着一个绞架，绞架上挂着一个蹬直了腿的人。在尸首下面呈半弧形写着一行字：“命根子吊在我的心房。”

　　鞑靼人的帮手看见了我，对避朝人说，“你看那个人。”

　　“我看见了。”鞑靼人回答道。

　　“看样子，是他。”

　　“是他，是他。”鞑靼人证实道。

　　“是找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吗？”那个结实的矮个子冲我问道。

　　“是找他。”

　　“我们正等着您。”

　　在存衣室里他帮我脱了外衣，抖掉落在大衣和帽子上的雪花。

　　“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在等您，一直在等您。”

　　我听见大门又响了一声，这是阿尔秋欣和沃尔任宁走进饭馆。

　　“请……”

　　跑路人领着我穿过了烟雾和油烟弥漫的窄长大厅。这里人声鼎沸，刀叉叮当作响，嚼东西的吧哒声、尖叫声，有的人打着响嗝，有的人在唱歌。在靠墙角的小舞台上，一个系着花结穿天鹅绒短衫的病态年轻人象钟摆似地摇来晃去——不知是个刚刚学诗的诗人，还是有名气的扒手。这个病态的年轻人挥舞着双手说着什么，由于大厅里过于嘈杂，无法听见他在说什么。

　　橡皮树下一个胖子正聚精会神地把瓶子里的酒倒在邻坐人的头上，那个人正俯身看旁边人的盘子。

　　两个家伙互相扯着领口，对骂起来；一群抹着红嘴唇，涂眼眶的年轻姑娘倚靠在墙上，装腔作势地嘿嘿窃笑；从西特洛夫卡来的一个衣衫褴楼的人为了让大伙开心，用牙嚼一只高脚玻璃酒杯，有个脸色腓红、声音沙哑的人拍打着他的后背，高声喊道：“吃下去，朋友，由我付钱！”

　　一个穿着不带肩章的旧军官服的秃头男人，叉开两腿，不停地用舌头弹出“得儿、得儿！”的声音。他装做一匹马，有个喝得醉醺醺的姑娘跳上他的膝头，而在另一个膝头上已坐着一个烫发的胖妇人，她两手紧紧地抓着桌沿，身子晃个不停。看来，这匹马已疾驰了一阵子，军官的秃脑门上冒出大滴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得儿，得儿……”

　　军官挡住了通道，鞑靼人使劲一挤，坐着三个人的椅子被推到一旁。

　　“醉猪！”

　　军官竟没有被推倒在地，他抬起头，出乎意外地用清醒的声音感伤地说：“那边是德国人，这里是鞑靼人……”

　　“可别惹阿赫默德，别金卡！他会把你打扁的。”胖女人搂着他的脖子说。

　　“呸！醉猪！”鞑靼人朝地上啐了一口。

　　他默默地带着我穿过餐厅朝厨房走去。厨房里头戴脏尖顶帽的厨师在冒着火舌的炉灶旁忙来忙去，热得满脸通红。他一句话也没说，用手指了指低矮的小门。我们走进了一条半明半暗的走廊，然后拐了两个弯，鞑靼人打开一扇包着毡子的门，撩起沉重的门帘。

　　“领来了，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

　　“很好！欢迎、欢迎！”

　　房间里只点了两三支蜡烛，暗淡的烛光照在这个满脸花白胡子的粗壮人的脸上。他坐在桌旁的长条凳上，桌子上没有铺桌布，摆着几瓶啤酒，还有一瓶伏特加，有啤酒杯和高脚杯，平盘里盛着几样下酒菜。

　　马霍夫用手按着桌面，不慌不忙地欠了欠身，看了我一眼。然后，浓眉下的那双眼睛紧盯着我皮夹克口袋里的白朗宁手枪。他笑了。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为什么还带手枪呢？”

　　“这是习惯，尼基塔·阿夫呈坎诺维奇。”

　　“是这样，习惯，当然是习惯啦。但是在这儿手枪没有用，也不喜欢手枪——来不及开枪，就干掉了。尽管这里的人连马都能杀死，但还是喜欢静悄悄地干掉，不开枪……”他富有表情地把手朝脖子上一抹，然后换成拳头，向上一扬，“就这样！”他摸着胡子笑了。

　　身后响了一声，我转过头，看见鞑靼人的身子微微前倾，站在卷起来的门帘旁，一动也不动。他身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两眼眯成一条缝，嘴角露出信然自得的笑容。鞑靼人正用手理一团丝绳。

　　坐在桌旁的留胡子的强盗只要使个眼色，绳子就套在脖子上，绳子越勒越紧、既挣不断，也逃脱不了……不用开枪，没有响声，只有垂死的嘶哑喊叫，偷偷地干掉了……

　　有人喝酒取乐，有人用绞索开心……

　　“这是什么？也是习惯吗？”我用头点了点鞑靼人。

　　“看来是这样。你有手枪，我有阿赫默德。”

　　他毗着大牙笑道：“好汉！没说的，是条好汉！”

　　每一个爱取笑的人都乐于别人接受自己的玩笑，马霍夫也不例外，连鞑靼人也瞅着我们俩笑了。

　　“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马霍夫说完，给杯子斟满了酒。“同爽快人在一起聊天是件乐事。去吧，阿赫默德！”他朝鞑靼人点了点头，“要好好招待刑警局的同志们，就是陪同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一起来的那几个人。把他们带到上面去——在那里他们会感到更放心，舒服一些，在下面他们不能开怀畅饮……记在我的帐上。只是别灌醉了——公务在身嘛。”

　　看来，博林和赫沃西科夫器重这个大胡子是有道理的。他的刑侦工作干得比我们强……

　　鞑靼人不声不响地走了，顺手放下了门帘。

　　“保镖吗？”

　　“按我们的说法，叫跑堂，只是打扮得讲究一些……这样的跑堂，一拳能打死人。”

　　“或是掐死。”

　　“或是掐死。”他同意我的说法，咧开嘴笑了。“鞑靼人有个缺陷，就是没有灵魂。”

　　聊天归聊天，案件总归是案件。谢苗“同志”请他帮忙，他答应了。出于对苏维埃政权、我本人和东正教（不管怎么说，是“上帝的未婚妻”的财产被窃了）的尊敬，他要亲手抓获那个藐视上帝和工农法律的家伙。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自信他的这种好意不仅是对上帝表示的，而且也是对苏维埃政权。善会有善报。可是，对马霍夫是不适用的。在希瓦城有形形色色的人，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有许多同志和朋友，他给过许多人好处，可是很显然，他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于是就有了敌人。我应当明白这一点……

　　正如我已从廖沙和普什卡那里得知的，法衣圣器室确实不是他们的人“偷”的——这种大不敬的亵渎神灵的行为是他，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绝不能同意的，而是萨拉托夫之流干的。姓名吗？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知道偷来的东西存放在萨拉托夫的一个销赃贩子家里。那个销赃贩子很早以前曾经光顾过西特洛夫卡，只是输了个净光，没良心的恶魔……

　　马霍夫不慌不忙地说着，浓眉下的一双阴沉的眼睛凝视着我。他说得很坦率——如同在忏悔！

　　当时，我把西特洛夫卡市场的“第一部长”的这种感人的坦率归结为受了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影响。不久，我明白过来，是我搞错了。无政府主义分子还没有那样的本事。只要希瓦城存在，就将继续保留自己古老的盗窃习惯。至于马霍夫，他同往常一样，在为维护自己的私利而行动。他的开诚布公对另一些人来说是“绞索”。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把统索交给阿赫默德，而是托付我来执行。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想借助莫斯科刑侦局的手“扼死”自己在萨拉托夫的老对手及其同伙。

　　我们分手时，畏神的强盗做了一个高姿态——把两颗法衣圣器室的珍珠交还给了我。这就是他（谁能没有过错呢？）送给莉扎·捷沙克的那两颗珍珠。（过了几天，克贝尔辨认出，是仿造得很精致的假货。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的禀性难改！）

　　还是那个阿赫默德把我送了出来。这一次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走廊，穿过饭馆的正厅。鞑靼人既殷勤又客气，彬彬有礼地递给我大衣，掸掉大衣上看不见的细绒毛。他深深鞠了一躬，上等人家的仆人也不过如此！祝我们一路平安。

　　“也许，还会见面的，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这是安拉的旨意……”

　　我走出饭馆来到大街上，深深吸了一口冷空气，用于揉了揉喉咙。我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很厚的毛围巾……我解下围巾，塞进大衣口袋，我又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第二天，我们用电报通知萨拉托夫方面并派博林、沃尔任宁和赫沃西科夫前往。

　　通知

　　绝密

　　你们已从前次收到的莫斯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彼得格勒通讯社的报道和莫斯科刑侦局的通知中获悉，在莫斯科发生了一起盗窃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珍宝的案件。

　　经侦察，我们已获得有关盗窃分子和窝主的情报。

　　情报证实，罪犯系萨拉托夫省萨拉托夫县莓林村居民普里列达耶夫兄弟——康斯坦丁和德米特里，均为惯窃。

　　康斯坦丁·费奥克蒂斯托维奇·普里列达耶夫（又名波利卡尔普·伊万诺夫、康斯坦丁·萨韦利耶夫、菲利普·约尔。金），一八八二年生。中等个头，窄肩膀，头发稀疏，淡褐色，头向右肩歪斜，鼻子扁平肥大，步态蹒跚，迈着“海员步”（青年时代曾在伏尔加河上当过水手），胸部有纹身。在刑事犯中以绰号“水手”和“瘦高条儿”闻名。

　　他曾四次被判处犯有盗窃罪。二月革命前，曾在狱内服刑，临时政府宣布大赦后，来到了莫斯科。不久，他又到了萨拉托夫，在萨拉托夫的住址尚未查清。

　　德米特里·费奥克蒂斯托维奇·普里列达耶夫（又名德米特里·菲立蒙诺夫）一八八九年生。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的相貌特征不详。

　　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六年，他曾在黑水湾码头当装卸工，在莫尔尚斯克一塞兹兰斯克和唐波夫一萨拉托夫铁路工段附属工广望当搬运工。后来在萨拉托夫“伏尔加钎夫”饭店当过伙计，在街上卖过香烟，在“萨拉托夫之页”报社编辑部当过信差。曾被拘留过几次，一九○八年后曾两次被指控犯有盗窃罪（其中一次是同兄一起作案）

　　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在萨拉托夫的住址亦不明。

　　莫斯科牧首法衣圣器室盗窃案的组织者和被窃珍宝的窝主是在萨拉托夫市涅梅茨大街经营殖民地商品（指可可、咖啡、香料等）的店主、三等商人萨韦利·费拉蓬托维奇·布罗温。

　　经查，布罗温的其姓为丘尔金。

　　萨韦利·尼古拉耶维奇·丘尔金生于一八七○年或一八七五年，出身于小市民阶层。一九一五年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西特洛夫卡市场开了一爿化学制品杂货店，但其主要收而入不是依靠做生意。而是收购和倒卖赃物。

　　一九一五年初，他因收购赃物，曾被取保候审。后来丘尔金弄到一张假证明，瞒过了警察局，而后就搬到萨拉托夫居住，改名布罗温。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丘尔金，即布罗温，趁在莫助科逗留之机让惯窃米什卡·穆霍莫尔去偷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穆霍莫尔现住在普斯科夫）。米什卡·穆霍莫尔曾表示同意。但是没过几天，米什卡就因参与盗窃库兹涅茨桥珠宝店而被捕。此时，丘尔金，即布罗温，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而他伙同弟弟德米特里一起去作案。

　　据莫斯科刑事侦察局获得的情报，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把珍宝送到一个尚未查明的地方后；曾企图把其中的一部分拿到西特洛夫卡市场变卖，但末成功。他又把它们转移到萨拉托夫，这批珍宝在萨拉托夫被成批地或零星地卖给了萨韦利·布罗温（也就是萨韦利·丘尔金）

　　请根据上面提供的情报采取紧急措施，查清以上提到的那些人的住处，刻不容缓地逮捕他们，并没收从莫斯科牧首法衣圣器室窃走的珍宝。

　　请将你们所采取的措施和进行的工作尽快详细地通知我本人。

　　为办理此案，莫斯科刑事侦察局组成了包括监察员博林、一级侦查员沃尔任宁和二级侦查员赫沃西科夫在内的小分队。小分队在萨拉托夫期间归你指挥。

　　绝密

　　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收

　　在旧萨拉托夫刑警局调查科的一套卡片中保存了普里列达耶夫兄弟的资料（人体测量数据、指纹图和上述两犯的相片）

　　我们对普里列达耶夫家进行了搜查并采取了拘留措施，令其不得离开萨拉托夫省。其结果将尽快用电报向您报告。

　　三等商人萨韦利·费拉篷托维奇·布罗温（萨韦利·尼古拉耶维奇·丘尔金）在涅梅茨大街的私人住宅里被我们逮捕。现关押在刑侦局的单间牢房里。我们搜查了布罗温（丘尔金）在涅梅茨大街的住所和出售殖民地商品的小铺子。这间小铺只占用了私人楼房的第一层。我们还搜查了布罗温在赫瓦伦县捷列什卡河边的水力磨房和在波科洛夫镇的油坊，并布置了暗哨。

　　萨拉托夫刑侦局的人员成功地搜查了油坊，发现了圣像以及一些用于宗教仪式的银制物品。在罗温（丘尔金）解释说，上述这些物品是他在不同时期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萨拉托夫开设出售教堂用品的小铺子时从古玩商人那里搞到的。布罗温（丘尔金）矢口否认自己参与了盗窃莫斯科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也否认认识普里列达耶夫兄弟。他声明，从他的油坊里没收的物品没有一件是从法衣圣器室偷来的。

　　我们把在波科洛夫镇油坊里发现的物品列了一个清单，并做了扼要说明，特此向您报告。请将此清单送给莫斯科牧首法衣圣器室的人员过目，让其证实清单上所列珍宝是否属丢失物品。

　　（清单和搜查时没收的物品登记单附后）

　　萨拉托夫省刑侦局局长

　　普里瓦洛夫

　　萨拉托夫

　　萨拉托夫省刑侦局局长普里瓦洛夫同志亲阅

　　你们用电报报送的没收的物品清单已经专家鉴定。由于记录过于简要，很难断定上述物品是否属莫斯科牧首法衣圣器室所藏。然而，看来，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法衣圣器室窃取的。为便于鉴别，现通报如下：

　　１．“利必达”（高级僧正在祈祷仪式上用的扇子）。

　　法衣圣器室丢失的“利必达”曾属米哈依尔·罗曼诺夫沙皇的父亲，菲拉列特牧首所有。这是一个边上镶着珍珠的银质框溜，用柏木制成的把柄很长。

　　圆框的中央是一幅镀金画：在装着遗训的约柜上方画有两个六翼司智天使，天使面向约柜。每一位天使都有十二只眼睛，这些眼睛全是用小粒蓝宝石镶成的。

　　圆框的四周雕刻着伊万·苏沙宁从波兰人手里救出沙皇米哈依尔的画面。

　　在“利必达”的把柄上用银子雕刻着科斯特罗马一伊帕季耶夫修道院的全景（正是在这个修道院里米哈依尔被告知自己被选为沙皇），还有在祭坛上加冕的情景和一位大修道士的全身像（看来，这是米哈依尔的母亲，她被鲍里斯·加东诺夫放逐到修道院，化名为女修道士马尔法）。

　　2．八角盘上的银措烛。

　　象是从牧首法衣圣器室窃取的物品。它出自约安·格罗兹内王朝的宫廷珠宝匠之手，这是为了纪念“奇迹”——放在莫斯科大天使教堂①的季米特里·顿斯科依公爵棺枢旁的蜡烛“自燃”一事。

　　蜡烛上雕刻有季米特里·顿斯科依的像，传说曾为公爵参加同马麦②决战举行过祝福仪式的圣者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③的像，还有特罗伊察——谢尔盖耶夫大修道院④的佩列斯韦特和奥斯利亚比的像，他们俩人被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派去参加该战役。此外，在蜡烛的下半部雕有佩列斯韦特同龄前勇士切列比决斗的场面。

　　【 ①大天使教堂：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壮丽的建筑群的雄伟建筑物。1505——1509年在阿列维兹·弗利亚静的领导下建于14世纪教堂的原址。——译者注。】

　　【 ②马麦：（1380年卒）金帐汗国的汗王。1380年9月8日在库利科沃会战中被季米特里·顿斯科依击溃。马麦失败后逃往克里米亚，在卡法被杀。——译者注。】

　　【 ③拉多涅日斯基：（约1315年或1319——92年）俄罗斯宗教家和政治活动家。特罗伊察—谢尔盖耶夫大修道院的创始人——译者注。】

　　【 ④大修道院：古罗斯最大的修道院，建于14世纪。——译者注。】

　　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在蜡烛托盘上镶上了珐琅釉。背面写有题词：“自我发光燃烧，普照阴阳两界；此事流传百年，蜡烛永不减少；岁月流逝迄今，圣堂法光普照；众徒信饮蜡滴，消灾祛病延年。”

　　请将上述细节与布罗温家没收的物品加以对照，并速电告结果。莫斯科刑侦局小分队赴萨拉托夫的情况也望速告。

　　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主席

　　科萨切夫斯基

　　绝密

　　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科萨功夫斯基同志：

　　我们已将“利必达”和八角托盘上的银蜡烛进行了印证。这两件东西确系从莫斯科牧首法衣圣器室偷的，现在布罗温本人也供认不讳。

　　布罗温（丘尔金）公民在审讯时供认。他从一九一五年起用假证件住到了萨拉托夫，在此之前，他曾在莫斯科西特洛夫卡市场上开过化学制品杂货店，并打着做生意的招牌收购和倒卖赃物。

　　布罗温（丘尔金）仍然否认自己参与了盗窃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但是他供认自己事先从普里列达耶夫兄弟那儿知道了要盗窃珍宝一事，而这哥俩同他也早有犯罪联系，他还应允了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的请求，窝藏和买下了从法衣圣器室偷来的赃物。

　　据布罗温〔丘尔金）讲，在今年一月底的某一天，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曾到店里找到他说，他同弟弟一起在法衣圣器室“弄到”了八普特东西。当布罗温（丘尔金）建议康斯坦丁把偷来的东西卖给自己时，对方回答道，即使布罗温把自己卖了，也付不起这笔钱。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拒绝让布罗温帮助保存全部珍宝（布罗温曾建议把这批珍宝送到自己在赫瓦伦县的面粉磨房）。康斯坦丁只让布罗温在出售赃物时当个中间人。布罗温同意了。第二天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用大皮箱给布罗温（丘尔金）送来了拜占廷时代的珍品——两个约柜（这两个约柜仿佛是临时装存基督耶稣和圣徒们放在法衣圣器室的衣服）、某位牧首手杖上的镶着绿松石的蛇状金把手、三个佩戴在胸前的金十字架、“利必达”、八角托盘上的银蜡烛和十个金锭，总重八俄磅。

　　［一俄磅等于４０９·５克，约合八两多。］

　　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估价这些东西值五万金卢布，答应把卖到的四分之一货款分给布罗温（丘尔金）。如果卖价不错，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答应再送一些来。他没有告诉布罗温自己在萨拉托夫的住址，也没有说偷来的东西藏在什么地方。自从法衣圣器室发生盗窃案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也不知道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被审人供认，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送来的东西，除了“利必达”和银蜡烛外，分别卖给了许多人，但是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此后再没到他这儿来过（我们没收了分给布罗温的那笔卖掉赃物的佣金）。

　　在今天抵达萨拉托夫的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将积极搜捕普里列达耶夫兄弟以及寻找从布罗温丘尔金）手里买下上述珍宝的人。

　　我和莫斯科刑侦局小分队负责人博林在每天夜间十二点到一点之间将有关侦查进展情况电告您。

　　萨拉托夫省刑事侦察局局长

　　普里瓦洛夫

　　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亲启

　　因电报线路发生故障（尚未查明故障原因和地点），同萨拉托夫的电报联系暂时被迫中断。待修复后立即告知。

　　莫斯科市电报局政委

　　伊万科夫

第八章 钻石窖

　　一

　　值班的赤卫队员是一个身穿棉袄留着大胡子的老工人，他象见了老熟人似的同我问了好。

　　“是见电报局政委吗？谁知道他怎么回事，一忽儿到这儿，一忽儿又去那儿。这可是个闲不住的，使人坐卧不宁的差事……兴许是在第二报务室吧？”

　　“那么我们就去第二报务室好了，”我对阿尔秋欣说。

　　“可能就在第二报务室。”他表示同意。

　　在用黑皮革包着的门上钉着一张纸，纸上用红墨水写着：与本室无关人员严禁人内，末尾是六个又粗又大的惊叹号，确切地说，是五个半，因为剩下的那点儿地方写不下第六个惊叹号了。阿尔秋欣对这句话奉若神明，他疑惑地望着我。

　　“我们不能算无关人员，菲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我说道，“我们在这儿是自家人。”

　　阿尔秋欣头一次陪我到电报局来，他不大相信我说的话。

　　“按道理应该是这样。”他巧妙地表示赞同，“好象不大热闹……”

　　“不会热闹的，非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我很有把握地说，“再说，星期四我空着肚子就打喷嚏，星期六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阿尔秋欣的脸微红，说：“假如是星期四，那就要受到夸奖，而星期六会如愿以偿……”

　　“正是这样！”

　　报务室里鸦雀无声。休斯式发报机就象士兵似的按规定的距离列成横队。机台上全是白黑两色的按键。在按键的上方是报务员的后脑勺。字盘和圆板在叉形装置上旋转着，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象家里的钟表一样滴答滴答作响。报务员不时地用脚把一普特重的重锤往上提一提，上满弦。窄窄的白色带子缓缓地向外脱出。它告诉人们在俄国南方的战况，日益迫临的饥饿、伤寒，匪首杜托夫①，没收普罗柏印刷公司以及有关契卡在彼得格勒的活动情况……

　　【 ①杜托夫：高尔察克的伙伴，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年在乌拉尔组织反革命暴乱活动。】

　　阿尔秋欣站在一张机台后面，小心翼翼地用手指碰了碰窄带子。

　　“人的脑子真是大聪明了，什么都想得出来，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电报局政委，瘦瘦的个子，红鼻头上戴着夹鼻眼镜，手指头上尽是墨水，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正站在报务室里的一个角上，站在堆满了轴带的桌子后面，神经质地扯自己的头发，好象在检查自己的头发是否牢靠地长在头皮上。

　　他不用看就知道是我来了，因此没有转过身子就说：“接不通萨拉托夫，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他还从一大堆带子轴中挑出一轴，递给了我，“萨拉托夫搞什么鬼名堂！您自己看看吧……”

　　带子上打印着：

　　“通告。今天早晨七点整接到政府通告，我国和平代表团已于昨天，三月三日下午五点钟，同德国及其盟国签定了和平条约。代表团此刻正在返回彼得格勒的途中。和平条约的文本将在代表团回国后立即公布。和平条约的批准，即条约的最终确认，定为三月十七日由全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这次大会是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而召开的，大会将于三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开幕。

　　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主席乌里扬诺夫（列宁）人民委员会”

　　透过我的肩头读完电文的阿尔秋欣满意地笑道：“感谢上帝吧！再坏的和平也比善意的争吵强多了……”

　　政委没有听他说话，在夹鼻眼镜的后面，两眼噙含着泪水。这位政委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反对接受德国人的最后通谍的八十五名委员的心腹。对他来说，这封电报是俄国革命覆灭的证据和对刚刚开始的世界革命的打击。地下工作的艰难岁月和对整个事业必定胜利的信念，这一切都化为泡影。正是有了这个信念他才没去国外去谋生，而去服苦役，坐单间牢房……

　　我理解他，但不同情他。我同情的仅仅是强者，我对弱者只是怜悯而已。当然，进攻比退却更能令人感到痛快。但是真正使部队得到锻炼的却是在退却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反抗分子的棍棒，而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却要利用当前的喘息机会建立一支有纪律的武装部队。

　　“有手帕吗？”

　　“什么？”

　　他听明白之后，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眼泪，擤了擤鼻涕。

　　“请原谅……激动了一点……”他略安静后，说道：“代表大会不会通过这个条约。”

　　“我想，能通过。我希望代表团的成员们能够脚踏实地，而不是想入非非。”

　　他冷笑了一声，尖酸地说：“至于你嘛，科萨切夫斯基，就不仅是脚踏了，而是四肢着地啦。”

　　“那就更稳妥了……萨拉托夫的情况怎么样？”

　　假若电报局的政委要骂街的话，他准会把我臭骂一通。然而，他已经是第四代知识分子了，因而他不骂人，只是提高了嗓门，抱怨地问道：“哎呀呀，你为什么还提这个萨拉托夫，科萨切夫斯基！房子起火了，而你……这会儿谁还需要那些黄金呢？要它有什么用？”

　　“黄金就是军队。”我说。

　　政委恶狠狠地揪自己的头发，他那又细又长的脖子上的青筋暴涨。坐在邻近机台旁的报务员正瞅着我们。

　　“你对革命军队很有信心吗，科萨切夫斯基？”

　　“什么时候能恢复同萨拉托夫的联系？”我问道。

　　政委叹了口气，推开他面前的那堆带子，有气无力地反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能恢复联系吗？……让我们先到走廊里抽一会儿烟，在那儿我们接着谈……”

　　说老实话，实在没什么好谈的。电报局的政委是市里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已经知道波克罗夫斯基将出任莫斯科市和省的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主席，也知道彼得格勒已决定迁都莫斯科；政委还知道在自由市场上有多少牛肉，从西藏进口了鹿茸；也知道在叶卡德琳堡①如何执行国家对火柴的控制，在罗斯托夫打死了多少白匪军以及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从投机商人手里没收了多少黄金。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同萨拉托夫的联系。依他看，只有高级人士或者电信总局的电报处处长奇奇金才能知道这件事。

　　【 ①叶卡德琳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基的旧称（１９２４年以前）。——译者注。】

　　高级人士都在很远的地方，而奇奇金却近在眼前。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们就去找他。……”

　　我们一起前往。同这位政委相比，奇奇金较为冷静、温和和乐观。同德国人讲和使他高兴，他生就是个乐天派，看来，正是这个缘故，在一九一八年尽管吃着量少质差的饭食他也能发胖。

　　当然罗，奇奇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联系，但他相信，当我迫切需要时，通讯会恢复的。

　　“将全面恢复革命秩序，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同萨拉托夫的联系，毫无疑问，也会恢复的。”

　　“什么时候？”

　　“很快。”

　　“一个月以后吗？一年以后吗？”

　　“今天。”

　　“几点钟？”

　　“晚上十一点钟。”奇奇金毫不含糊地说，他那肥厚的手掌啪地一声打在桌面上，象是打上了一个句号。

　　“可是，十一点不一定……”政委迟疑不决。

　　“十一点。”奇奇金重复了一遍。

　　“准时吗？”

　　奇奇金意识到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他的眼睛睁得圆圆的。

　　“以一个老革命者的名义发誓。”

　　奇奇金自认为是个老革命者。电报局政委曾对我讲过，十二年前，大学生们闹事的时候，当时奇奇金也是个大学生，鼻子被一个警察打出了血。尽管这段小插曲在俄国革命运动史册上算不上金色的一页，但奇奇金喜欢回顾它。

　　“请在十一点整到报务室来吧，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你将同萨拉托夫通话，”奇奇金说。

　　“你最好能事先给我打个电话，科萨切夫斯基，”当我们离开“老革命”的办公室后，政委说道，“我非常怀疑今天能恢复联系。”

　　“就是嘛！”阿尔秋欣随声附会道，奇奇金的那番话没给他留下任何印象。“俗话说，柴禾堆里找不到草料，欠债人那儿找不到钱，手心里种不出粮食……”

　　“大对了，太对了，”政委笑了，“这是老百姓的说大白话。”

　　但是他们都错了：联系确实于夜间十一点整恢复了，然而不是在当天，而是一周以后……

　　二

　　我们步行回到了位于彼得洛夫门的刑事侦察局。

　　没被踏过的白雪和宁静无人的林荫大道极其洁净美丽。只有特鲁坡那边有些影子在晃动：大概是在做买卖。栖在树枝上的乌鸦乏力地叫着……

　　代表大会能否通过布列斯特条约，我不能做出肯定答复。一切都变幻莫测，大令人难以捉摸了。脚下的雪松软而易碎……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阿尔秋欣在喊我。

　　“什么事？”

　　“这是怎么啦，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寄，全部三千万，就象花一个戈比那样，都用去买步枪和包脚布吗？”

　　从他的语气中我明白了，他不同意我的计划。阿尔秋欣是个会过日子的庄稼汉，他知道，如果在军用仓库里找一找，能找出不止十万支步枪。

　　武器不是肉，也不是油脂。在一九一八年，武器是不值钱的。在苏哈列夫卡一支最漂亮的左轮手枪只能换到四俄磅油脂，一挺机枪的公道价格是……

　　“三千万这个数字不准，而是二千九百万将用来购买军用物资，”我同他开玩笑道。

　　“真有你的！”

　　他不吭声了。

　　“那一百万干什么用？”

　　“另有所用”。

　　“用在哪些方面？”

　　“那还少嘛！比方说，给那些出色的战士买金牙……”

　　菲立蒙站住了，立在雪里发愣。

　　“嘲笑人吗？”

　　他大笑，摇晃着树于。从树上落下的雪花犹如一等面粉那么细白。这使我想起，昨天曾遵照雷恰洛夫的命令，分给刑侦局每个工作人员一俄磅黑麦面粉，这是对消灭了四名武装匪徒的奖励。

　　现在每天下午两点整，我办公室的电话铃就会响起来：雷恰洛夫十分关心来自萨拉托夫的消息。

　　那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啦？在生活里我最不喜欢情况不明。一切都应有始有终。

　　……这次，当有人轻轻叩旅馆房间的玻璃门时，第一个醒来的不是我，而是菲立蒙。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摇晃我的肩膀，“通讯员来了，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屋里的灯已亮，我对刺眼的灯光还不习惯。我怎么也不能从睡梦中醒过来。吊灯的灯光一会儿聚成一束光点，一会儿又散为浑浊不清的黄色光斑。

　　“通讯员？什么通讯员？”

　　“从喀山铁路管理局来的，”一个清晰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床旁站着一个穿棉袄的小伙子，他头上戴着缀着红缨子的带兔皮长耳罩的棉帽。

　　“是找你的，”阿尔秋欣说，“找你本人。”

　　“紧急电报，”小伙子清晰地说，并递给我一个蓝色的长信封，封面上还印着过了时的盘踞在皇冠下的双头鹰。

　　我坐在床边，两脚垂地。阿尔秋欣把短皮袄披在我的肩上，房里很冷。

　　信封里装的不是电报，而是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局政委用那潦草的字迹写的便函。政委写道，他用直线电话同梁赞分局局长通过话。莫斯科刑侦局的特派小组已从萨拉托夫到了他们那里。小组带着贵重物品（后两个字的下面划了横道），由四名赤卫队员组成护送组负责押运。根据梁赞运行处政委的命令，已将小组成员和护送物品的赤卫队员安排在监察员专用的车厢里，挂在十分钟后即将开往莫斯科的邮车上。小组组长博林同志请政委迅速将此情况通知我。他还要求派人去接从梁赞来的小组……

　　莫非这张便条预示着牧首法衣圣器室盗窃案即将结束了吗？

　　阿尔秋欣不解地瞅着我。

　　“大概是给军队买的包脚布运到了，非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

　　当我得知通讯员是乘政委的汽车来到旅馆时，我请他稍等我一下。我吸了口烟，赶紧穿好衣服。阿尔秋欣看着我，也伸手去拿自己的上衣。

　　“现在的差事比沙皇那会儿还难干，”当我们三人下楼走到前厅时，菲立蒙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抱怨着，“不管白天，也不管黑夜，都得不到安静。”

　　“将来让你睡个够，菲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

　　“我算什么？我的意思是，到了夜晚就得睡觉。”

　　当然，阿尔秋欣说的很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乘政委的汽车先到了铁路局，然后去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最后来到了刑侦局。帕维尔·苏霍夫已经在等我们了。

　　……从梁赞开来的邮车，在整个一九一八年仿佛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按时刻表准时到站。这种情况不仅使我，而且也使那位用电话通知我火车已进站的车站值班员感到惊异。

　　在我同他谈完话，挂上听筒半个小时后，两辆小汽车开进刑侦局的院里：在警车上坐着赤卫队员，在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那辆车上坐着博林和沃尔任宁（后来才知道赫沃西科夫暂时留在萨拉托夫）。撑着雪橇的纠察队的战士们紧跟在汽车的后面，飞也似地驶进了院子。

　　“停车，停车，老弟！”沃尔住宁对司机喊道，他站了起来，在一群刑侦局的战友面前特别惹人注目。

　　汽车转了半个圈，车轮在冰面上直打滑，侧着靠近了台阶。

　　沃尔任宁没有开车门，灵巧地从车帮子上跳了出来。

　　“找回来了，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猜到了。”

　　水手威风凛凛，在敞着怀的罗曼诺夫式短皮袄的里面露出了纹身的花纹，被推到后脑勺上的帽子竟奇迹般地顶在脑袋上，身上扎了好几条新皮带，稍微一动就听到象没上油的大车轴发出的轧轧声；身体两侧别着两把装在木盒子里的毛瑟枪。他的眼睛、牙齿都在闪光……

　　沃尔住宁从汽车上拿起一个封着铅印的皮箱子扔给站在台阶上的赤卫队员。

　　“开始卸车吧，弟兄们！”

　　“不要着急，沃尔任宁，”博林制止了他。

　　博林扯了扯皮袄的下摆，从汽车里出来，象往常一样，同我问过好后，请示把珍宝搬到什么地方去。

　　“暂时先放在杜博维茨基的办公室里，彼得·彼得洛维奇！杜博维茨基和雷恰洛夫马上就到。东西很多吗？”

　　“这可怎么说呢？”他笑了，他的小胡子欢快地跳跃着，“够我和你活一辈子的。”

　　博林解开自已的公文包，取出一捆用线缝住的信袋，向我解释说，“旧制度遗留下的公文手续。”他用修得很漂亮的长指甲敲着信袋说，“没收物品的详细清单。物品分别装在六只皮口袋里和三个铅封过的箱子里。”

　　帕维尔·苏霍夫走了过来。

　　“祝贺你一路顺风，马到成功，彼得·彼得洛维奇！”

　　“谢谢你，不过，我要说，你祝贺得早了一些。我们大家还得忙活一阵子。这是实话。

　　我让苏霍夫和沃尔任宁照看卸车，然后带博林回到办公室里。

　　在这里我才了解到这次萨拉托夫之行的艰难历程。

　　在“利必达”和银蜡烛被认出后。丘尔金，博林认为，此人并不是个蠢货，在同司法人员的接触中领悟了一些道理，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他明白，矢口抵赖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危险的。这只能使自已的处境更糟糕。“坦白”吗？太不够了，只有积极协助寻找失窃物品——才能将功折罪。此外，丘尔金和马霍夫一样，对同伙的仇恨心理使他下了决心，因为正是这些同伙从他嘴里抢走了肥肉。他不知道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的住址，可是，他知道萨拉托夫的销赃贩子的一些内情。这些销赃贩子可能会帮助普里列达耶夫脱手赃物。丘尔金点出了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三个人没有找到，他们不在萨拉托夫，博林和萨拉托夫刑侦局局长对其余的人尽可能地布置了监视，还控制住销赃贩子常去的一些地方；加码头附近的旧货市场、餐厅、市场和小饭馆。

　　第二天的傍晚，在亚历山德洛夫斯基大街的“友谊”餐厅里，萨拉托夫刑侦局的同志们抓住了帕维尔·沃尔德列夫和瓦连京娜·萨佐诺娃。据丘尔金讲，这两个人很早以前就认识普里列达耶夫。沃尔德列夫因两次收买赃物而被判刑。轰动一时的拉季谢夫博物馆盗窃案发生后，萨拉托夫刑侦局的同志们曾在他家的阁楼上找到了几幅著名的俄国画家的油画。在旧刑侦局调查科的卡片里存有关于他的详细资料。在同一卡片上沃尔德列夫的姘妇萨佐诺娃的名字也被列入。

　　在“友谊”餐厅里，这两个人向来萨拉托夫市办事的萨玛拉股份有限公司的商人戈尔洛夫兜售金锭。戈尔洛夫还没来得及买下金锭，就被……

　　在对萨位诺娃搜身时，找到了六块金锭，而在她的情夫的住房里，又找到了八块。没有审问多久，他们俩人就供认了；是“水手”给他们金锭让拿去卖掉，“水手”就是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他答应拿出款额的四分之一给中间人，作为酬劳。“水手”没有讲金锭从哪儿弄来的，他们也没有问。“水手”现住在谁的家里，他们也不知道。

　　博林还让丘尔金同被拘留的人当面进行了对质。

　　丘尔金在萨拉托夫市犯罪分子中的地位同马霍夫在莫斯科市的情况相似，因此逮捕丘尔金不能不产生反响。同时又进一步查明，丘尔金确实坦白交待了，并竭力帮助刑侦局。简而言之，萨佐诺娃不知道“水手”的住址，但是他们约好第二天在约定的地点见面……在什么地方？在“伏尔加纤夫”饭店。

　　在饭店里布置了暗哨。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准时来赴约，顺利地逮捕了他。

　　他在萨拉托夫市化名叫萨马林（身份证是在莫斯科苏哈列夫卡买到的），住在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街六号。在扑了灰泥又刷上油漆，并在上面贴了糊墙纸的荷兰式炉膛里找到了被转移的大部分珍宝，又从销赃贩子和中间人手里没收回来一些，但是仍然没有找回全部失窃的珍宝。留在萨拉托夫市的赫沃西科夫和当地刑侦局的同志正在继续追查。看来，那边的工作基本顺利。

　　“那么，你为什么要说苏霍夫祝贺得过早呢？，我打断了博林的话。他还没来得及回答，阿尔秋欣走了进来，报告道：雷恰洛夫同志的汽车到了。

　　三

　　在靠门的椭圆形桌子上摊放着菲拉列特的银蜡烛和“利必达”；一堆贴身佩戴的各种规格、各种款式的十字架；专门用来存放遗宝的大箱子；基部宽大的科尔桑式十字架，有铸造的、冲压的、珐琅的和金质的，全都闪烁着宝石的光泽。这里摆着古老的椭圆形带银把的香炉——“卡茨”；尼康时代带有一俄尺长链带的香炉；高级神职人员祭神时用的银质烛台；还有精制的小匣子和金锭，以及缀满了绿松石的牧首手杖的把手。堆得象个小山似的金铃铛——这是普里列达耶夫兄弟从法衣和罩袍上摘下来的。这些轻得几乎没有份量的铃铛，巧妙地剪裁出来的花瓣酷似田野里的野花，据传说，这些野花感动了巴甫林主教并给了他灵感，于是他用铃铛装饰基督教堂。

　　杜博维茨基的写字台上摆得满满的。苏霍夫和沃尔任宁在这儿摆上了东正教祭神的器皿。这些器皿不仅俗人，就是僧侣中的下层人员都不得碰摸。

　　瓦连京三世时代的做祭杯用的大金碗上刻有古希腊文题词；发光的银碟放在托盘上，这是一个圣盘，是基督诞生之地，同时也是棺枢——基督的遗体也安放在这里；还有镀金的银质星章的四周缀满了珍珠。帕维尔、苏霍夫要我注意这里的每一件物品；有从乌斯宾大礼拜堂存放的各种器皿到精致的各类小匣子；有举行圣餐礼时才使用的十五把镶着珐琅釉的金质汤匙，匙把上还雕着十字架；还有一块绘着鹰在罪恶之城上空盘旋图案的小圆地毯，这是主教们祈祷时铺在脚下用的。普里列达耶夫兄弟要它干什么用呢？在这张有些破旧的小圆地毯上放着金的或银的神灯，有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有的形状象羊羔，有的象十字架，有的却象善良的牧师或帆船……

　　“哎，怎么样，看够了吗？”苏霍夫不无骄傲地问我，他是这次陈列品的主要组织者。

　　可以说，这个场面令人震惊。比如，杜博维茨基刚推开门，就呆立在门槛上——他根本没料到在眼前会有这么多珍宝。

　　“太惊人了！”他把桌子上的东西看了一遍后，说，“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令人想起过去的年代。”他好象要以自已高深的思想打动在场的人。“是的，过去的年代……象是圣油的气味……”

　　“这气味很好闻。”阿尔秋欣附和道。

　　“你喜欢吗？”

　　“我从小就喜欢。”菲立蒙接着说，“血腥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皇帝陛下和皇后也很喜欢圣油的气味。”

　　“是吗？”杜博维茨基应付道。

　　“非常喜欢，”菲立蒙肯定地说，“比如说，当你进到他们的存衣室或客厅时，就同进了教堂一样，这种气味扑鼻而来……”往往当阿尔秋欣沉缅于漫无边际的回忆之中时，壮博维茨基认为，最好别让他再往下说了。他稍微有些怕菲立蒙，对杜博维茨基来说，这位非立蒙有些地方象一个西伯利亚的斯芬克斯，这是自己的斯芬克斯，俄国的斯芬克斯，与那个在异国它乡千百年在灼热的阳光下烤晒的怪物相比，他更难以理解。

　　阿尔秋欣倒想把自己的回忆继续下去。可是，此时杜博维茨基巳向办公室的另一头走去。从他向博林和沃尔任宁道贺时的表情看，他见到这些珍宝深感震惊和激动。

　　与他相比，瘦削而有点驼背的雷恰洛夫则显得异常的沉着冷静。他使我想起了古董店里经验丰富的老估价员，这种人对什么东西都看不上眼，一切都是平庸无奇的。对于估价员来说，激情已不存在，眼里只有卢布。

　　雷恰洛夫表面上沉着冷静，然而他那双聚精会神的眼睛却在闪动，象是跳跃着的黑白算盘珠，哔哩吧啦，哔哩吧啦……

　　“值六、七百万吧？”他用一种冷漠的口气问博林，好象他从未同这么小的数目打过交道。

　　博林有礼貌地点点头。

　　“准确无误。萨拉托夫市的专家估价值六百五十万到六百七十万金卢布。”

　　我惊异地望着博林。尽管关于萨拉托夫的行动情况我们还没有谈完，但给我的印象是，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几乎全部地找回了失窃物品。然而在这里只有……手提香炉、“卡茨”、“吉吉利亚”、祭杯、圣盘、约柜……当然啦，我还没来得及看宝石和其它的东西，可是……、我环顾办公室，只有两张桌子摆满了珍宝。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雷恰洛夫干巴巴地说，“在缴获到的物品中还缺十二世纪盛放福音书的金书、十五世纪的圣餐保藏器、尼康牧首的法冠、圣母挂像，其中还有红宝石、绿宝石和蓝宝石制成的圣母挂像、镶红宝石的缟码瑙祭杯、四个手杖把手和牧首法冠上的装饰品、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星章、彼得大帝佩戴的十字架、缅希科夫公爵的薰香笼和其它珍宝，以及少量的珍珠和宝石。”他看了看博林，对方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没有找回来的还有大颗粒名贵宝石，这也是全部失窃物品中最值钱的，如蓝宝石之王“苦行僧”……”

　　“是抛光蓝宝石‘苦行僧’，”苏霍夫纠正道又迅速地列数着。“有红宝石‘演说家约翰·兹拉托乌斯特’、绿宝石‘安德烈’、蓝色钻石‘总主教大人’、变石‘皇太子’、无色钻石‘圣母泪’、‘杰米多夫’、‘波将金公爵’、缟玛瑙地红宝石‘特级公爵’、象形珍珠……”

　　“对的，对的，”雷恰洛夫肯定地说，“至于海斯梅尔男爵存放在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我就不说了。所以应当看到，刑侦局人员的任务只完成了四分之……是这样的吧，科萨切夫斯基？”

　　“看来是这样。”

　　“据我看，”雷恰洛夫说“在萨拉托夫省收缴的差不多了。赫沃西科夫还能弄回价值多少钱的教会财产呢？”

　　靠在墙角柜子旁的博林说：“如果赫沃西科夫能顺利找到所有买主的话，那么，大概能到手十万到十五万。”

　　“十万到十五万……是零头了，”雷恰洛夫说，他发觉我在笑，自已也笑了起来，“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是同失窃的总数额相比……”

　　“我朋白。”

　　雷恰洛夫请博林坐在桌旁的位置上，然后问道。

　　“你是否掌握了一些继续寻找失窃物品的线索呢？”

　　“有一些。”

　　这使我又想起了伊万科夫政委，莫斯科电信总局处长奇奇金和那个不知名的弄断了同萨拉托夫联系的人的不友好的语言。

　　“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博林继续说，“已经供认，失窃物品的绝大部分，就是你们列举的那些东西，在他弟弟德米特里手里。看来，这倒象真话。”

　　“难道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不在萨拉托夫吗？”

　　“是的，不在萨拉托夫。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在此地。””博林平静地说，就象此事不说自明似的。

　　“在莫斯科吗？”在雷恰洛夫塌陷的双颊上现出一阵红润。确实，他同我一样，完全没有料到这种情况。

　　“不在莫斯科市内，而是在近郊区，在克拉斯科沃。他住在贝蒂别墅。”博林解释道，“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寄·马霍夫提供的情报是不很确凿的。但普里列达耶夫兄弟提防他，我想，这是不无道理的。普里列达耶夫兄弟预先早在作案之前就租好了别墅。当时他们还租了一套离加兰切夫卡不太远靠近车站的住宅。他们从这栋住宅陆续地把珍宝转移到别墅。”

　　“普里列达耶夫说了珍宝藏在别墅的什么地方？”

　　“当然说了。俗话说的好，头都砍了，还能为头发伤心！普里列达耶夫在审讯时供认，偷来的东西放在地窖里，角上放着一大桶酸白菜。”

　　“同蒙娜丽莎相比，东正教瑰宝的命运还算不错。”我说，“就当前的情况，酸白菜也是值钱的……”

　　“而且相当值钱，”博林紧接着说。

　　雷恰洛夫不满地看着我们。

　　“这同蒙娜丽莎有什么相干？”

　　“毫无关系，只是顺便说说而已。”

　　“这就是说，”博林说，“如果康斯坦丁·普里到达耶夫没有扯谎，那么他弟弟还没有离开别墅……”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但是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几小时后，我们已确信，康斯但丁没有扯谎，他弟弟还在别墅……

　　莫斯科刑事侦察局侦察员被·博林写给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列·鲍·科萨切夫斯基的报告

　　正如我向你口头汇报过的那样，当刑侦局小分队抵达克拉斯科沃贝蒂别墅时，此处的房产已被查封。

　　房产联合会克拉斯科沃分会住宅管理员阿塔累科夫公民在我们抵达后解释说，这幢别墅系地方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应民警局官员的要求予以查封的。这些警方人员是因他，阿塔累科夫，报告了住在这幢别墅里的房客伊萨耶夫上吊自杀后，于昨天从布龙尼茨赶到克拉斯科沃的。

　　我们讯问了阿塔累科夫后，立即赶到布龙尼茨。

　　布龙尼茨县刑事侦察分局的侦察员诺兹德里亚科向我、苏霍夫和沃尔任宁介绍了事实经过。从介绍的情况看，死者是用马车缰绳上吊身亡。这条级绳同其它废旧物品一起堆放在前厅的箱子里。伊萨耶夫吊死在客斤里，绳套结实地系在天花板上吊灯的挂钩上。

　　阿塔累科夫第一个从窗外发现了上吊的人，因为他每周都要清除一次道路上的积雪，这条路通别墅的台阶，是他给县民警局值班员打的电话。

　　尸体的外部检验，请允许我指出，是非常马虎的，就在别墅客厅里进行，在场的见证人有侦察员诺兹德里亚科、青年民警皮沃瓦罗夫和本地医院医生特鲁萨诺夫。后来尸体被运到布龙尼茨，放在当地的无人认领的停尸房里。

　　根据尸斑来看，死亡时间不超过两到三天；尚未出现腐烂斑（三四天后才会出现）。特鲁萨诺夫做了结论：系窒息死亡，需要请谢列布罗夫斯基教授进一步证实。无论是医生，还是县民警局的工作人员，都认为是自杀，没有产生怀疑。客厅的房门是从里面锁上的。根据医生检验。尸体上只有死者临死前挣扎时留下的外伤。对伊萨耶夫的尸体还没有解剖。一－我、苏霍夫和沃尔任宁到停尸房里又一次验尸，并取下了死者的指纹。

　　把从萨拉托夫得到的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的照片，他的指纹和特征与死者对比后，我们确认，在贝蒂别墅里发现的死者，即化名为伊萨耶夫的房客，就是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

　　第二次验尸时还弄清了另外一个重要情况。从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脖子上解下的绳套，（绳套没有保留）县民警局的侦察员诺兹德利亚科认为，情况复杂化了。我们发现：在死者的脖子上有一些相互交叉，重叠的横道，死后又引起颈部软组织的变化，所以对死因就无法作出肯定的结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肉眼能见的一些小伤口（医生认为，这些伤是死者垂死挣扎时靠耳根的绳子造成的）和凝结的血痕。靠左耳耳垂的一个伤口是死前就有的，它不是在自缢时留下的，因为从伤口的血迹看，血不是顺脖子流下，而是横向流出的。上述情况充分说阴，伤口在上吊之前就有，而当时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的身体不是处于垂直状态，是在躺卧着。

　　我从莫斯科请来的法医谢列布罗夫斯基教授肯定了以上的看法。谢列布罗夫斯基在对尸体检验和解剖后，确认，普里列达耶夫不是自杀身亡，而是他杀。谢列布罗夫斯基认为，普里列达耶夫被猛烈击昏后，失去知觉，而后把他吊了起来，造成自杀的假象（在尸体的颅骨后脑部位找到了裂缝。请看法医鉴定书）

　　我们对贝蒂别墅重新进行了勘查和洲间，都证实了谢列布罗夫斯基教授的结论。

　　请您注意以下几点情况：

　　1．从别墅客厅天花板的高度和翻倒在死者脚边的凳子来看，即使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站在那个凳子上也无法够到绳套，并把脑袋仲进绳套里。普里列达耶夫是被凶手挂在绳套上的，凶手中至少有一个人比死者的身材要高。

　　2．看来是在过厅里把德米特里·普里到达耶夫击昏，然后再把他拖到客厅，吊在绳套里，而缰绳正是从过厅里拿来的。

　　死者身旁只有一只皮鞋，另一只鞋在走廊里找到，鞋带没有解开（后跟断裂。走廊通向过厅和客厅（请看贝蒂别墅的平面图），一级侦察员苏霍夫在走廊里的一个钉子上发现了从普里列达耶夫裤子上挂下来的一块木片，这个钉子钉在距地板十一俄寸高的地方。在走廊的地板上还找到了乱扔着的普里列达耶夫的怀表和装着三支“骠骑兵”牌香烟的烟合，在地板缝里找到了几个铜币。过厅里的壁式衣架，据证人说，以前没有坏，现在却坏了。胶合板制的小门被穿了个窟窿，弄坏螺丝钉后摘走了中间的搁板；挂在墙上的鹿头左角被折断一段。

　　别墅的大门在县民警局人员到来时。用法国自动锁锁着。院子管理员阿塔累科夫证实，死者生前有插上门闩和系铁链子的习惯。我检查了客厅房门的锁。发现门锁上有道奇怪的划痕。综合上述情况，使我们有理由推断，罪犯把普里列达耶夫吊起来后，站在门外，借助一种特制的小钳子再把门锁上，这是溜门撬锁犯惯用的办法。

　　还在过厅里发现了殴打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的痕迹。除了过厅，通向客厅的走廊和客厅外，在别墅的其它地方没有发现明显的反常现象。

　　姆萨金说，他的住房同贝蒂别墅紧挨着。在他得知贝蒂别墅的房客自杀身亡的前两三天，大约夜里一点钟左右，他被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吵醒（他看不见汽车，因为汽车停在道口拐弯处，在长满了小松树的山丘后面。过了一会儿马达声停了。十几分钟后，姆萨金看见贝蒂别墅厨房里的灯光亮了（普里列达耶夫有在厨房里过夜的习惯，他曾说厨房里更暖和些，厨房里有扇门通地窖），而后过厅的灯又亮了。厨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可过厅里的灯很快就熄灭了。后来客厅里的灯亮了，接着其它房间的灯全亮了。四十分钟后，当姆萨金重新入睡时，在贝蒂别墅里除了厨房，其它房间的灯全都熄灭了。

　　在厨房和地窖里找到了一些“巴黎”牌香烟的烟头（普里列达耶夫吸“骠骑兵”牌香烟），这肯定是某个到过这里的人吸的。

　　已查明，法衣圣器室的被窃珍宝、除被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带回萨拉托夫的以外，在德米特里被杀前，其余的全都存放在贝蒂别墅地窖内的大桶里，这只大桶是腌酸白菜用的。毫无疑问，他们杀死了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后，又从这里抢走了珍宝。

　　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住进贝蒂别墅后，就把手工编织的粗地毯铺在厨房的地板上，并把先前靠墙根的小柜放在通地窖口的上面。罪犯们抢走珍宝后，想把柜子放回原地。然而在地毯上留下皱折，柜腿也没能完全放在原先压出来的印子上。

　　在勘查地窖时，遇到许多困难，我们找到了放在铜托盘上的两支蜡烛头和煤油灯，其中一支烛头上留有指印，并与死者的指纹不吻合。

　　沃尔任宁在靠台阶的地板上找到了两粒散落的灰珍珠，又在那只大桶桶底的缝隙里找到了四粒小珍珠。在靠墙根放着蜡烛的水桶底下扔着一块油布，它的颜色和质量同莫斯科刑侦局人员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第一次勘查犯罪现场时找到的那块油布完全相同。

第九章 冬天室内有苍蝇——肯定有死人

　　一

　　就在等待与萨拉托夫恢复联系的时候，走运的窃贼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的一生结束了。一九一八年，在一个冬夜里，他从一个溜门撬锁的小偷一跃成为拥有奇迹般珍宝的主人，昙花一现的富翁巳永久地消失了，可是他那藏在腌酸白菜大桶里的不可胜数的财宝已被转移到别的箱子或口袋里了。我们曾估什，牧首法衣圣器的盗窃案件将会在苏维埃特别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之前结案，看来估计错了。在克拉斯科沃的行动并不是整个侦察工作的结尾，不过，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还是接近了尾声……

　　是谁在我们之前到过贝蒂别墅呢？

　　我仔细阅读了博林的汇报材料，证明材料和审讯记录，研究了犯罪现场的平面图，在我眼前浮现出了凶宅和挂在绳子上的尸体。这个人出生在莓林村，在黑水湾的码头上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而在一座掩映在松林里的小别墅内的吊灯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些材料又使我想起了另一幅不讨人喜欢的画面：一个醉汉在洒满了　水，结了冰的雪堆上爬着；被雪盖住的捷利亚特尼科夫饭馆的招牌；坐在橡皮树下往邻上人的头上浇酒的胖子；把自己当成一匹马的秃顶军官；厨房的油烟味和仿佛无尽头的半明半暗的走廊，正是沿着这条走廊，“没良心的人”领着我去见乐天派的匪徒……最后是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马霍夫，一个模范的基督教徒，他衷心地同情苏维埃政权……

　　“手枪有什么用，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这里的人们，尽管都是些好斗之士，但大伙都喜欢悄悄的干。没有枪声……”

　　“在贝蒂别墅里既无枪声，也没有嘈杂声，一切干得既快又利索。没有惊动任何人，静悄悄地进来了，又静悄悄地把普里列达耶夫击昏，并巧妙地把他吊起来；静悄悄地，没有打扰任何一个入睡人的好梦，就从地窖里取走了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

　　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在出售盗来的赃物时，曾付给中间人百分之二十五的佣金。如果加上博林从萨拉托夫带回来的那些珍宝，尼基塔·马霍夫的做法几乎是合乎情理的：四分之一的牧首法衣圣器室的财富归苏维埃政权，而四分之三归他，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马霍夫。一切都象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丘尔金和对马霍夫缺少敬意的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由苏维埃工农政权来惩罚；另一个固执任性的贼，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则由马霍夫本人凭仗自己的权力来处罚。当然罗，这不会是一个人于的。体面的西特洛夫卡商人要干这种事，会找到合适的人选。马霍夫只需给个信号，用不着亲自去，一切就都办妥了。

　　他可以派几个帮手到克拉斯科，比如说那个阿赫默德，此人是个行家。我清楚地记得，他手拿丝绳站在我的背后，他肌肉发达，光裸着上身，傻里傻气地笑着。胸膛上刺着一个上吊人的纹身图案……

　　当然爆，他们干掉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就象是闹着玩似的。小心地敲几下窗子……普里列达耶夫未必会问来人是谁，因为老谈深算的马霍夫事先巳告诉他要介绍一个假顾主，而这个顾主会深夜来访。普里列达耶夫打开灯，开了门……突然被打倒，然后被扔进过厅，接着是第二次猛击后脑勺，然后把绳套在他的脖子上……

　　“所以，现在工作的中心是西特洛夫卡市场。”我在小组会上结束道，“力争尽快地在那里找到杀害普里列达耶夫的凶手和被他们隐藏起来的珍宝。要特别注意马霍夫商店和捷利亚特尼科夫饭馆。清楚了吗？”

　　看样子，大家全都明白了……

　　散会后，博林请求允许他在克拉斯科沃再工作一天。

　　“对‘荷兰人’、普什科夫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的情况实际上已调查清楚，”他说，“很难说从他们身上还能弄到点什么，尽管还可以试试。对莉扎·捷沙克，正象你指出的那样，暂时还不宜惊动她——会引起马霍夫的警觉。你打算亲自搞一下西特洛夫卡市场上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而我，如果你同意，要呼吸一下别墅的空气，不反对吧？”

　　我同意。

　　“去吸吸克拉斯科沃的空气吧！也许，你真会从那儿铺上一条通向西特洛夫卡市场的小路。”

　　“有可能通向西特洛夫卡，也有可能通向别的什么地方……”博林说。

　　我们沉默着。苏霍夫走进办公室，疑惑不解地瞅着我们，他把要发往萨拉托夫刑侦局局长的电报稿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们请刑侦局对普里列达耶夫被害一事立即审讯他的哥哥，并用电报把审讯结果告诉我们，要尽快把康斯坦丁押送到莫斯科。

　　“可以发吗？”

　　“可以，而且要快一些。”

　　苏霍夫走后，我说：“彼得·彼得洛维奇，你忘记了我们说定的话。还记得在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加工厂里讲定的事吗？”

　　“请原谅，我想不起来了……”

　　“当时我们说定了要珍惜时间。”

　　“咦，你说的是这件事啊！那怎么会记不得，记得，记得……你当时训人就象训孩子似的。不过，难道我现在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不，沉默也是浪费时间。你是要我提出问题。”

　　“什么问题，可以问问吗？”

　　“你认为马霍夫没有参与谋杀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是吗？”

　　博林冷笑了一声，小胡子都翘了起来，说：“你是个心理学家，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皱起了眉头，继续说道，“不过，我还是想指出，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你把我的结论看得过于简单了。‘没有参与’……不，我不排除马霍夫参与谋杀，绝对不排除。就象赫沃西科夫说的那样，在生活里什么事都会发生，甚至是不该发生的竟也发生了。或许你，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是对的：克拉斯科沃野餐会的组织者是尼基诺·阿夫里坎诺维奇·马霍夫。但愿是这样，可是……”

　　“请解释一下这个‘可是’。”

　　“为了不浪费时间，简要谈一下，对吗？”

　　“不，要详细一些，我没有做任何限制。”

　　“对于如何能找到价值二千三百万卢布的珍宝，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发表看法，”我进一步说，“为了二千三百万来说，这是值得的，而你的意见也……”

　　“十分荣幸，”他点了点头，“那么，我想谈几点具体意见。”

　　博林的看法是：

　　1．马霍夫得知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盗的消息比我们早。当时他已清楚这是普里列达耶夫兄弟干的。他们哥俩打算把一部分偷来的东西卖给马霍夫（暂且先给他一些大块的宝石），赠送了一些珍珠，就是马霍夫通过“混合体”转卖给神幡手联盟成员的那一批。简而言之，普里列达耶夫哥儿俩同他直接打交道而不是通过第三者。当时是什么妨碍了马霍夫“收拾”他哥儿俩，井把窃来的珍宝攫为己有呢？那时，这样干更为简单和方便。他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出于什么目的呢？马霍夫可不是那种一事当前徘徊良久，犹豫不决的人。

　　2．在“希瓦自由城”的不成文的法律中有一条：最严重的罪行是——为了把窃来的东西据为已有，而杀死窃贼。无视这条规定，甚至西特洛夫卡市场的上层人物也要招致严重后果。马霍夫不得不遵守这条不成文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普里列达耶夫兄弟得手后，马霍夫不敢立即把他们干掉。看来，他同目前发生在克拉斯科沃的凶杀案无关。

　　3．不过，可以设想一下，马霍夫经过近两个星期的反复掂量后，最终认为，为把价值数百万的财宝攫为己有，值得违抗西特洛夫卡的这条不成文法。那么，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马霍夫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要求会见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这只是为了打击和报复自己的竞争对手丘尔金吗？值得怀疑。首先，这次会见的后果是使他丢掉了在萨拉托夫的几百万，其次，他告诉了科萨切夫斯基，谁可能是克拉斯科沃野餐的组织者。最后，如果触犯了西特洛夫卡的法律，那么，为什么毫无反应呢！这样一来，就要收拾掉三个人：丘尔金和普里列达耶夫兄弟。多犯少犯反正是一个罪名，又何苦把莫斯科刑侦局卷进去呢！

　　4．使德卡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的死给人以自杀的假象。在刑侦局的多年工作中博林不止一次碰到棘手的复杂案件，但是这种伪造假现场的案件往往是急于获得遗产的儿子杀害了有钱的爸爸，作案者还有妻子、亲戚、奸夫或者情妇—一也就是同被杀者有这样或那样关系的人，那些围着他转，后来又极为悲痛地跟在死者灵车后号哭和送葬的人。

　　职业“凶手”最怕留下痕迹。他们懂得，揭穿他们这些没有任何瓜葛的人是最难的，而捉拿他们就更难了……

　　这是以前的情况。而现在的扒手不用多加思索就会把刀子捅进暴怒的被窃者的肚子里，甚至还会用机枪扫射住宅。当今有谁用为什么非要把他杀伪装成自杀呢？在马霍夫店铺里的西特洛夫卡的“凶手”比莫斯科民警局更清楚，日前的凶杀案的破案率是多么低！没有必要隐瞒，在“天涯海角”饭店，天哪，差点儿把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主席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杀害了，因而，他，博林，不能保证一定会把罪犯押上被告席……

　　“情况就是这样，尊敬的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用手指敲着自己的额头，“我把这里面的一切都亮了出来，请你考虑，老头的怀疑是否有根据。”

　　在博林的全部论断中，我觉得只有最后一点最令人信服。确实，做案的手法对于马霍夫一伙来说，太离奇了。在李沃夫公爵①和克伦斯基时代已无法无天惯了的职业刑事罪犯早已不讲究做案手法了。杀死——掠走——溜掉——变卖，绝大多数罪犯都是按照这个最简单的公式作案的。当然啦，牧首法衣圣器室的被盗不能列入普通案件。为什么要伪造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被害的现场呢？是害怕刑侦局吗？

　　【 ①李沃夫：１８６１－１９２５年，公爵，大地主，立宪民主党人。１９１７年３月至７月两度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总理兼内务部长。】

　　在“天涯海角”饭店同马霍夫见面时，我没有发现他有惊恐不安的神色，这个乐天派的匪徒表现得自然可亲，从容镇定。

　　是的，马霍夫应当明白，如果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那将会曰益强大，到时候他们就不会再容忍西特洛夫卡市场存在。不过，难道说，马霍夫指望在“希瓦自由城”崩溃之时，受到宽大处理吗？不管他是否杀了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希瓦”势必要崩溃——这也是他，马霍夫的末日。如果他不从莫斯科逃走，不躲藏起来，就会吃枪子儿。

　　“好吧，”我说，“假设说，克拉斯科沃案件与马霍夫无关，那么，又是谁到过克拉斯科沃，吊死了普里列达耶夫呢？”

　　博林耸了耸双肩，说：

　　“不知道，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说实话，不知道。”

　　“总会有某种推测吧？”

　　“一般来说，应当有。但是，我推测不出来，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只有某些疑点，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你是说，去克拉斯科沃……不过，你能期望得到什么呢？”

　　“克拉斯科沃不是巴黎，也不是伦敦，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无可非议。”

　　“既然这样，那么，一个人在那里不被人注意是困难的。死者住在那里，又从不露面，那是不可能的。会在车站上见到他，也会在住宅区里见到他，很可能，也结识了邻居，有人还会同他聊天，而他地会找某人说说话。谁到他那儿去过——人们可以看见，谁从他那儿走了——同样也会有人见到。我说个没完了……请记住：一月份的头几天普里列达耶夫是住在那里的……”

　　从逻辑上讲，博林的分析是对的。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所以我要到别墅去几天，呼吸一下那里的空气。”

　　“去呼吸吧！”我表示同意。

　　博林在克拉斯科沃没有呆几天。然而别墅的空气不单对他有利……第二天傍晚时分，他把一个人带回莫斯科。此人窄胸。一双金鱼眼，留着小胡子，梳着从正中分开的分头。

　　“请欢迎吧！”博林兴冲冲地向我介绍了那个人，“全克拉斯科沃台球手的最公正的保护人、台球大师、记分能手，当地台球室的管理员。”

　　“我叫艾沙，”那个人向我点头行札，“我叫艾沙·奇利穆。也许听说过吧？”

　　“很遗憾，没有这种荣幸。”

　　“在克拉斯科沃人人都知道我。”艾沙吹嘘道。

　　“全镇子唯一的和最有声望的台球管理员。”博林应和道。

　　最后查明，我们掌握的有关死者的材料很不全面。原来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不仅是个走运的窃贼，而且是个技艺超群的台球手。戈沙证实说，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普里列达耶夫在镇子里使用这个名宇）打台球时从未有过清杯的情况，他的打球技巧使克拉斯科沃最好的台球手都赞叹不已。

　　“戈沙在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自杀前不久，曾在莫斯科见过他。”博林打断了台球管理员的话。

　　“是的，”戈沙肯定道。

　　“如果我没有弄错，是在尼古拉耶夫车站戒酒协会的茶室里吧？”

　　“是的，”戈沙又一次证实道，“是在喝茶的时候。”

　　“不是他一个人吧？”

　　“两个人。”

　　“请详细说一说那伙先生的相貌特征。”博林和蔼地提出了要求。

　　戈沙所描述的那个人，对我，对博林都是很熟悉的……

　　“彼得·彼得洛维奇，你的分析是正确的。”在听了台球管理员的叙述后，我说道。

　　“指的哪方面？”

　　“当然是说克拉斯科沃的空气对我们大为有益。”

　　“可是我在另一方面却错了，”他说，“好象不仅是一些‘油漆匠’参加了这场游戏……我们对西特洛夫卡采取什么措施呢？”

　　“等着我们把它彻底屏弃。你那个‘翻了身的镀锡工人’是怎么说的？”

　　“‘生活里什么都可能发生，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博林援引了赫沃西科夫的话。

　　很快我们就把西特洛夫卡屏弃了……

　　二

　　关于首都将迁往莫斯科的消息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但是城里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知道人民委员们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们拟迁抵莫斯科，苏维埃机关将迁出彼得格勒。报纸刊登了因公征用“民族”饭店的消息。过去饭店的房间被拉宾、米哈依洛夫、克列斯托夫的商店和美国纽约银行分行以及不列颠俱乐部占用。报上还刊载了关于解除“殖民地所属国”租用权的消息。

　　关于苏维埃政府搬迁的消息成了资产阶级报刊发动一场新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信号，这场风暴比过去的更为凶猛。

　　检查机关查禁了一些文章，编辑们抱怨布尔什维克限制了思想自由。我认为，某些文章和报社编辑部对布尔什维克肆意谩骂、攻击，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猖狂污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攻击工农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污蔑工农政权篡夺了立宪会议的权力。在《俄罗斯新闻》上有一个隐瞒自己真实姓名的人，论述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开创社会主义是本末倒置，而列宁主义是穷大兵们的思想体系。他写道：“赶快把别人咬死，免得他把你吞掉——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法则，也是唯一没有张贴在墙上的法令。但是它却在人民失去理智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津津乐道地描述了蒙受“莫大耻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和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之间以及布尔什维克本身的矛盾；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全莫斯科”的，也许是全俄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起义。

　　确实，在我拜访无政府大厦的前夜，雷恰洛夫估计可能发生的事逐渐成为现实。黑卫军的武装力量在二月底到三月上旬占领了越来越多的私宅，其势力范围呈环状，向位于市中心的苏维埃机关逼近。从市内各个地方把武器运往被占领的私宅，武器中有轻重机枪。据我方情报，在无政府大厦里安装了两门大炮，其中一门好象是炮闩坏了。

　　刊登在《无政府主义报》上的文章越来越放肆。这份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机关报公开号召发动“第三次社会革命”。

　　“人民清楚地记得，不久前那些布尔什维克们提出的口号：‘夺回被夺去的东西！’”来自德米特罗夫卡的思想家们煽动道，“人民不能也不想再等待了。请问，俄国的优秀儿子们为什么要死在监狱里和苦刑之中呢？请问，工人阶级和勤劳的农民为什么要进行革命和流血牺牲？！不要工人阶级政权，不要收归国有化，立即把工厂交给在那里劳动的工人们管理！不要骑在人民头上的工农政府，给人民以脱离任何政府和任何政权的绝对自由！

　　“不要可耻的投降主义，反对同德国资本家鞲和！全世界的被压迫者把反对压迫者的战争进行到底！”

　　立宪会议的议员们重又蠢动起来。旧军官们经常聚会。一些可恶的家伙在莫斯科河南岸的市区，在阿霍特商场。在

　　饭馆和小食品店里游荡。他们好象是来自被人们忘却的“俄国民众同盟”。“盟员”们从柜子里取出象教堂的神幡似的旗帜和带十字架、沙皇王冠的徽章，他们纵饮无度，大抖威风，跃跃欲试……

　　就连教会也准备再次向布尔什维克发起攻击。这可以从《教会箴言报》、《东正教朝圣者报》、《教堂与生活》和《神学公报》上刊登的文章中看到。

　　主教公会圣事理事会仓促地组建了自己的“团”和“师”。

　　在圣事理事会下面建立了“反迫害东正教委员会”。在莫斯科各教区的圣事理事会代表会议上通过决议：本市各教区合并成以“联盟理事会”为首的“教区联盟”。到处都成立了“宗教团体”，它们都归“全俄教区协会圣事理事会”领导。

　　战火中过来的教会握有庞大的军队，在南方、西方和乌拉尔地区成百倍或成千倍地在扩充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

　　一贯喜爱数学的雷恰洛夫对这支部队的人数作了一个估计。

　　他手里握着一段铅笔头，计算道：“据一九一三年统计。俄国共有二万多男女修道士，七万多男女见习修道士。一共是多少呢？就是说将近十万出家的僧侣。对吧？现在我们再算结婚的牧师。共有四万七千五百个教区，是这样吧？是的。有教区就有牧师、执事、诵经士、领班和圣歌合唱队指挥……让我们以最低数字——每个教区三个人来计算，总数为十四万多……现在加上宗教管理部门的官员、神学教员……这些人不会少于二万……加在一起有多少呢？二十五万多。这是核心，是近卫部队。要知道还有一些‘团体”、‘神幡手联盟’、‘教区协会’和各种‘联盟’，最后就是模范的教区的教民，教会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他们……算一算吧，列昂尼德，一百五十万，或是二百万军队，很可能是三百万，我不敢担保。他们之中最精锐的部队都在莫斯科一一有多少呢？大概六到八万人，假设有十万人吧。你还记得为了保卫教堂而捧着十字架和圣像的大游行和在红场上的‘全民’祈祷吗？真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呀！的确，教会是有实力的……”

　　这股力量现在越来越令人忐忑不安，犹如夜间的大火，时而在大都市的这一端，时而又在那一端燃起，掀掉居民身上的被子，迫使他们把胸膛贴在教堂的墙上；到处是基督教徒们的喊叫声，他们正在预言死亡、流血和饥饿……

　　每天夜里都有人张贴或往邮箱里投送印有八角十字架的传单。传单上印着拯救教堂的祈祷词和告东正教民众书；报道了在亚力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里彼得·斯基彼得洛夫神父被杀害的情况（“他主张用言教去开导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们”）；描述了基辅的都主教弗拉基米尔殉教惨死的情景（为了永久地纪念殉教者，在三月份建立了“弗拉基米尔基金会”。而在莫斯科拟建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工人大厦）。

　　对于教会珍宝被盗一事，不言而喻，在传单上被大肆渲染一番，并做了各种大胆的推测。

　　或许用存放在法衣圣器室里的圣器从日耳曼人那里换来了布列斯特和约？

　　可以说，吉洪和这些由地下印刷厂印制的传单是没有牵连的：“炮声中的牧首”（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古洪被选为牧首）是不会去散布诸如此类的谰言而沾污自己的名声。

　　雷恰洛夫和莫斯科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人民委员获悉，传单的书写和散发是由极右派教唆并直接参与的。宗教事务人民委员感到自己在救世主基督教堂里如同在莫斯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里一样自由自在，他干脆把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大主教和沃斯托尔戈夫大司祭请了来。安东尼是个死不改悔的老牌反革命分子，他出身于古老的赫拉波维茨基贵族之家，这个家族曾占有诺伏格罗德省的大片土地、安东尼脱掉了炫目的军官服，穿上了朴素的长袍，他幻想成为新一代的菲拉列特或尼康。可是，时代变了，沙皇的佞臣们需要的不是尼康，而是拉斯普廷①。安东尼一贯维护罗曼诺夫王朝的利益，早在一九Ｏ五年他就给沙皇出过主意，要“人民复仇者”（也就是求助于黑帮分子）用私刑处死革命者（“大规模的屠杀，仅在一个月内革命之火就在俄国大地上熄灭”，“……神圣的教会歌曲取代了马赛曲，响彻四方”）。尽管在一九一七年登上牧首宝座的不是他，而是优柔寡断的吉洪——这是安东尼的看法。利欲熏天和顽固的大主教在全俄血腥大屠杀中追不及待地充当了一名刽子手，他不辞辛劳，磨刀霍霍，亲自搭起了断头台……

　　【 ①拉斯普廷：（1872——1916年）活跃在尼古拉二世的宫庭中的骗子手。他出身于农民，青年时代当过偷马贼。拉斯普廷曾冒充“预言家”和“神医”而钻人宫庭，并对国家大事起过很大影响，于1916年12月为保皇党集团所杀。——译者注】

　　与安东尼不同，《俄罗斯民众同盟》莫斯科分会的领导人之一沃斯托尔戈夫大司祭没有显赫一时的祖先，也没有家族的徽章，据有些人说，他甚至出身于布衣白丁。他在安东尼眼里是个酒鬼和贪财的人。

　　每逢见到沃斯托尔戈夫时，安东尼总是嫌恶地撇着嘴唇。可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年底，两位主教大人交上了朋友，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把他俩联在一起了。

　　如果说能轻易地把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吓唬住（他们什么都害怕，怕封闭他们的报社）；把那些不识时务、玩弄阴谋的军官逮捕起来；而对无政府主义者，红军部队有力量包围被他们占据的私邸；为制服那些总是醉醺醺的《俄国民众同盟》的盟员们，只要加强民警力量也就够了，可是对付教会的武装力量就困难复杂得多了。三月初，计划选定一个重要场所向高级神职人员会议的代表们展览从萨拉托夫省运回来的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井隆重地把约柜转交给圣器室。不久前，在这些约柜里曾保存着基督耶稣的法衣和金银珠宝衣饰，以及圣母玛丽娅的部分金银珠宝衣饰。在这些“全权代表”中，据雷恰洛夫估计，肯定会有安东尼和沃斯托尔戈夫。

　　尽管盗窃案没有查清，但我并不反对组织这次参观。我明白，应当把围绕失窃圣物所掀起的喧闹压下去，而匿名传单中散布的“布列斯特和约是靠圣器的代价换来的”谣言也就会不攻自破了。

　　“我们要给他们发出正式邀请，”雷恰洛夫说，“要请安东尼大主教和沃斯托尔戈夫大司祭做代表。而你再给牧首的秘书、他的法律顾问，以及法衣圣器室的执事打个电话。当然喽，象我说过的那样，你暂时只完成了自己职责的四分之—……不过把四分之一估价一下的话，也值七百多万。在政府机关迁到市里来的前夕，要整顿好秩序……”

　　三

　　不难看出，对于主教公会理事会代表团来说，再也找不出比牧首法衣圣器室珠宝匠费奥多尔·克贝尔·卡尔洛维奇更好的向导了。

　　然而，出于某种考虑，只得请卡尔塔绍夫代替克贝尔。

　　美术史教授阴沉地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吸着烟，团团烟雾飘向高处，在天花板下消失。从他那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看，这儿的一切都不合他心意：办公室已年久失修，墙纸上尽是污迹；他也不喜欢穿着水兵衫，镶着金牙，进进出出忙个不停的沃尔任宁，当然他也看不上我。

　　“也许，再看一遍珍宝？”我提议道。

　　“我已经看过了。”

　　在我没有见到他的这些日子里，卡尔塔绍夫变多了。不久前，还是圆鼓鼓的两腮陷凹了，面色苍白，布满道道皱纹，肚子也小多了，两眼无神，就连坎肩上的小金链条也不那么耀目了……看来，食品危机似乎也波及到他身上。最近几天，莫斯科的食品危机达到了顶峰。

　　“不想到有粮食的南方去吗？”

　　“想过了，可又改变了主意。”

　　“为什么？”

　　“我的老兄，我有些顾虑，”他说，“我可是够胖了……我到了南方。就忍不住要去伊斯坦布尔或是那不勒斯的什么地方，也许会去巴黎，那就糟糕了……”

　　“那为什么呢？”我挑逗道，“不要食品购买证，没有革命，天也不冷，四季如春，阳光u媚，更不必担心自来水管出毛病。”

　　“得了吧，不能这么说。这对你，一个国际主义者是这样的，可对我来说，只有俄罗斯，她是不屈服的，尽管文化落后，甚至是农民的俄罗斯……”

　　“俄国大得很。”

　　“各有所爱。我在莫斯科住惯了，说心里话，真是习惯了。”

　　坐在我面前的又是先前那个乐天派的卡尔塔绍夫。

　　“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典型的农庄主，用现在的话说，是富农，对我说过心里话，那是在我用钟表去换咸猪肉的时候……猪，他说，那些讨人喜欢的猪，为了不把它们送到屠宰场，就在猪圈里用刀捅死……就这么干！”

　　“这个比喻不大得当……”

　　“是指拿猪作比喻吗？”

　　“是的。”我看了看表，又说，“会见的时间到了。”

　　卡尔塔绍夫哈哈大笑。

　　“请允许我来谈谈假道学方面的问题。自从查尔斯·达尔文证明了人不是上帝造的，而是猿猴变的，请原谅，是猪、是猴子还是白鹦鹉，不都是一样吗？我希望，我的这不会引起你的反感。苏格拉底、牛顿、出类拔革的拿破仑和哲学家黑格尔和大腥腥或黑腥腥是近视，他们的远祖在树枝上栖息，长着尾巴，在身上抓跳蚤！而猪，是一种安静善良的动物，特别是当它们吃饱了的时候……”

　　卡尔塔绍夫是属于那种没有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幸运儿。总是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妨碍他把自已的思想有逻辑地阐述出来。比如现在，他又不得不中断自己的议论：戴着高筒僧帽的威严的大主教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这位是安东尼大主教，这位是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卡尔塔绍夫介绍道。

　　“十分荣幸！”安东尼的声音低沉，他那雪白的长须垂在胸前，在僧帽上缀着钻石十字架和镶满了宝石的椭圆形圣母小像，这使他显得庄严漂亮。

　　这就是他，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那个想在全俄大屠杀中充当执刀人的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

　　现在我明白了大主教为什么渴望主持俄罗斯东正教会。不言而喻，一个仪表堂堂的大主教竟把牧首的宝座让给了相貌丑陋的吉洪，这实在令人寒心。无可奈何，这是命运的安排。

　　主教公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与安东尼相比就逊色多了。粗鲁和不修边幅的沃斯托尔戈夫穿着长筒皮靴；腿短而肥胖的克罗托夫曾是最神圣的东正教主教公会的法律顾问；饱受痛风病折磨的有些神经质的奥尔苏菲耶夫伯爵，时常用手帕去擦眼睛，这几个人怎能同安东尼相比呢！

　　难道只有那位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才能……可是他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站在一边。他讨厌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沃斯托尔戈夫和奥尔苏菲耶夫。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厌恶他人是一种罪过，尽管他尽量克制自己，但是做不到。这就使他更加苦恼。

　　“象季米特里这样的人活在人世间也太难了！”我思什道，“可是，他又能到哪里去生活呢？难道去边远的修道院……可是过一二年这样的修道院还会剩下多少呢？筑起什么样的墙才能抵挡住尘世间涌来的浪潮呢？隐士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已不再去追求和向往它了。

　　据我所知，根据季米特里本人的请求，不久后，他就不再负责掌管牧首法衣圣器室的事务了。他打算到瓦拉姆修道院或到索洛夫卡去为人间的罪孽祈祷。好吧，愿他一帆风顺！

　　此时，卡尔塔绍夫内心的乐观主义、悲观主义、实用主义、纯理性主义的争斗已被对苏维埃民警局所承担的责任所代替。他对达尔文理论和自己的哲学观点做了充分的发挥。他的科学知识和对历史事实的无所不知使主教公会代表团的成员们感到震惊。

　　沃斯托尔戈夫得意地哼哼着，微张着嘴，象是要就着雅罗斯拉夫尔的腌鲜黄蘑喝下一杯久已盼望的香橙甜酒似的（“啊，我的圣母，布尔什维克把俄国搞成什么样子啦！”）。至于奥尔苏菲耶夫伯爵，由于卡尔塔绍夫顺便提到了他那光荣的祖先——在彼得大帝时代在皇室侍从长的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奥尔苏菲耶夫和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时代任御前大臣的亚当·瓦西里耶维奇，使他深受感动和宽慰，甚至连安东尼眼角的皱纹也舒展了一些。

　　所以，当沃尔在宁给我暗示，让我离开办公室到隔壁房间去接博林打来的电话时，除了季米特里，其他人谁也没有注意。

　　博林向我报告说，对克贝尔的审讯已结束。

　　“顺利吗？”

　　“是的。”他一反常态，明确而肯定地回答道。

　　他提到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瓦西里·梅斯梅尔男爵。

　　“这就是说，男爵目前应该在莫斯科，对吗？”

　　“完全有可能，”博杜说，“当然，如果他还没有离开……”

　　他又问道；“需要我回去吗？”

　　“不，彼得·彼得洛维奇，先不用。在我们把全部情况查情之前，你们把克贝尔周围的人搞清楚。”

　　我向苏霍夫、沃尔任宁和阿尔秋欣下达指示后，又回到原处。

　　季米特里象先前一样仍站在窗户旁；奥尔苏菲耶夫的手里揉搓着手帕，向洋洋得意的卡尔塔耶夫打听着什么；克罗托夫、沃斯托尔戈夫和安东尼正在看被我们没收来的传单，我故意把这些传单放在显眼处。在这些传单上放肆地渲染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的不幸命运。

　　安东尼看见我后，两眉紧蹙，眼用射出一道怒火，似乎要把这些传单烧成灰烬。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出，大主教满腔怒火。

　　“太令人不快了！”沃斯托尔戈夫叹了一口气，倒换着双脚。

　　“应当受到谴责。”安东尼郑重地说。而我又加了一句：“不仅是谴责，还要由法院来审理。如果这些传单的作者还不停止活动的话，他们将会因诽谤苏维埃政权而受到起诉。我们正在调查……正如您所知道的，秘密迟早都会公开的。”

　　“只是经常和过后而已，”安东尼老练地对我说。

　　“可能是这样，大主教阁下。但是，不管怎么说。您的采访和有关这里的一切消息，”我把房间环视了一遍，桌上摆满了教堂用具，“再过一天将刊登在全国所有的报纸上……”

　　捕鼠器的小门“啪”地一声关上了。

　　“要登报吗？！”沃斯托尔戈夫被刺疼般地叫了起来，仿佛喝下的不是一盅斯米尔诺夫的烧酒，而是松节油或更难咽的东西。奥尔苏菲耶夫伯爵急急忙忙把手帕塞进衣袋。

　　“应当怎样理解您的话呢？”

　　“照原意，伯爵大人。”

　　只有安东尼不动声色。他漫不经心地把我递给他的要登报的一则消息扫了一眼。

　　“努，怎么……”安东尼望着我，辛切地问道：“您没有在骑兵里服过役吗？”

　　“没有这种机会。”

　　“那太奇怪了，您可有老骑兵的风度……”安东尼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至于看到的情况，您可不必怀疑，我们将如实地全部地向主教公会报告。我们将共拿我们那苦难的心灵在这里感受到欢快。”然后他又换了一种口气，说道，“至于传单嘛……传单，这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原谅那些误人歧途而无意中犯下的罪过，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我不敢向您进言，不过请您务必意识到，看来，不会再……”

　　我再一次地确信，俄国教会失去了一个象安东尼这样的有才能的牧首。

　　卡尔塔绍夫好象这时才嗅到火药味。他可以继续发表自己的哲学见解和给主教公会的成员们讲笑话，可是他们突然急着要走，于是，卡尔塔绍夫也起身告别，同他们一起走了。

　　“当然，满意了吧？”季米特里冷笑道。

　　“每一个处在我的位置上的人都会这样做的。”

　　修士大司祭眼里充满了痛苦，声音低沉：

　　“‘尘世茫茫，一切皆空’，”他忧郁地援引《耶酥言论集》一书中的警句“‘有过的，将来还会有；发生过的，将来还会发生。太阳下没有任何新生之物。常有这种情况，人们说：注意，这是新生之物；可它在我们之前，已存在多少个世纪了。”

　　修士大司祭能背下整本《耶酥言论集》。我急忙把话题转到移交保藏法衣和圣器的约柜的仪式上。这不用商量多久，而后我说，“那个参与盗窃牧首法衣圣器室的人被杀死，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他是被吊死的……”

　　季米特里划着十字。

　　“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消息？”

　　“出于个人目的，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是地球上一个既狡猾又自私的人。我说话都是有目的的。问题在于，死者被害前不久曾在戒酒协会里见过另外一个人……”

　　“见过谁？”

　　“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贝尔。”

　　“您想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呢？”

　　“真相。”

　　“那可大多了。列昂尼德。”

　　“您知道那次会见吗？”

　　“知道。他们见了好几次。”

　　“见面的目的是什么？”

　　“盗窃者想把偷去的宝物还给教会。”

　　“赎罪吗？”

　　“不是，他想获取相应的报酬。”

　　“也就是说，把从教会里偷来的东西再卖给教会吗？”

　　“是的。”

　　“结果怎么样呢？”

　　“我拒绝参与这种亵渎神灵的交易。”

　　“所以就声明要回到修道院去，是吗？”

　　“是的，”他证实道。

　　“纯洁的心灵，有远见，……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仿效您的榜样，不是这样吗？”

　　“请原谅，列昂尼德，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克贝尔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归根结底这毕竟是教会内部的事务，我们不打算于预。我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除了牧首法衣务器室的宝物，被窃的还有另外一些存放在那里的珍宝……”

　　修士大司祭那长长的手指快运地拨动着深色琥珀念珠。

　　“瓦西里·梅斯梅尔知道被害者的想法吗？”

　　又是一阵沉默。

　　“关于这点，顺便说一句，克贝尔也告诉了我们。拒绝回答——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季米特里走到桌子前，拿起金约柜，重又把它放到桌子上，然后在沙发椅上坐下。

　　“那个不幸的人不是梅斯梅尔杀害的……”

　　他弓背坐着，缩着双肩。年迈而体弱的老人不愿被这个事件所牵连……

　　说老实话，我们再没什么好说的了。沃尔在宁探头向门里张望，当我来到走廊上时，水兵对我说，瓦西里·梅斯梅尔同一个陌生人现正在老梅斯梅尔的家里。行动小组正准备出发，我检查了自己的白郎宁手枪，把子弹压进枪膛，关上了保险。

　　“有汽车吗？”

　　“在门口等着，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们马上出发吗？”

　　“立即出发。”

　　“已经从四面把住宅围住了，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现在他跑不掉了。”不知何时从黑暗中冒出来的苏霍夫说。

　　马达发动了，汽车里又挤又冷，散发着浓烈的汽油味。

　　“加速，小伙子！”阿尔秋欣对司机说。

　　马达吼叫，我们冲出了大门。在我的身后，一个赤卫队员紧挨着我的后脑勺子喘着粗气。

　　四

　　子弹打在墙上，溅了我一身灰士。我只听见一声枪响，然而是打了两枪：大门上留下了两个弹孔，从室内透出了灯光，他们没有关上过道的灯。看来，是同时开的枪，因为只听到一声枪声。

　　苏霍夫的脸色苍白。他严峻、询问似地望着我：好象在说；无论如何都应当采取行动了，怎么干都行，重要的是行动。

　　又是一声枪响，又扬起了一阵墙灰士，又多了一个小窟窿。他们满怀仇恨……

　　门板上透亮的小窟窿消失了，过道的灯熄灭了。难道想溜走吗？这不可思议，不过，在某种情况下，人是会不由自主地干蠢事。

　　“你听着，梅斯梅尔！”我大声喊道。“你听见我说话吗？”

　　“听见了。”

　　“我劝你打开门，放下武器。”

　　“你拿什么作交换条件？”

　　的确，用什么作交换呢？

　　“我保证你的人身不受侵犯，不仅是你，还有你的那位朋友。”

　　“送法庭吗？”

　　“是的，交革命法庭审判。”

　　又是一枪，可是打的很不准，男爵把枪口抬高了，子弹打到天花板上了。

　　“等一下再开枪，我还没有讲完。我想提醒你，这次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肯定溜不掉的。你不仅使自己面临危险，还要牵连房子里的其他人，其中包括你的父亲，梅斯梅尔！”

　　回答的是一阵辱骂。别看男爵生在异国他乡，然而却能熟练地用俄语一句接一句骂出许多脏字眼儿。沃尔任宁说：

　　“真象个水手骂大街，该把他娘挂到绞盘上去！”

　　“这个先生的脑子挺好使嘛！”阿尔秋欣接着水兵的话头说，他的帽子上撒满了白雪般的墙灰。

　　苏霍夫拉开了卡宾枪的枪闩，但我摇了摇头。那两个人我要活的。噢，不一定两个，就是一个也行……

　　这种局面真难以应付。让自己人挨枪子吗？这太愚蠢了，就象雷恰洛夫说的，那是白白送命；等他们把子弹打光吗？太久了，也有失我们的尊严……

　　我拿起苏霍夫手中的卡宾枪杆，用枪托打掉了头顶上的灯泡，碎玻璃片犹如雨点般地落到地板上。然后我抡起枪托使出全身力气朝门砸去，想借助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砸开门锁。从传来的金属撞击声我明白了，枪托打在了铜把手上。

　　又是一阵枪声，子弹从我耳边飞啸而过。

　　“让我来，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阿尔秋欣低声说，从我手中夺去卡宾枪。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当门板发出断裂声时，啪地响了一枪……

　　在人体向前的压力下，门板朝里，朝黑古隆洞的房间里砸下去。轰隆一声门板砸在地板上，门板破裂了，嘎吱作响。

　　沉重的呼吸声，脚步声，有人在喊叫。

　　看起来，不会再有枪声了。难道开过枪吗？真见鬼！

　　我碰到了什么东西，差一点儿被绊倒。脑子里突然一闪：他溜了！可是往哪儿跑呢？无处可逃——整个房子已被赤卫队员们包围了。

　　沃尔任宁用那宏亮的声音叫骂着。

　　“灯！”我说，“把灯打开！”

　　“要是能找到开关的话，早就打开了。”在我身边响起苏霍夫那平和的声音，“你不记得开关在那面墙上吗，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这个问题听起来是十分可笑，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放声大笑。

　　不知是谁划着了火柴。

　　我感到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过道里灰尘飞扬，又闷又热，我机械地解开了大衣扣，顺便在大衣上擦干了沁满汗水的手心。突然，明亮的灯光刺得眼睛作疼。

　　“啊，我的妈呀！”沃尔任宁吓得大叫一声。

　　我看见地板上，在倒下来的门板旁坐着一个人。不由自主地闪向一旁，以免踩着他。

　　那个人盘腿坐在地板上，把脸藏在两腿之间，象是羞于见到什么似的。

　　头顶上，在高高的雪白的天花板下面，有个小东西在倔犟地嗡嗡叫。怎么，会是苍蝇吗？或许这只是幻觉吧？不，不象是幻觉……

　　“苍蝇，”阿尔秋欣说，“可恶的家伙。冬天的苍蝇是奔死人去的，历来如此……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在哪儿见到苍蝇——哪儿肯定有死人……非常灵！听，它扑扇着翅膀嗡嗡叫！”

　　三名赤卫队员走了进来。一个老赤卫队员四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走到我跟前。

　　“第二个人没找到，他们是两个人，搜查一下所有的房间。”我命令道。

　　“都会抓到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他能往哪儿跑呢？无处可跑。走吧，弟兄们！干吗站着不动呀？怎么，没见过死人吗？”

　　过道里只剩下了三个人；我、沃尔任宁和死者……

　　水兵呲着金牙。

　　“梅斯梅尔自杀了……贵族的血统，典型的白匪军！”

　　“这是梅斯梅尔吗？”

　　“正是他本人，男爵……”

　　沃尔秋欣揪住死者的头发，把死者的头拾了起来，以便让我看请面孔。我们搜集到了一大捆男爵的相片，这确实是梅斯梅尔，没有疑问。男爵朝着自己的嘴巴开了一枪，腮帮子和嘴里满是鲜血。一只眼睛瞪得很大，而另一只却眯缝着，仿佛在使眼色：“科萨切夫斯基，你抓到我了吗？我象个小圆面包……上一次从你手里溜掉了，而这一次……没有死于你的子弹，而是自已的，你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我又从你手里溜掉了，科萨切夫斯基，第二次溜掉了！”

　　水兵放下死者的头，他就象坐累了似的，软绵绵地向一边倒下去。

　　“搜查一下。”

　　沃尔任宁把尸体仰面朝天放下，解开上衣袋。他在制服上擦干净了被血弄脏的手指，递给我一张角上盖着银色花字①的厚实的淡黄色的纸。这是一封信。

　　【 ①花字是以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家族标记。——译者注。】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阁下！”我读道，“我很遗憾被迫接受了这个令人沮丧的任务。不必提醒您，托付给您的那笔‘钻石基金会’的财产要用于何处。但是，为了完成基金会理事会理事们的托付，鉴于您也了解的局势，为实现我国君主专制制度——这个神圣的崇高目的，他们献出了自己世代相传的珍宝。阁下，请允许我再次提醒您，托付您照管的这笔财产是用于两个目的；把皇室成员从监牢里解救出来，以及为俄国南部地区的解放运动提供资金……您推托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珍宝被盗是没有道理的。理事会的理事们不仅不能为您开脱，如同他们所指出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请原谅我的直言不讳，不能因上述情况减轻您对祖国的罪责……”

　　依我看，死者有愧于嘱托。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我总算弄清楚了，为什么让这位男爵保存“巴图林斯基的汤盘”、“双御座”、“金马可”、“朝圣者”、宝石项链“十二个月”、胸针“北方之星”以及其它珍宝；为什么有些东正教徒极其关注这批珍宝的命运；为什么季米特里出来阻挠，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也都不说自明了。

　　结果是，由于萨拉托夫省的两名惯窃而使俄国教会的希望和骄傲，南方的白匪军队丢掉了经费，只剩下空想。

　　糟糕的是，梅斯梅尔偏偏把“钻石基金会”的全部珍宝存放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在辽阔无际的俄国土地上难道就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地方吗？！男爵太疏忽大意了……后来发生在贝蒂别墅里的谋条··捷运的扒手德十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岂不是成了阴谋复辟君主专制政体的牺牲品了吗？

　　是呀！……这多么有趣，没什么可说的！

　　男爵得意的过早了，你永远不用向“钻石基金会”理事会做任何解释了，是这样，然而，你却没能从我手中溜掉，没有溜掉……

　　可是，我仍然为梅斯梅尔感到惋惜，我总是可怜那些盲目死去的人。将军吃力地拖着两腿走近儿子的尸体，毡子便鞋的鞋底发出沙沙的声音。侍女搀扶着他，帮他弯下腰去，可是没能抓住他，将军顺地一声膝盖磕在地板上。老头子把脸贴在死者的胸口上哽咽着，侍女也在哭泣……

　　“请进来一下，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阿尔秋欣对我说，他一只手拎着卡宾枪，另一只手扶着一扇开着的门，这个门通向称之为“育马房”的那间屋子。

　　同先前一样，墙上的阿拉伯良种马、顿何种马、瑞典和马都在炫耀那健壮的体魄……沙皇尼古拉二世从像框里用谴责的目光盯着我，他不喜欢别人在他耳边开枪射击。不过，皇帝好象不是盯着我，而是睨视着对面墙根下的无政府大厦的警卫队长的助手李图斯——象捆皮箱似的把他用皮带捆得紧紧的，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人，”阿尔秋欣说着，用枪身碰了一下李图斯。

　　李图斯用胸膛推开枪身，被绑在身后的两手使劲地往外挣。

　　“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抗议！”

　　“呶，呶，别发火，李图斯。”

　　“我要求立即松绑！”

　　“用不着大吵大嚷，我不是聋子。”

　　“革命者绑捆革命者，这太……”

　　“你别乱踢乱踹。”站在他身后的赤卫队员　　道，“事情是这样的……太黑了，看不见。”

　　“要松绑吗？”还是那个赤卫队员问。

　　“松开他。”说完后，我又问了一句：“说实在的，李图斯，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耸耸肩膀。

　　“联盟要尽到自己的职责。既然我们答应帮助你们找寻珍宝……”

　　“明白了。”我点了点头。

　　他揉了揉麻木的手，正了正领带，又摸了一下眼睛底下的青伤，皱着眉头问道：

　　“我，当然，是自由了？”

　　“差不多。”

　　“什么？”

　　“我想说，到刑侦局谈话后，就会彻底弄清的。”

　　“你们要逮捕我吗？！”

　　“你这是怎么啦，李图斯！我只是高兴同你继续保持联系，难道我们没有值得谈的吗？”

　　李图斯开始打官腔了。

　　“那么请你通知联盟秘书处一声。”

　　“关于这一点我同你去刑侦局谈吧。”我和蔼地说道。

　　“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已故的妈妈喜欢说，为了几句笑话就把脑袋拧了下来，可后来怎么也没法把它按上去了……”

　　“有火药味吗？”我问正在检查李图斯手枪的苏霍夫。

　　“有的。”帕维尔肯定说，“弹夹里少了三粒子弹。”

　　“请问，这该如何解释呢？”我问李图斯。

　　“梅斯梅尔骗我说，强盗要破门人室抢劫……”

　　“李图斯，不应当说死者的坏活。”

　　“算了吧，带我走！”他气冲冲地说。

　　“看见了吧，只要愿意，总是可以谈受的……”

　　……在我的办公室里他恢复了常态，舒适地靠坐在沙发上，吸着烟，说着俏皮话。

　　“缝补费用刑侦局承担吗？”他抬起胳膊，让我看撕裂了的夹克衣袖。

　　“不仅缝补费用，而且还有医疗费用。”

　　“这是你们那位大个子给了我一下……呶，就是那头熊，他叫什么名字？”

　　“是阿尔秋欣吗？”

　　“就是他，拳头真厉害……可你，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是个善良的人。缝补费和医疗费……假若我可以给自己选择爸爸的话，那我一定会选择的，出多少价钱都行，甚至苏哈列夫卡市场上的黑市价……”

　　“你的香烟是在那儿买的吗？，

　　他递给我一包扯开口的香烟。

　　“闻到香味了吗？”

　　“我是个外行。”

　　“遗憾，太遗憾了……不，这不是苏哈列夫卡的货。亲爱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这样的香烟，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彼得堡，你都找不到。这是被打得粉碎的旧制度掉下来的金碴子……这种香烟是专为别的什么人……我不知道……不过，现在只有李图斯吸了。这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从格里亚兹诺夫工厂没收来的。你瞧这商标——‘巴黎’。你从来没到过巴黎吧，亲爱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刑侦局的人员到过贝蒂别墅，李图斯……”

　　“什么别墅？”

　　“贝蒂，在克拉斯科沃，普里列达耶夫就是在那儿被杀害的……”

　　无政府大厦警卫队长的助手的那双明亮的眼睛露出不解的神色，强装笑脸……

　　“李图斯，杀死德米特里的凶手中有一个人是吸‘巴黎’牌香烟的，”我平静而又断然地说，“他的吸法和你一样……”我从他手里拿过烟蒂，“看见了吗？”

　　“别再折磨我了，亲爱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李图斯，还继续扮演白痴吗？你是个卑鄙的家伙，可不是傻瓜，或许是我看错了吗？”

　　“你搞错了，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没有任何人会同意你枪毙一个老政治犯。”

　　“枪毙的事我们还有时间谈，李图斯！”我说，“暂且先……”

　　在办公室里立即对李图斯搜身，搜查得很仔细，每一道衣缝都摸过了。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匣子和小盒子，里面装着用棉花裹着的蓝宝石之王“苦行僧”和缟玛瑙红宝石“特级公爵”。直到这时他才向我要纸写自供状。

　　李图斯一直写到深夜三点。他撕去写好的几页，又开始重写。

　　台灯那忽明忽暗的灯光照在伏案写供状的无政府大厦警卫队助手的平后脑勺上。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写好的材料越来越多……

　　劳累了一整天的赤卫队员拄着步枪站在门口。阿尔秋欣背靠着沙发睡着了。睡梦里还在笑。看来，他又梦见了使其不得安宁的金牙，将来他的金牙会使萨马尔斯克的姑娘们大吃一惊。

　　帕维尔·马霍夫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

　　许多威严的哨兵在屋外站岗，这是一九一八年三月的一个夜晚。

　　季·勃·李图斯公民写给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同志的说明材料（摘录）

　　（关于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一案）

　　我，无政府大厦警卫队长的助手，政治信仰是无政府——共产主义，我是一个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老战士。一九一二年因开枪打死杀害革命者的刽子手警察中校巴尔苏科夫被沙皇的法庭判处死刑。我季·勃·李图斯，就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和反革命地下组织“钻石基金会”一事做如下声明。

　　我是在去年十二月才知道有“钻石基金会”这个组织，它拥有价值数百万的珍宝。这件事是无政府大厦警卫队长费多尔·格雷兹洛夫告诉我的，而他是从穆拉托夫（老爷子）那儿听来的。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和国际无政府主义的老活动家“老爷子”，因无端被怀疑参与了枢密院大厦珍宝被窃一案，而在彼得格勒被捕。穆拉托夫曾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①里，当时这里关押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犯：前部长赫沃斯托夫、博尔德列夫将军和其他人。

　　【 ①彼得保罗要塞：在列宁格勒涅瓦河右岸。１９０３年为彼得一世所建。１８世纪沙皇政府把彼得保罗要塞变为一座制度非常严酷的政治监狱。——译者注。】

　　老爷子很快被解除嫌疑。

　　“老爷子”在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出席了政治犯举行的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将与奥地利一日尔曼的资本家鞲和问题。

　　布尔什维克拟定的决议书在彼得保罗要塞是极不受欢迎的。

　　这次讨论会的组织者，消灭拉斯普廷的直接参加者、前国家杜马的成员波·姆·普里什克维奇在分析了这次和谈可能给俄国带来的恶果后，建议政治犯们签署一项同奥地利——日耳曼人决一死战的声明。“我们声明，”他说，“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较，派我们到前沿阵地同人侵者浴血奋战，当男护士，还是当炮灰——都时刻准备着。”

　　在普里什克维奇公民之后，穆拉托夫发言说，尽管政治立场不同，但是决然感到高兴，因为讨论会的参加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一致。“老爷子”说，在他离开囚房时，他对志同道合者发誓，保证把他们的意见带出去，使其在俄国和国际计会生活中发挥作用。

　　看来，穆拉托夫的这番话引起了乌瓦罗夫公民的误解。乌瓦罗夫曾任伊尔库茨克省的检察官，后来还当过托波尔斯克省的副省长，他刚来到彼得保罗要塞。还不认识穆拉托夫。

　　乌瓦罗夫以为“老爷子”是保皇党人，因此就请他把一封信转交给他妻子的堂兄瓦·格·梅斯梅尔上校。上校住在彼得格勒塔夫里奇公园对面的别捷里尼科夫家里。

　　开始穆拉托夫拒绝了。他说，他只能接受乌瓦罗夫交于的不违背自己目标的委托。乌瓦罗夫说服穆拉托夫，要他相信，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和事业。他，乌瓦罗夫，还有梅斯梅尔已献力这一事业，并得到了皇帝的赞杨。这时“老爷子”明白了，这个新伙伴是某个保皇派组织的成员，于是，同意转交这封信。

　　信是用密码写的。穆拉托夫请自已在彼得格勒懂密码的同志帮忙，破译了这封信。他的推测没有错：保皇组织“钻石基金会”是由贵族和钻石业大资本家组成（它的名称也由此而得），早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前，就已经在彼得堡成立了，宗旨是解救皇室成员。乌瓦罗夫是“钻石基金会”理事会的成员，同尼古拉·罗曼诺夫在托波尔斯克的亲信保持着联系，而瓦·格·梅斯梅尔是金库主任。

　　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审讯萝·德·什捷伦公民的记录（摘记）

　　（关于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一案）

　　无政府主义者小组莫斯科联盟的绝大多数成员不赞成布尔什维克同德国帝国主义的和谈。

　　我们的出发点是，革命的战争不仅仅是合乎意愿，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和谈将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解除革命群众的武装。所以联盟非常重视建立无政府主义者的自愿纠察队，后被称为黑卫军。

　　这时，我们经常碰到当权者们人为地制造的各种困难，这是出于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不信任。我们无法拿到足够数量的武器、弹药、装备、药品，并缺少巨额资金去购买它们。

　　当时，根据“老爷子”的情报，“钻石基金会”握有价值数百万金卢布的珍宝。弄到这批珍宝，一方面可以消除保皇分子对革命的危害，（“钻石基金会”是反革命分子的信贷银行）同时这也符合一切革命力量，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的利益。此外，我们得到如此巨额的珍宝，就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筹建志愿纠察队所遇到的财政困难。

　　因而，“老爷子”提议秘密地弄到这批珍宝（否则要落到国家政权机关手里）时，原则上没有遭到反对。但是在行动中却遇到了实质性的困难。

　　季·勃·李图斯公民亲笔写给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同志的说明材料（摘录）

　　（关于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一案）

　　……当三名彼得格勒的工人战斗队队员到彼得里尼科夫家中去找瓦·格·梅斯梅尔时，才发现，他已出门了。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彼得保罗要塞的某个囚犯对乌瓦罗夫讲了赫·西·穆拉托夫的情况，而这位“钻石基金会”的理事又及时提醒了自己妻子的堂兄，那就不得而知了。可是不管怎么说，后来我们得到了情报，说是上校现在在英格兰大街，布加列夫家；还有消息说，梅斯梅尔已由“钻石基金会”的另一名理事陪同去莫斯科了，很可能，也把珍宝带走了……

　　因而让我弄到这批珍宝的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当时梅斯梅尔已顺利地把“钻石基金会”的财富交到法衣圣器室保存起来。”

　　由此在十二月底或一月初，根据费奥多尔·格雷兹洛夫的提议，讨论了把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全部珍宝搞到手的问题，鉴于警卫松弛，看来，不会遇到麻烦。但是考虑到萝·德·什捷伦的极力反对，她说，此事不仅带有道德方面的，而且还有政治色彩，于是决定放弃这次行动。

　　莫斯科市民警察局苏维埃副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审讯萝·德·什捷伦公民的记录（摘录）

　　（关于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一案）

　　我赞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按其政治信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格同志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发表在《海燕》报上的那篇文章“分离，共战”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我认为，尽管同布尔什维克有许许多多原则性的分歧，但是归根结底，我们同他们有共同的理想，从我们的观点看，他们企图通过一条错误的道路——通过国家组织，达到这个理想。

　　布尔什维克，做为一个革命的政党，自然要遭到各种派别的反动势力的攻击，而这本身就证明了它的真正革命性。在这种情况下剥夺收藏在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是为了何种目的，只能为反动势力所利用，以达到中伤革命和中央委员会名誉的目的。

　　此外，鉴于有关教会与国家分离和教会财产转归苏维埃政权的法令颁布了，这样，问题就不仅是剥夺教会的财产（在这种特定的局势下，教会只会欢迎这样做），而是去剥夺全民的财宝，那也就是反革命行为。

　　所以我不仅反对占有法衣圣器室的珍宝，而且提议把有关“钻石基金会”的情况报告给捷尔任斯基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再则，在当前局势下，对我们来说，它的价值实际上已失去了。

　　可是“老爷子”在同意我的意见的同时，却声明“钻石基金会”的财产只是暂时存放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它一定可以转到我们手中，因此把“钻石基金会”的情况告知肃反委员会尚为时过早，况且莫斯科联盟日益感到需要大量的物资和武器，这一切都是反对全世界的压迫者，取得革命战争胜利所必不可少的。

　　季·勃，李图斯公民亲手写给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同志的材料（摘录）

　　（关于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一案）

　　报纸上登载了关于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正如我们所料，“钻石基金会”的财富也被一起窃走，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不幸和突如其来。“老爷子”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萝·德·什捷伦的头上，“她只图两手干净，可付出了几百万的代价，为了这双手，倒要把脑袋搭进去。”

　　他对此很恼火，让我和格雷兹洛夫立即找到偷珍宝的那个家伙，并从他手里把失窃物品夺回来（萝·德·什捷伦完全被排斥在此事之外，因为“老爷子”认为她是个“脱离实际的理论家”，“过于书生气地对待革命）。

　　尽管我们马上行动，但搜寻工作拖了下来。为此“老爷子”担心刑事侦查局会赶到我们前头，珍宝会落入国家机关之手。然而，在您走访了无政府大厦之后，他又有些安心了。尽管您，正如所料，没有摊出手中全部底牌，然而，却清楚了；您暂时尚未掌握任何具体材料，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偷走了法在圣器室和“钻石基金会”的珍宝。

　　谢苗同志，尽量不让他知道我们行动计划，然而，他被预先告知，他所获知的全部消况应首先报告“老爷子”，而不是刑侦局。

　　在您走访后第三天，格雷兹洛夫打听到了偷窃珍宝的人，但不是从谢苗同志那儿知道的，是从“无党派者协会”的积极分子、西特洛夫卡市场上的米哈依尔·比留科夫（米什卡·穆霍莫尔）那儿探听到的。他到无政府大厦找格雷兹洛夫，请求帮助他到普斯科夫去，好象是去看望亲戚、当谈到法衣圣器室被窃时，比留科夫说，去年十二月萨拉托夫省的销赃贩子保克曾找过他。保克从前曾在西特洛夫卡市场开过铺子。保克让比留科夫同他一起去偷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珍宝，并研究了行动计划。可是，不久比留科夫因抢劫库兹涅茨桥的商店一案而被捕。这样，保克就把“这笔买卖”交给了萨拉托夫省的老乡。具体是谁，比留科夫也不知道，但他答应向西特洛夫卡市场上有名的销赃贩子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马霍夫打听一下。第二天他告诉格雷兹洛夫，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是来自萨拉托夫省的刑事犯普里列达耶夫兄弟偷走的。马霍夫认为，这兄弟俩在得手之后，就携带珍宝回到的萨拉托夫。可是比留科夫告诉格雷兹洛夫说。不是这么回事，仅仅几天前他还在谢列比辛斯基巷子里见到过小普里列达耶夫，在那儿住着他的一个姘妇叫马露哈，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要他对这次见面守口如瓶，尤其不能让马霍夫知道。

　　当谢苗同志来找格雷兹洛夫并告诉他，刑侦局带走了米什卡·阿尔斯塔温、普什卡和“混合体”，而马霍夫打算留下欠他“旧帐”的保克做人质。我们已经知道，德米特里在克拉斯科沃长期租下了贝蒂别墅，我们还了解到，他找不到能成批买下赃物的买主。于是，他就试图通过法衣圣器室珠宝匠把珍宝卖给教会和“钻石基金会”的金库主任梅斯梅尔，一旦这么行不通，就带上珠宝到彼得格勒去，卖给有钱的外国人。

　　费多尔·格雷兹洛夫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您同马霍夫见面。他让自己人同马霍夫谈判和干掉保克和普里列达耶夫，不让刑侦局插手这件事。但是“老爷子”不同意他的意见。他说，被窃的珍宝反正不能全部装进联盟的保险柜里，因为马霍夫认为自己效过劳而要求分得部分珍宝。而且刑侦局以及许多其他人将会知道我们参与这一事件，刑侦局大概已经通过阿尔斯塔温、普什卡和“混合体”找到了马霍夫，势必也会盯上我们。“这样做还为时过早，”他说，“只有在你一只手握刀时，才能扯住狼尾巴，举刀一下子割断它的喉咙。当前采取此类行动只会成为布尔什维克消灭黑卫军的借口，而黑卫军由干组织不力和缺乏武器根本无力反抗。这对第三次社会革命无疑是不利的，”他说，“不能为了一颗芝麻，而丢了西瓜”

　　穆拉托夫提出，不干涉您同马霍夫见面，以及刑侦局在萨拉托夫省的行动，并利用这段时间杀死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夺回藏在贝蒂别墅的珍宝。他说，根据以前得到的情报，大部分法衣圣器室的和“钻石基金会”的财宝都握在德米特里手里。

　　在克拉斯科沃的行动，让我、费多尔·格雷兹洛夫和从无政府大厦警卫队的三名队员去执行。

　　根据“老爷子”的指示，杀死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后，要造成自杀的假象，应当完全排除无政府主义者与此案有牵连的一切嫌疑。

　　我们把从贝蒂别墅搞到的珍宝连夜运回无政府大厦，后来又搬运到私邸的地下室里。这幢私邸在没收前归洛巴诺娃一罗斯托夫斯卡娜所有（杜尔诺夫大街一号），现在被无政府主义的游击队占据。

　　为尽快地把珍宝转换成现钱，决定利用死者生前的关系网，其中包括同“钻石基金会”金库主任的关系。我以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的代表的身份去找过瓦·格·梅斯梅尔，并随身带了几颗宝石。这些宝石在刑侦局搜身时被找出—……

　　莫斯科市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审问萝·德·什捷伦公民的记录（摘录）

　　（关于克里姆林宫牧首法在圣器室被窃一案）

　　问：你事先知道要杀害普里列达耶夫吗？

　　答：不知道。

　　问：为什么没有告诉你呢？

　　答：我不知道。

　　问：你是怎么看的？

　　答：看来，他们认为我会反对的，因此不想找麻烦。

　　问：你对这种举动抱何态度？

　　答：持否定态度。从政治角度看——这是冒险主义，有原则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会这么干的。

　　问：从道德观念上呢？

　　答：是卑鄙的勾当。

　　问：这批珍宝藏在洛巴诺娃一罗斯托夫斯卡娅的旧居，如你所知，现在那里住着无政府主义者游击队。你愿意帮助我们从那里把这批珍宝弄回来吗？

　　答：我要考虑一下。

　　问：这需要时间……你看见停在院子里的两辆汽车吗？我现在就要出发……你说一句，行还是不行吧！

　　答：行。

第十章 尾声

　　彻夜不眠对苏霍夫毫无影响，他仍然精神饱满、衣着整洁，甚至有些郑重其事地把台式电话听筒递给我。

　　“是雷恰洛夫吗？”

　　“不是，是卡尔塔绍夫教授。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对新消息感兴趣。我说过，会有新消息的……”

　　阿尔秋欣躺在沙发上，用皮大衣蒙着头睡觉，有节奏地打着鼾。萝扎装出读报的样子，沃尔任宁在她面前摆上了一杯茶和一碟糖。我甚至不知道在我们这里还有茶杯和碟子，他自己是用铁缸子喝茶。萝扎总是颇得水兵们的好感，不论是做为演说家，还是做为女人……

　　“我是科萨切夫斯基。早上好，卡尔塔绍夫先生！”

　　“我受修士大司祭阁下的委托……”

　　“我知道了。请转告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法在圣器室里的全部珠宝和‘钻石基金会’的部分财产已经找回来了。这些东西在我这儿放着。”

　　“是‘钻石基金会’吗？‘钻石基金会’是什么组织？”

　　“修士大司祭知道。”

　　‘在法在圣器室的陈列品中还有什么没找回来？”

　　“没有发现变石‘皇太子’和绿蓝石‘第一个叫安德列的人’，此外，福音书的金书匣已被化成了金锭。”

　　“其余的都在您那儿吗？”

　　“是的。”

　　“修士大司祭会感到欣慰的。遗憾的是，他来不及告知您，他今天就要离开……”

　　“今天？！”

　　“是的，先去彼得格勒，再从那儿去瓦拉姆修道院……”

　　尼古拉耶夫车站……我想起了加兰切夫卡，我曾和沃尔任宁一起见到过她。

　　听，铁轮的隆隆声，马的嘶鸣声，搬运工人的叫喊声，出租汽车的喇叭声和小摊贩们的声嘶力竭的叫卖声：“谁买面包啦！最好的小面包圈呀！”“阿尔扎马斯的大馅饼，阿尔特拉罕鲱鱼馅的大馅饼呀！”

　　在我的眼前闪过许多人的面庞：年轻的妓女、报童、机灵的出家人、皇家展览馆讲演台上的演说家……

　　“我请修士大司祭同您说话。”卡尔塔绍夫说。

　　“我要祝贺您，列昂尼德！”

　　“谢谢，祝您一路顺风，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他踌躇了一会儿，最后还是问道：“您对梅斯梅尔的情况一无所知吗？关于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

　　“不知道，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扯了个谎。

　　“那好吧，愿上帝保佑！”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

　　我把话筒放在镀镍支架上。透过挂在窗子上的洗干净了的衬衣，三月的灰白天空罩上了一层淡蓝色。这个不安宁的昼夜，把我弄得筋疲力尽。

　　“我被捕了吗？”萝扎·什捷伦问，她用报纸挡着脸，不让我看见她。

　　“当然没有。我们感谢你的帮助。”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

　　“请便吧！不过，依我看，你不必这么匆忙，无政府大厦里的人们对你的行为可能不理解。”

　　“联盟不仅是由李图斯和格雷兹洛夫组成的。”她冲动地说。

　　“这是显而易见的，那里还有一个‘老爷子’……”

　　此时此刻我不想进行政治辩论。然而，奇怪的是，萝扎没有吭声。

　　“最好还是喝点茶吧！”我劝道。

　　“谢谢。”

　　我回到刑侦局局长办公室时，看见博林带来的克贝尔正拿着放大镜坐在摆满珍宝的桌子旁施展自己的本领。他听到开门声抬了头，笑了，一个人感到幸福时才能露出这种笑容。

　　我从一张刊登着批准布列斯特和约消息的报纸上拿起一串项链。

　　“宝石项链‘十二个月’，是根德里科娃伯爵夫人的收藏品。”克贝尔一边呼叨着，一边提心吊胆地望着我在摆弄镶着金边的宝石。

　　珠宝匠在清点宝石，要列出一份宝石清单。他那又大又重的脑袋伏在办公桌上象钟摆似的晃来晃去……

　　看来，他觉得我的手指头过干笨拙和生硬，他小心翼翼地从我手里接过宝石项链，把它放在桌子上。

　　窗外人声嘈杂：有人在喊叫，有人在骂街，也有人在哭泣。这是民警把夜间围捕时抓到的刑事犯罪分子带了回来：强盗、杀人凶手、鸦片贩子、扒手、溜门撬锁的贼，买卖武器的、赌棍和骗子……在咆哮的海面上泛起了股股脏泡沫……

　　就这样，对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案的侦破工作结束了。至于“钻石基金会”组织和无政府主义分子——这不是我份内的事了……

　　“您列好宝石清单了吗？”

　　“是的，马上列出，”克贝尔说，“很快就交。”

　　到了坐下来写报告的时候了。雷恰洛夫喜欢按章办事。

　　结案报告的结尾部分没有让我花费太多时间，很快我们就从杜尔诺夫街一号的私邸里取回了被窃的珍宝……今天早晨，既没有使用音响效果和灯光就演出了一出戏。一切都干得静悄悄的，行动迅速、果断、令人惊叹。仅用了十几名赤卫队员，两辆装有机枪的汽车和萝扎·什捷伦……

　　“这是陪我一起来的同志，”萝扎说道，认识她的哨兵放我们进了前厅。

　　二十分钟后，我们从洛巴诺娃一罗斯托夫斯卡娅的私邸出来时，已带着两只旅行箱和一个安详地靠在盛放珍宝的铁箱上睡觉的水兵，他在自己的头旁放了一口袋手榴弹。水兵的自我防卫感很强，他是我们这支小分队的后卫，装做醉醺醺的样子，温存地搂着沃尔任宁的脖子。

　　我们把水兵抬到第一个转弯路口，而把旅行箱运到了刑事调侦局。一切顺利……

　　如同无政府大厦警卫队长的助于李图斯同志所说的，冲突结束，大地又沉默了，而那些女小贩们又搽脂抹粉地打扮了起来，士兵们玩起了纸牌……

　　是的，这次写的报告，与附在后面的珠宝情单不同．很简短。我当天就把它交给了雷恰洛夫。第二天这份报告带着批示退给了我：“1．退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请向全体参与追回珍宝的同志致谢，2．请奖给每个参加者两周的口粮；3．采取紧急措施寻找瓦·梅斯梅尔存放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一变石‘皇太子’和绿宝石‘第一个叫安德列的人’。”

　　前两条批示我立即就执行了，而第三条是在两年之后，当我被受命处理“钻石基金会”一案时才得以执行。那是另外一段历史了。

　　【全书完】